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節有人在朋友圈給媽媽送祝福，網友調侃道：“別忘了把媽媽從黑名單里拉出來”。
笑完又覺得再真實不過，我們慣於用這種偽敬意的儀式感，來成全平日裡忽視的情感表達。
真正的情感牽絆維繫一生，而非約定的某時某刻。而任何情感只有出沒於細節時，才能看到愛的豐滿和柔軟。這也是我們生而為人所獲得的初愛，為何如此寶貴。
這讓我想起作家張春曾經寫過自己和母親的故事。父親罹患癌症過世後，還在讀大學的張春因為強直性脊柱炎病倒在床上無法動彈，母親揹著她，在醫院排四五個小時的隊，掛半個月出診一次的八十多歲老專家的號。
因為經濟拮据，沒有住院，睡在學校宿舍的單人床，母親即便是睡在角落裡還是怕影響到她，便早早起床。
母親到底是幾點起的床不得而知，後來同學告訴她，看到母親獨自在操場哭泣。
她在母親的肩背上輾轉北京的各大醫院，在醫生覺得救治無望時，母親仍然揹著她，從北京跋涉兩千公里，用的士、火車、小巴、大巴、三輪摩托車、板車，把她帶回家。四處求醫問藥，鑽研醫書，竟然讓她站了起來，能正常回北京讀書。
張春說：
“從小到大，她從來沒有像很多媽媽那樣，說她懷我的時候吃了什麼什麼苦、落下什麼什麼病之類。她總說我是她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要的寶貝孩子。她輕巧地說：生命是瓜熟蒂落的事。給了我很深切的安慰。”
每次看到張春母親的故事，我都熱淚盈眶。不覺得自己不幸、對生命充滿敬畏、對孩子飽含愛與深情，在張春媽媽身上看到的這些品質，是我認為成為一個母親最重要的條件。
而古往今來一個不變的事實是，通過生子成為母親不需要多麼複雜的條件。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在眾人的期待中降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了愛和自由，比起滿足人生中的大多數慾望，成為父母的門檻最低。
我們無法選擇父母，但我們卻可以選擇成為怎樣的父母。
在母親節裡，除了表達對母親的愛，我想推薦三部著名的電影作品，闡釋三種不同的母子關係，希望大家能對母親這個角色有所思考。
《無人知曉》是枝裕和
輕率，是把殘忍的匕首
整部電影的色彩輕快明亮，卻始終無法照亮四個孩子的人生
好的電影是一種活的文化，它能給當下的生活賦予理解和意義，為人們提供關於這個世界和自身的解釋。電影《無人知曉》就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
母親福島惠子和四個男人分別生了四個孩子。十二歲的兒子明，十一歲的女兒京子，五歲的兒子茂，以及三歲的女兒小雪。
她向房東謊稱，明是自己唯一的兒子，丈夫在海外工作，並要求其他三個孩子不許出門。搬家時，他們被裝在行李箱裡偷偷拖進屋子。
明負責在家照顧弟妹，因為母親惠子要在百貨商場工作，女兒京子說想要上學，她不同意，說沒有爸爸會被欺負。
看到此處，惠子的逃避讓我覺得不適，直到她有了新的男人，留下不多的錢後拋棄了四個孩子，我才意識到，她從來沒有為他們考慮過未來。
公寓裡的四個孩子彷彿活在某種邊緣，被世界遺忘。
明去找母親惠子曾經的男人討要生活費，去便利店後門等過期扔掉的飯糰，為了弟妹溫飽，他去便利店打工的請求被拒。他才十二歲，生活卻給了與他極不相稱的龐大苦難。
