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誌的改革開放40週年。撫今追昔的萬千感慨，需要對接到砥礪奮進的繼往開來。面對完成強起來歷史飛躍、實現中國夢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急需新一輪思想解放。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主題就是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在新起點上實現新突破。
改革的同義語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前提下的制度創新，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是共產黨領導下“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在行進到“攻堅克難”“啃硬骨頭”“涉險灘”的關鍵階段，迫切需要深刻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新一輪思想解放為前提，沖決落後於時代、阻礙創新發展的陳舊思維，以開啟和推動新時代作為現代化“關鍵一招”、帶來“最大紅利”的改革實踐。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就必須進一步強調和貫徹落實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牢牢把握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與最大實際。
只有在解放思想中真正擺脫“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與干擾，才能在思想認識和實際行動中確有把握防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這種為害甚烈的錯誤再次損傷和破壞我們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如果超越階段直接搬用“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遠景目標來指導現實，聽起來冠冕堂皇，卻定將損毀實事求是撥亂反正而形成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都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格局，必然無法確有公信力地保護產權和鼓勵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導致我們喪失在實現民族復興道路上應有的前進定力，毀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數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生產力解放的大好局面。面對一些脫離實際猛唱高調的“左”傾冒進言論，非常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所說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們黨在歷史上被極左害苦了，國家和人民在歷史上被極左害苦了，以“左傾幼稚病”來試圖超越階段，必將在客觀規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發生沉痛歷史教訓的場景我輩仍歷歷在目，因此，必須在思想解放旗幟下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因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說，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就要堅持和發展充滿生機活力的馬克思主義，這正是合格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應有作為。
決不能停留於生吞活剝地背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句原話。比如《共產黨宣言》中確有“消滅私有制”的表述，但緊跟著還說明：“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利，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利。”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還明確地表述了應在資本主義時代成就的基礎上，在協作和生產資料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思想。雖然學術研究對此還沒有形成一個十分一致的解讀意見，但我們可以結合《資本論》中馬克思已指出的股份制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揚棄，再結合當代實際生活中股份制的發展使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以及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形式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來認識其“積極揚棄”的現實功能。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在與時俱進的科學探索中動態發展的思想體系，中國共產黨重視和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在中國的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且今後還要不斷髮展。如果不能與時俱進地堅持和發展科學真理，我們是不配稱作馬克思主義者的。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就要正視已經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籬而求其破解。
中國改革中只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的“帕累託改進”空間已經用完，業已十分堅固的部門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侷限性，相當廣泛地表現在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與發展事項上，正日益凸顯其惰性和阻礙作用。但是，“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難”。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動力機制，初始就是“明確物質利益原則”而抓住發展硬道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使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團結起來為之而奮鬥”，但正如鄧小平同志晚年所說，當發展起來之後，問題並不比不發展的時候少。比如，如何針對收入差距擴大情況下部門、地方、小團體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固化，升級改造相關體制機制、優化再分配，已成為十分得罪人、十分棘手但非解決不可的難題。新一輪思想解放，勢必要求在繼續貫徹物質利益原則的同時，反思並直言不諱地指出利益格局從原來的“平均主義”向新階段的“過度分化”演化，及其相關的新的不公正性弊端，借鑑收入再分配調節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與政策運用的國際經驗，並密切結合中國實際，設計實施攻堅克難的提高直接稅比重、推行基本社保的全社會統籌、大部制與扁平化和落實省以下分稅制以及從官員開始實行個人財產申報制度配合反腐倡廉等改革方案。對方方面面刻意迴避的“得罪人”難題，需要捅破其窗戶紙，就是新的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務之一，而鼓起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勇氣，則要求在改革者犧牲自身利益而出以公心的同時，中國社會必須進一步強調給改革者“有所作為”空間的極端重要性。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一定要正視不同程度存在的一些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思維定勢而力求摒棄。
明哲保身、因循守舊、偏狹嫉妒、固步自封、熱衷於拉關係搞小圈子、只知看領導眼色行事一味投領導所好而漠視群眾冷暖和社會訴求、講排場重形式忽視內涵……凡此種種，都是改革創新的大敵，尤其是諸如此類的陋習積弊，一旦與公共權力結合，更是禍害連連，誤事誤人，傷國殃民，亟待排除。新的思想解放，必須有針對性地引出官民思維特性的良化發展和社會風氣的現代化改造，併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加以弘揚光大，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來支持改革、振興中華。
再次強調思想解放，十分需要把中央決策層已明確表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方針與主線，正確地把握為改革開放在新的發展階段和攻堅克難中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澄清思想迷霧，力求決戰決勝。
改革是解決有效制度供給問題的“生產關係自我革命”，進入深水區後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實質性推進，首先便是調整制度結構、優化利益格局的問題，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表述是完全符合基本學理並具有鮮明指向性的。在推進改革過程中，既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名實行非理性、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加強供給管理”的扭曲、變味，也有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深化體制改革”對立起來而橫加指責的紊亂認識。我們急需以合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意的理性供給管理與此改革概念相配合，澄清思想迷霧，防止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名滑入“搞新計劃經濟”誤區，把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作為決戰決勝的核心任務。
以思想再解放促進改革再深化，是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的結合，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結合，思想解放前提下守正（掌握共性規律）和出奇（以特色創新出奇制勝）的結合。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將中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偉業進行到底。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而前望改革如何完成決定性衝關奪隘之際，我們完全有理由引用當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關鍵時期所給出的一段著名的預言，來展望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改革開放所指向的中國夢，已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讓我們以萬眾一心的奮鬥來迎接她。
（文章來源：《遼寧日報》2018年07月24日）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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