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事件爆發的這幾天，大家的朋友圈流傳起了這樣一條內容：
此時正值全國人民義憤填膺的時刻，看到這樣煽動情緒的話很容易輕信並轉發。然而事實真有這麼誇張嗎？
本著求真求實的態度，小編查找了一下這個說法的來源，也就是2001年這則人民網的新聞：
注意，在這篇報道中提到日本對中國無償提供援助的，只是針對脊髓灰質炎的疫苗，而並非這次出問題的百日破和狂犬病疫苗。所以我們不能說沒了日本的援助，咱們國家的疫苗就會出問題。還有種說法是80後90後出生的我們之所以比較健康，都是因為打了日本人的疫苗，這個就更沒有根據了。
這位中國人的疫苗
打敗了“惡魔”病毒
即使是脊髓灰質炎疫苗，也不完全是靠日本的助力。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內部分省區就爆發了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症。在我國大城市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景象：家長揹著患有小兒麻痺症的孩子，奔走在各大醫院之間，想給孩子把病治好，儘管屢屢失敗，卻不願意放棄。脊髓灰質炎是一種嚴重危害健康的傳染病，也是WHO(世界衛生組織)計劃繼天花後第二個要消滅的傳染病。
小兒麻痺症患者的行走
1964年，“中國病毒學之父”顧方舟就已經研究出了脊髓灰活疫苗，也就是我們小時候的糖丸，之後這種糖丸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投入使用。正是他和其他科研人員研究出的“脊髓灰活疫苗糖丸”，讓無數中國孩子避免了致殘。
“中國病毒學之父”的顧方舟
顧方舟（1926——），浙江寧波人，病毒學家、教授。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醫學系；1955年於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研究生畢業，獲醫學副博士學位。中國科協常委、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免疫學會名譽理事長。 顧方舟研究脊髓灰質炎的預防及控制42年，是我國組織培養口服活疫苗開拓者之一。1958年他在我國首次分離出“脊灰”病毒，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學依據。60年代初，他研製成功液體和糖丸兩種活疫苗，使數十萬兒童免於致殘。同時提出採用活疫苗技術消滅“脊灰”的建議及適合於我國地域條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1959年，我國遇到三年自然災害。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來自全國各地的醫學精英在花紅洞裡面開始了艱難的探索，當時大家住的是山洞，吃的是雜糧，但大家鬥志昂揚，自己開荒種菜，自己打井修路，歷經千辛萬苦。
1959年，顧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與職工創建生物醫學研究所，正在建設工地平整地基。
1961年10月，周恩來總理視察了醫學生物研究所。
顧方舟回憶：“我彙報說如果全國七歲以下小兒都能接種疫苗，就有希望在我國消滅脊髓灰質炎。總理高興地說‘那太好了’！接著開玩笑說‘到那時你們豈不是要失業了’？我說不會，那時我們就去研究消滅別的疾病。總理看著我說：‘要有這個志氣’！”
脊灰減毒活疫苗，通過科研人員們的艱苦奮鬥，在國家領導人的鼓勵和支持下，不到兩年就研製成功了三批。
周恩來總理在顧方舟同志陪同下視察生物所
剛剛研製出的疫苗樣本，必須測定其安全性。幾個科學家決定以身試藥，顧方舟和同事們首先把疫苗服用了下去，經過觀察期以後一切正常。但是僅僅有成人的例子是不夠的，必須在兒童的身上再次對安全性進行確定。
在陌生孩子身上做這樣的試驗，科研人員們是絕對不忍心的。無奈之下，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他們決定拿自己的孩子來測試疫苗的安全性。顧方舟也把疫苗給自己的兒子喂服了。
每次同事們上班，都互相問著孩子們怎麼樣了，每一個孩子，都是屬於大家的。測試期慢慢過去，孩子都安全無事，證明疫苗是安全的，很多研究人員都喜極而泣，這裡面，也包括顧方舟。
終於於在1960年3月，研究所生產出第一批脊髓灰質炎減活疫苗，經北京、上海、天津等11個城市的兒童服用，證明其免疫效果良好，安全性可靠。
“糖丸”——口服脊灰糖丸
至今都讓顧方舟感到得意的，還並不僅僅是脊灰疫苗的研製成功，而是別出心裁地把它做成了小糖丸。
疫苗剛剛研製成功的時候是液體制劑，要用試管滴在饅頭上給孩子們吃，孩子們常常很排斥，在運輸和滴取的過程中也常常出現一些浪費。 一天，顧方舟突然在同事孩子吃糖上受到啟發，決定把疫苗做成甜甜的糖，這一想法後來被證明是一個重大突破。
看到孩子們非常開心地把疫苗含在嘴裡，有的吃了一個還嚷著要下一個，科研人員們都笑逐顏開：“我們那會兒餓著肚子在深山裡夜以繼日地工作，就是為了這幫孩子們啊！”