房子被斷水斷電後，四個孩子只能去公園接水充飢，他們不哭不喊，在沒有風扇的髒亂房間裡，捱過苦夏。
惠子看上去不像一個惡棍母親，她只是決定輕率、為人輕浮，對生養責任認知粗淺，可她的“輕”，是一種極端殘忍的天真。
在離開前的交談中，明質問媽媽：究竟我們什麼時候能去上學？媽媽說：上學有什麼好？很多名人從來就沒上過學。
惠子第一次離開了一個月，第二次離開了整整一年，四個孩子們也真實的長大了一歲。
導演是枝裕和也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來拍攝了真實地四季變換。
可當這一切呈現在不到兩個半小時的電影中時，卻顯得那麼、那麼漫長，好希望孩子們能快快長大，擺脫處處受限的苦厄童年，可隨即想到無法果腹、沒能上學的他們該如何長大，長大之後會有一個艱難變得容易抵擋的未來嗎？
這是根據日本1988年的西巢鴨棄嬰事件改編的電影，看過新聞後，才發現導演的悲憫。
片中最小的妹妹雪是意外跌落身亡，而真實事件的普遍說法是：妹妹因為飢餓偷吃了哥哥朋友的泡麵，被毆打致死。
影片中最小的女兒小雪，死於跌落的意外
最後母親被判三年 (但緩刑四年)，14歲的大兒子和朋友被送到少年管訓機構，另外兩個小女孩被警方找到時，已經極度虛弱，發育遲緩且嚴重營養不良，事後被媽媽帶了回去。
而電影中的結尾，孩子們提著從公園接的水走在明亮的街道上。面對這份初愛之殤，回味每一個細節都會氤氳著流不出來的淚水和酸楚，充滿咄咄逼人的平靜。沉默，是最悲慟的爆發。
《詩》李滄東
“缺席”：一手推進生活的黑暗
16歲的中學少女被同年級六個男生輪姦後投河自盡。少女是單親家庭，家境貧困，靠母親務農維持生計。
導演將鏡頭對準了其中一個少年的家庭，媽媽長期缺席，他在鏡頭前始終是種麻木不仁、面目模糊的狀態，絲毫意識不到自己犯下的罪惡。
負責照顧他的是靠領救濟金和打零工度日的外婆李美子，
雖身患老年痴呆症，但仍然愛美，愛詩歌。其他幾個參與犯罪的少年家長們，決定用三千萬韓元賠償死去的少女家屬，這意味著每個家庭要分擔500萬，這對李美子來說無異於天文數字。
母親應該擔負的道德教養義務全都轉嫁到了孱弱的外婆李美子身上，內心的責難和賠償金一樣，都是沒有出路的痛苦。
因此六十多歲的李美子和此前做幫傭伺候的中風老人用肉體忍受羞辱換來了賠償金所需要的錢。
李美子不是一腳踩進生活的黑暗，她是被動地與此融為一體。她不哭不喊、靜默承受，在夾縫中以殘軀去化解外孫的陰暗和罪惡，用詩歌在深沉的絕望裡滌盪出一絲明亮詩意。
編劇兼導演的李滄東解釋這部電影的立意時，說它是一部害人者的痛苦描述。
害人者是誰？是那6箇中學生嗎？還是他們在人性教養上一直缺席的父母？
電影結束於那首詩歌的唸白，外婆李美子消失在少女自殺的河面上。
《母親》奉俊昊
極端的守護下，是自私的靈魂
一位貧窮的母親和智力受損的兒子泰宇共同生活的小鎮上發生了一樁命案，女學生雅中被人謀殺。而她遇害前，曾被泰宇尾隨，並無意中在周圍掉下了高爾夫球。
警察根據現場找到的帶有泰宇指紋的高爾夫球，判定他是兇手。泰宇說雅中遇害當晚他曾在現場看到過另外一個男人。深信兒子無辜的母親便窮盡所有尋找真相。
因為泰宇的大腦受損，記憶力時好時壞。在一次探監中，他逐漸想起五歲那年母親讓他喝農藥的往事，“你曾經想殺死我”。
母親厲聲辯解，是當年生活太絕望，逼不得已，“你先喝了，我才能喝”。然後瘋了一樣要給一牆之隔的兒子針灸大腿上能忘卻回憶的穴位。
看到這裡，我彷彿受到一記重錘：
也許他不是先天性智障，也不是後天生病造成的大腦受損？
