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釋案解惑
案管家 Case Housekeeper
張錄芳|陝西省麟遊縣人民檢察院
韓國電影《蚯蚓》以近乎殘忍的劇情將校園霸凌這個沉重的話題拉入觀眾視野，戳中了當前社會敏感的神經。李子若和患腦癱的父親相依為命。清苦又簡單的生活，隨著她考上首爾的貴族藝術高中被打破。由於被班長惠善的男朋友佑正追求，李子若遭到了惠善的嫉恨。噩夢般的校園霸凌降臨到李子若頭上：她被惠善一夥惡少隨意毆打、肆意侮辱，乃至慘遭輪姦。對方同時將輪姦現場拍成視頻，要挾子若做援交。面對無休止的折磨和虐待，不堪忍受的李子若最終選擇跳樓一了百了。殘障父親通過子若留下的日記本得知了女兒被霸凌的真相，悲痛之餘，在求告無門的情況下，最終用硫酸潑向霸凌女兒的女生，又用極其血腥的方式將霸凌女兒的男生一一殺死。
作為一部講述現實主義題材的復仇類電影，影片本身固然存在諸多不完美的缺陷和瑕疵。比如，臉譜化的形象設計，使得實施霸凌的惠善一夥學生渾身上下散發出一種天生的惡毒基因；患有腦癱的父親輕輕鬆鬆將所有男生集中抓獲，一一復仇的情節顯得倉促又潦草……但是，在揭示人性之惡、幫助觀眾切身體悟校園霸凌之傷害，繼而引發社會公眾對校園霸凌的聲討和譴責方面，這部電影亦具有可圈可點之處。
校園霸凌在成年人的世界裡往往容易被解釋為“孩子之間的小打小鬧”。在這一點上，曾經鬧的沸沸揚揚的“中關村二小事件”已經對這種分歧作了最典型的現實註腳。在某種程度上，這一觀念的產生，與儒家傳統文化中“人性本善”的基調密不可分：對於智力和心理均發育不成熟的未成年人而言，其人格和脾性的可塑性較強，後期的矯正和防治可以起到糾偏作用，將他們失範的行為引領到正軌上來。這一理念在現代司法實踐中的體現就是“少年宜教不宜罰”，並相應配置了多種特殊的保護未成年違法者的具體措施。
可是，有時候，理念上的美好無法代替現實中的殘酷。影片用李子若絕望的縱身一躍告訴成年人：在孩子的情感世界裡，同樣有成年人的愛恨糾葛，這種無私無畏的人性之惡的釋放，對他人造成的傷害程度絲毫不比成年人的世界輕多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其思想之偏激、行為之狠毒、性質之惡劣，比之成年人過猶不及。誠如有人所言：學校，有時候是一個比社會更殘酷的世界，因為那是一群有破壞力卻無容忍度的少年。
校園霸凌帶給李子若們的傷害已經足以令人心碎，而整個社會面對校園霸凌的冷漠和遲鈍也足以激盪起公眾的憤慨：為了與校園霸凌相抗爭，李子若向教育廳提交請願書，希望能引起政府對霸凌受害者的關注，卻由於對施暴者顯赫的家族造成了負面影響，遭致了更瘋狂的報復，最終請願不了了之；子若跳樓身亡後，悲痛欲絕的爸爸拿著日記本去找學校，可是學校領導層恰恰是施暴學生的親戚和家人，他們不僅不認可對子若的霸凌傷害，反而認為子若的跳樓給學校抹了黑。至此，這部影片的深層次意義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校園暴力，而上升為富裕階層與貧困階層的二元社會的撕裂和對立。在這個社會中，強者對弱者無情碾壓，權力對權利粗暴踐踏，弱者的悲苦呻吟被選擇性漠視。
儘管屢屢碰壁，不甘心的父親又拿著日記本去找警察，卻被答覆說單憑日記無法立案，況且已經做了兩個月援交的子若本身也是一個不良少年。也難怪，從法律意義上而言，跳樓是子若自己的選擇，即使事出有因，但在因果關係認定上存在很大困難。子若父親憑藉的是對女兒不會撒謊的信任，可是在講證據的法律面前，信任畢竟不能代替證據。站在警察角度，這固然沒有錯。可是，面對一個人生之旅剛剛起步的少女以如此慘烈的方式告別人世，但凡稍具悲憫的執法者，倘若能有一句安慰這個可憐父親的言語，或許都不會發生之後更為血腥的復仇。
當社會的正當渠道無法排遣受害者的冤屈時，法外製裁就成為弱者唯一的選擇。或許正是基於此，即使作為觀影的法律人，在看到片末那個殘障父親將施暴者一一殺死的情節時，亦難免會有種“冤屈終得伸張”般的快意恩仇。這種情感，無關文明、無關理性，是人類內心當中最原始的善惡有報觀念的反映。
可是，當復仇的激情褪去，面對同樣以慘烈之死謝罪的施暴者遺體，留給觀影者的，卻並非持續的快感和愉悅，恰恰是更深的沉重和反思：面對象牙塔裡面的暴力侵害，真的只能依靠個體之間的相互廝殺來解決嗎？
有人曾說：假如法律有溫度，那一定是人性的餘溫。從事法律工作越久，越覺得這份工作與其說是依法律辦事，毋寧說是依良心執法：法律可以規定一個月的審查起訴期限，可是究竟是在一個月儘可能短的期限內結案，還是直至一個月的最後一日甚至通過一次延期、兩次退查來拖延辦案期限，則基本在於辦案人的自由掌控；法律可以規定證據裁判規則，可是當犯罪嫌疑人提出從輕減輕的情節線索時，究竟是窮盡一切手段去認真核實，還是簡單的以“查無實據”為由予以選擇性忽視，則完全取決於辦案人員的責任心……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包括執法者在內的整個社會大眾，在對待校園霸凌的受害者時，如果能夠一改旁觀者的冷眼觀之，而是給予他們切身的關注、真誠的撫慰，讓遭受霸凌之苦的創傷得以安放，由於霸凌所聚積起來的仇恨或許亦能得到緩解。與此同時，法律在對待校園霸凌的施暴者時，亦應當結合主觀惡性的大小、行為的惡劣程度來綜合判斷、區別處理，而不是將“未成年”一概作為從輕減輕乃至免罪的“丹書鐵券”。如此，或許才是化解冤冤相報行之有效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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