這些發明，讓糖丸疫苗迅速撲向祖國的每一個角落。1965年，全國農村逐步推廣疫苗, 從此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明顯下降。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計劃免疫, 病例數繼續呈波浪形下降。
2000年，經中國國家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消滅“脊灰”證實委員會證實，中國本土“脊灰”野病毒的傳播已被阻斷，成為無脊灰國家。
古有神農嘗百草
今有她以身試疫苗
顧方舟讓自己孩子試疫苗的安全，而這位偉大的女性，她為了疫苗的安全，就像神農氏一樣，不惜以身試驗。
在中國被扣上“肝炎大國”的髒帽子時，她誓言有生之年一定要讓中國摘掉“肝炎大國”這頂髒帽子。也正是她，歷經千難萬阻改變了這一切。
她就是中國的“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
陶其敏，中國共產黨員、全國勞動模範、首都十大健康衛士，中國病毒性肝炎防治事業的先驅，中國病毒性肝炎免疫學檢驗的奠基人，北京大學肝病研究所（原北京醫學院肝病研究所）的創始人，中國第一支血源性乙肝疫苗的研製者，北京大學肝病研究所首任所長、名譽所長。
眾所周知，我國是乙肝大國，而在1975年以前，我國連一支乙肝疫苗都沒有，面對乙肝病魔的肆虐，所有人都束手無策，這時研究乙肝疫苗的重任就落到了陶其敏身上。
早在1963年，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就被美國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布蘭博格在澳大利亞發現並命名為“澳抗”，“澳抗”陽性可以作為乙肝病毒感染的指標，而只有深入瞭解和研究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才有可能研發出針對乙肝的疫苗。
要確定乙肝病毒攜帶者（“澳抗”陽性），就需要乙肝病毒檢測試劑盒，而這種試劑盒是我國沒有的，所以研發試劑盒是陶其敏面對的首要問題。要製作試劑盒，就要有純化的乙肝表面抗原，要純化乙肝表面抗原，就要有無菌條件和先進儀器，而這些又是國內欠缺的。陶其敏因地制宜，利用手頭所有的資源，製作儀器和耗材。沒有高性能的葡聚糖凝膠分子篩，就用不同型號的國產產品多次層析，同樣獲得了純化的表面抗原。用這種抗原對動物進行免疫試驗，動物血液紅細胞中就會產生特異性抗體，而要獲得這些抗體，需要超聲波破碎裝置，國內沒有相關設備，陶其敏使用手工土方法制出合格的紅細胞膜，進而製成了帶有表面抗原的敏感血球。
就這樣，我國自行研製的中國第一套乙肝檢測試劑盒終於誕生了。在1973年10月日本東京召開的西太平洋肝炎實驗室工作會議上，這套試劑盒獲得與會8個國家研究學者的一致讚揚。
肝病研究所研發的HBeAg Ab EIA試劑盒
有了檢測乙肝病毒的利器，研製乙肝疫苗就成了工作的重點。陶其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學習研究國內外文獻，沒有無菌室，就自己設計製作，沒有隔離系統，就用鹽水瓶、輸液架配成密閉式裝置。她帶領團隊人員使用乙型肝炎抗原帶毒者的血清，經過離心後獲得了純淨的表面抗原，經過滅活後於
1975年7月1 日製成了我國第一支乙肝疫苗。新制成的疫苗，需要在大猩猩身上驗證有效性和安全性，由於找不到合適的大猩猩，陶其敏毅然決然把未經驗證的疫苗注射到自己身上。三個月過去了，陶其敏沒有發病，身上成功的檢測出乙肝抗體，疫苗實驗獲得成功！
1975年8月29日，陶其敏（左一）在自己身上實驗肝炎疫苗
1975年7月1日，代號為7571的乙肝疫苗，這在我國疫苗研發和生產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從此中國人可以脫離乙肝病魔的威脅，而以陶其敏為代表的疫苗研發人員為了人民大眾的健康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他們值得我們永遠尊敬和紀念！
當時北京人民醫院乙肝疫苗研究團隊（右三陶其敏）
面對同樣的疫苗，她在自己身上做實驗，把別人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安全還重！
而今天有些廠家竟然不顧千百萬人的健康！
面對同樣的疫苗，她研製疫苗沒有掙一分錢。
而今天某些疫苗生產廠家利潤達到了91.59%，掙得是盆滿缽滿！
只可惜，中國的這位乙肝疫苗之母2017年11月15日辭世，享年86歲。
真正的“疫苗之神”
你也許不瞭解，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曾有一位科學巨擘，讓中國擁有了當時最先進的疫苗，給予中華民族抵抗病毒的勇氣與信心。
1992年11月22日，為了紀念湯飛凡為人類健康作出的卓越貢獻，中國郵電部發行了湯飛凡的紀念郵票。
