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實踐，使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透徹理解中國所處的時代，需要把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置於歷史維度與世界維度之中，才能真正領悟改革開放這一偉大實踐的意義。
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週年。站在這一年的歷史方位回顧改革開放40年、展望 “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需要把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置於歷史維度與世界維度之中來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重要講話中所指出的：“只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
歷史維度中的中國“四個四十年”
美國學者伊曼努爾·沃勒斯坦在《世界體系論》中認為，現代世界體系起源於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的歐洲，它可以被表述為“前所未有的一種社會制度”，“它像一個大帝國那樣幅員遼闊”，但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是一個經濟實體。在此意義上，世界的現代化過程可以被表述為現代世界體系從歐洲向世界其他地區擴展的過程。對應“中國之世界”，我們可以把現代世界體系稱為“國外之世界”。
在此意義上，1840年之後中國的歷史進程，可以大致分為五個階段：一是“睜開眼”，二是“醒過來”，三是“站起來”，四是“富起來”，五是“強起來”。改革開放的40年，大體對應“富起來”階段，前承“站起來”的階段，後啟“強起來”的新時代。可以發現，不僅“富起來”是一個約40年的進程，它之前的三個歷史進程也各為約40年，可以合起來看做中國發展變化的“四個四十年”。
19世紀50年代到1898年的第一個“四十年”是“睜開眼”的階段，一小部分中國人在這一階段開始了對現代化的認知。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外部世界入侵中國的開始，但中國對外部世界現代化性質的認知即“睜開眼”，需要從中國人睜眼看世界起算。被稱為“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代表作《海國圖志》於1852年出版完成，秉持“師夷長技以制夷”等主張的第一批近代思想家如馮桂芬等人的思想成型於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而1861年初，同文館的設立標誌著洋務運動興起，被歷史學界公認為中國自主近代化運動的開端。從19世紀50年代起對外部世界所具有的近代化性質的認知，是近代中國的“睜開眼”階段。
1898年到1938年的第二個“四十年”是“醒過來”的階段，走在前面的一部分中國人在這一階段進行了現代化方向的探索。1894年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洋務運動的落幕，但從“睜開眼”轉入“醒過來”要以更多的中國人凝聚現代化共識起算。1898年的戊戌變法儘管沒有成功，但卻是一次在全國“士階層”中有著廣泛共鳴的社會運動，並且有著改變現存制度的主張，可以認為，對中國社會來說，它是使得對現代世界體系有明確認知的人群擴大到知識分子階層的標誌。而1911年開始的辛亥革命，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都成為“醒過來”階段中的里程碑事件。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則是國民中的先進者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開始。
1938年到1978年的第三個“四十年”是“站起來”的階段，中國人民在這一階段走上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1938年，《論持久戰》發表，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覺醒，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論持久戰》發表之前，“速敗論”和“速勝論”隱含地將抗日戰爭的性質當作中日政權之間的戰爭，而非現代化背景下民族國家之間的全面戰爭。而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正是由於《論持久戰》，整個中國社會出現了中華民族意識大覺醒，中國人民認識到抗日戰爭的性質與明亡清興這樣的歷史截然不同，進而現代化成了每一箇中國人的事情，而非一部分人的事情，從而為中國“站起來”奠定了基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是中國“站起來”的標誌，從此，自主的現代化建設才有了展開的條件。自主的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使中國在工業、社會、教育、衛生等多個社會主要方面實現了“站起來”。
“富起來”的40年，可以看作是前面三個“四十年”的延續。拿賽跑來比喻的話，可以說這是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現代化”這個賽場上賽跑。中國用第一個“四十年”認識到自己並不在賽場上，用第二個“四十年”來入場，用“第三個”四十年來起跑，第四個“四十年”來追趕，終於來到了可以“並跑”的歷史新方位，並展現出獨特的魅力。
世界維度中的中國“富起來”
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新方位，回顧來時路，可以看到，“起跑”之後，“追趕”階段的高速度，來到“並跑”位置的關鍵。改革之初，中國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隨後的40年，約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均國民收入從1978年的160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超過8800美元，增幅約55倍；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8%增加到16%，增長8倍多，並且連續多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以上，穩居全球第一。從“跟跑”到“並跑”，在此，有一個重要的認識基礎需要釐清：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中國的具體實際和改革是內因，外資和國際市場是外因。
中國的改革歷程，其實是在不斷突破原有的體制機制束縛，即市場結構基礎上，堅持創造新的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過程，這是一個創新驅動型的經濟過程。對市場結構的“破壞”與“創造”都在發揮巨大作用。因此，中國高速增長的過程，雖然是量的快速增加，但並不是在1978年技術水平上的數量疊加，而是推動技術積累和市場結構變化帶來的經濟形態不斷演進。
通過上述認識，也能夠回答一個問題：中國會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經濟陷入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下降，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如擔心中國會不會掉入長期社會不平等、增長乏力、發展止步不前等問題逐漸成了國內外研究熱點。實際上，正是由於中國的經濟增長來自改變市場結構，而非簡單的數量積累，所以中國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實際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因為人口數量等原因，不具備自主改變市場結構的能力，市場本身受制於人，才是一部分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中國“富起來”的過程本質也在質變而非量變。當然，從高速增長階段的指標來看，數量擴大是第一位的。這也是為了實現追趕，從而達到“並跑”的需要。
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改革開放40年曆程中，中國發生巨大變化。從發展方式看，創新正通過對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作用，成為撬動中國動能轉化的核心理念。從人民生活看，人均收入水平穩步增長，消費呈現多元化和升級態勢，共享經濟、電子商務等新興業態快速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空間格局看，中國的經濟地理空間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倡議，由此形成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三大支撐帶，與原有的“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四大板塊共同構成了當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格局。中國區域發展呈現由不平衡向趨於平衡、由不協調向日益協調轉變的良好態勢。從治理體系看，中國實現了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的優化。作為維護一種文明形態長遠發展的國家，其自身的長治久安也就成為了文明的存續之要。對此，中國古代先賢早有論述，謂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或謂之“文治武功”。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黨建、反腐、軍改等一系列大幅度優化工作，中國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鞏固長治久安的基礎。
而中國的世界地位變化，也將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影響。隨著2014年APEC 北京峰會、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2017年9月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等的成功召開，中國在全球經濟的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當今世界，人類社會相互關聯之緊密程度前所未有，然而全球化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之複雜也是前所未有。要想走出困局，唯有在世界各國人民中結成新的合作網絡，彼此理解、互學互鑑、求同存異，構建共同發展、共享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已將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憲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所指出：“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成長，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慼相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高質量發展成為現代經濟體系建設的核心目標。而世界也處在新的歷史方位，人類共同生活在命運共同體中，全球化需要新的動力和方向，中國正在以共同發展觀高質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簡介：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財政金融學院教授；賈晉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務委員兼宏觀部主任、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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