也許他只不過是因為記得五歲時母親讓他喝藥的事實，所以經常被她用針灸擾亂他大腦的記憶功能？
泰宇母親探知到雅中是援交少女，每次性交易都會偷拍下對方的照片，於是她從雅中的家人手中買回作為重要證據的手機。而泰宇從手機相冊中指認出案發當晚在場的另一個男人，一位拾荒老人。
泰宇母親找到拾荒老人，假扮福利機構人員，提供針灸服務。老人對泰宇母親說起案發當晚看到了兇手，就是被抓起來的那個智障（泰宇），他的尾隨被雅中發現，雅中說他“白痴”，他因此被激怒，便拿石頭將她砸死。
泰宇母親無法接受事實，在拾荒老人說要報案時，她用利器砸碎了他的腦袋。然後一把火燒了那座房子。
在她做完這一切之後，警察突然告訴她，真兇是雅中的男朋友，也是一個大腦受損的男孩，警察從他衣服上沾染雅中的血跡判定他是兇手。
而泰宇媽媽知道那並不是犯案時的血跡，因為尋找真相的過程裡，她無意中得知雅中經常流鼻血。
母親當然不會說出真相，她對泰宇的感情，趨於某種極端。
晚上她和已經性成熟的兒子睡一張床，白天餵飯，說多吃某種食物會“增強性能力”，泰宇在牆角方便時，她端著碗給他喂中藥。
無論當年她是否打算在毒死兒子後再喝下農藥，作為母親她都是推卸責任。最初的摧毀是想擺脫生養責任，後來的守護是不想承擔殺子未遂的精神折磨。
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極端的過程裡，我沒看到母愛，只有扭曲自私的靈魂。
泰宇並不是一個完全無法正常生活的智障。導演通過許多細節表現了這一點：
對年輕女孩酒吧老闆娘的女兒會有嚮往、吃飯給自己倒水時不忘給媽媽也倒一杯、任何人說他白痴時他都會奮起反擊。
而且在影片末尾，母親跟旅遊團出遊，泰宇貼心地在車站買了許多食物，並交代她可以分給同行的人。
最後泰宇拿出那個針灸盒子，說是在拾荒老人被燒燬的房子裡找到的。
母親短暫地發愣後，取出銀針紮在那個能讓人忘卻記憶的穴位上，然後進入人群，跳起舞來。
這次的電影專題讓我覺得，缺乏母性的母親是孩子窮盡一生都避之不及的兇險，她們就像一把刀，傷害的都是無辜的人。
誰會成為我們的父母？沒有選擇，全靠運氣。
所以胡適才說：
如果孩子高興，我就心安理得；如果孩子活得不開心，我就會覺得很內疚，因為他是我帶到這個世界上的，而不是自己要來的。如果我不帶他來他不就沒有這些不快樂了？
這些年，原生家庭的概念逐漸被普及，甚至許多人堅信自己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童年陰影所致，這種有些矯枉過正的情況，也反映出，我們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其實存在許多隱患。
電影《多田便利屋》中，有人安慰一個被父母漠視的小男孩：
不管你有多期待，你的父母都不會按照你期望的方式來愛你。雖然如此，你卻可以去愛別人，找一個別的人，你可以把你沒有得到的給那個人，只要你活著，就可以一直這麼做。
有些無解的關係，只有愛能救贖。健康的維繫父母親情的關係，甚至不是因為恩情，而是基於愛。
當媽媽這件事沒有彩排，從女孩到母親，每個人都是第一次，所以必備的要求不是做“完美媽媽”，而是有健全的人格，有愛與勇氣給予未來的寶貝以快樂人生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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