湯飛凡，“衣原體之父”，醫學微生物學家。湖南醴陵人，又名瑞昭。他生產了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並將沙眼發病率從將近95%降至不到10%。抗戰結束後，生產出中國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種球蛋白。解放後，成功遏制1950年華北鼠疫大流行，研製出中國的黃熱病疫苗。他領導選定的牛痘“天體毒種”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殺滅雜菌的方法，能在簡單條件下製造大量優質牛痘疫苗，為我國提前消滅天花奠定了基礎。1961年，採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紀錄片：《湯飛凡的一生》
1897年7月23日，湯飛凡出生於湖南長沙。從小目睹父老鄉親被病痛折磨的他心中有著懸壺濟世的理想。他早年就讀於湘雅醫學專科學校，學有所成後，當他的同學們邀請他開醫館行醫時，他說：
“當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人？若能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湘雅醫學院第一屆學生畢業合影
1925年，湯飛凡赴美國留學，就讀於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師從著名細菌學家秦瑟（Hans Zinsser）。
四年後，哈佛畢業的湯飛凡在恩師顏福慶的邀請下回國。他在上海建立實驗室，主要研究沙眼病。沙眼在當時是十分嚴重的流行病：中國沙眼發病率55%左右，農村地區更是高達80%以上。
日本科學家野口英世於1928年發表論文稱發現了沙眼的病原體——顆粒桿菌。但湯飛凡在7個月的實驗中，未能成功重複出野口的結果。經過後續研究，他在1935年發表論文推翻了野口的假說。
八年抗戰中斷了湯飛凡對沙眼病的研究，但湯飛凡並沒有因此停下自己的腳步。在戰爭期間，他重建了中央防疫處。中央防疫處生產的青黴素挽救了無數戰士的生命，他們生產的牛痘疫苗讓中國早於世界16年消滅了天花，他們在遭到西方國家技術封鎖的情況下研製出黃熱病疫苗。
中央防疫處技術人員合影
抗戰期間的條件非常艱苦。世界著名胚胎化學家李約瑟博士（即《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目睹了中央防疫處的工作情況，並將所見所聞發表於英國的《自然》雜誌。他寫道：“在好幾個月裡，僅有的一個鍋爐還漏水，很不安全，每晚用完後都要修補。就是靠這臺鍋爐進行所有的消毒，供應蒸餾水等，幸虧未曾發生事故。”
新中國成立後，湯飛凡擔任衛生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當時，一些地方的烈性傳染病仍然很猖獗，他帶領生物製品研究所的同事，爭分奪秒地研製急需的疫苗、血清。為了使生物製品能在國家監督下安全生產，他提議並主持制訂了我國第一部《生物製品規程》。
1954年，一切步入正軌後，湯非凡繼續分離沙眼病原體的工作。即便經歷了上千次失敗，他也沒有放棄。考慮到沙眼病原體與LGV（性病性淋巴肉芽腫）十分相似，而LGV還可以在雞卵黃囊中生長，湯飛凡與助手決定使用雞卵黃囊作為實驗材料對病原體進行分離。在利用新方法進行的第八次分離實驗中，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體被分離出來了。這株病原體就是著名的TE8，T表示沙眼 （Trachoma），E表示雞卵（Egg），8是第8次試驗。
顯微鏡下的沙眼衣原體
為了證明分離出來病原體能夠引起人類的沙眼，他私下命令助手將沙眼病原體滴入了自己的眼睛。很快，他出現了明顯的沙眼臨床症狀。並且在隨後的40天裡，他堅持不做任何治療，收集了一批十分可靠的臨床數據。
他的發現讓人們找到了沙眼的治療藥物。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中國沙眼發病率降至6%以下。
如今疫苗事件正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揪心的家長們狂翻疫苗本，
生怕孩子打了無效的疫苗。
就在大家恐慌不安時，
可怕的事情出現了，
居然很多人開始抵制疫苗！
甚至把疫苗的功勞歸功於他國！
1978年實施免疫規劃以來，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能夠依靠自身能力解決全部計劃免疫疫苗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基本覆蓋了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所有重點疫苗種類。不僅國產和進口的同種疫苗，在質量標準、安全性和使用上沒有明顯差別；而且國產疫苗已得到世界認可，並走出國門——
如果因為這些事件導致疫苗的恐慌，
而拒絕一切接種的話，
那受傷的必然是所有人。
數十年來，在疫苗研製的路上，
醫學先輩為了我們的健康付出了艱辛，
我們更不能因噎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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