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辭職後的故鄉行,勾起了很多往事。回來後,我寫了一篇《再回故鄉,已是人到中年》的文章,算是對從小孕育了我的故土的一個交代,也希望將來我的女兒長大以後,能對父親兒時的生活有一點記憶。
文章發佈以後的幾個月,有一天我的一個侄女在微信上跳出來跟我說,姑舅爸,你的故鄉寫的特別好,把我看哭了,你為什麼不寫寫蘭州呢?
蘭州?我的心裡咯噔一下,我竟然從未想過要寫這座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城市,我在那裡進了幼兒園,又唸了小學、初中和高一。可以說,我的大部分孩童期和青春期,幾乎都是在那裡度過的。直到1992年隨父母舉家搬遷到秦皇島,自此就離蘭州越來越遠,只有牛肉麵、黃河、中山鐵橋以及那些忘不掉的記憶時常從腦海裡飄過。
談起蘭州,離不開那些不寒而慄的故事。
蘭州人生猛,喜歡打架,這個不是蘭州人可能體會不深。去年夏天在蘭州短暫停留了幾天,當街就看到因為兩起因開車而吵架進而停下做攔截狀準備出手的場面。我心裡苦笑:這麼多年,蘭州人還是沒變。
小時候在蘭州,獨自走在街頭我是不敢抬頭看生人的,生怕不巧一個“對眼兒”就遭遇欺凌,不幸撞上了眼,趕緊挪開,如果倒黴,肯定是要被對方叫住問:你看啥哩。於是挨兩下錘也是極有可能的,那時候大約在街上有膽量隨意“掃視”他人的,都是街頭的小混混之類。這個噩夢一直到92年我搬到秦皇島才徹底結束,那時候我已經十六七歲,走在街頭,沒有發現有一絲的匪意的目光,也從未聽聞街頭有兩個人只因為互相看了一眼就大打出手。至此,這雙眼睛終於解放了。
不過,即便在蘭州街頭小心翼翼,但還是要招來不少麻煩。小學的5年級的時候,我從蘭州東郊小學轉學到暢家巷小學,每天需要步行經過東方紅廣場,下午放學的時候,路過廣場是最擔心的時刻。通常是這樣的,一個人或者幾個同學一起走在廣場,然後會突然冒出來一個跟我們年齡相仿的人,指指遠處綠蔭下的幾個大孩子,跟我們說,那邊有人叫你們過去。
這就是打劫,只不過這個叫我們過去的孩子也是受害者之一。我們膽子都很小,只能乖乖跟著去,然後對方會一邊問我們有沒有錢,有錢交出來,一邊搜我們的身翻我們的包。那時候偶爾可能有幾分錢或者幾毛錢,都乖乖給了對方。為了表示友好和服從,我記得有一次對方几個大孩子搜了我的身,沒有發現有錢,正準備放我走,結果我翻出鉛筆盒,主動把放在那裡的幾分錢交給他們。
更荒唐的是,有一次我和同學以及我哥和他的同學走在街上,兩撥人前後落了十來米,突然有幾個小流氓衝出來圍上我和我的同學搶錢,我很害怕,跟他們說,我哥在前面的。其實我的意思是,等他們走遠了你們再搶,可那幾個小流氓哪裡管的了這個,說:你哥在又咋樣,一起搶。結局我不記得了,大概是我也沒有什麼錢,小流氓們只能悻悻而歸了。
等到了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母親漸漸不再騎車上班,而是改坐單位的班車,於是她的白山牌28式自行車成了我的座駕。那時候的小學生誰能有一輛自行車簡直就像今天的大學生開著車進出校園,非常風光。但校園門口總有一幫小流氓,每天中午校門快要開放前,都聚集在那裡,我知道他們的這個習慣,所以每次我並不是把自行車騎進學校,而是停在附近的小區裡,為了防止被偷,我不得不用十歲瘦弱的身軀把它扛到2樓或者3樓的樓道里。但有一次,不記得為什麼,我中午騎車就到了學校,剛到門口就被小流氓攔住,把車子要過來騎。他圍繞著操場飛快的轉圈騎,而我只能焦急的在一旁觀望,直到那個傢伙突然摔倒,被周圍的學生笑話,我才有了機會趕緊上去重新掌握了車子的控制權。
上中學的時候,我在蘭州十四中,不知怎麼就結識了校園了一個很帥的小流氓頭目,其實也沒有說過話,就是彼此知道都是一個學校的。有一個週末,我和我哥,還有明明(我姑姑的孫子),走在去往雁灘公園的偏僻道路上,呼啦啦來了十幾個小流氓把我們團團圍住,挨個搜身。當時剛從農村老家來到蘭州的明明不知道城裡人還有這種打劫法,出門身上竟然帶了一筆鉅款”,我記得大約是10元以上,已經被一個傢伙從他中山裝的上面口袋裡掏了出來。沒想到那個小帥哥也在,他一看是我,趕緊招呼大家不要搶,那些人也聽他的,一鬨而散又去尋找新的目標了。
這些都是我小學和初中時代的日常,這種事太多了,所以但凡必須身上帶一點點錢的時候,我都不得不把他們藏在襪子裡,鞋墊裡,希望被搜身的時候不要被發現。如果一旦被發現,不僅錢會被搶走,還極有可能捱打。
我好歹沒有被小流氓真正比較狠的欺負過,但我的同學川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那時候我們在蘭州十四中念初中,他家住在黃河以北,我因為父母出差,所以也騎車去黃河以北的姑姑的大兒子連奎哥家裡吃飯。有一天放學我兩騎車回家,其實那時候我跟他的關係一般,但湊巧就是一起走了。結果剛走到蘭州軍區附近,就被幾個大孩子劫持了,他們確認了我們的身份後,也騎著車把我們趕入黃河邊的密林中,然後把我們分開,開始狠揍川子。
其中一個傢伙也準備揍我,但被一個人攔住了,意思大概是這事兒跟我無關。可憐我的那個同學,被脫光了上衣,揍得哇哇大叫哭嚎不止,那幫傢伙甚至撿起地裡的狗屎要喂他,而我只能乖乖的在一旁蹲著。揍了很久,才把我們放走,也不知道到底為何被揍,川子猜測是某一個長相很醜的女同學指使,因為他說了她的壞話,但也並無證據。我只記得我對川子說,你身體好啊,居然還能騎車,要我早就不行了。
2000年的夏天,我畢業後來到北京,當時川子已經在居然之家裡的一家公司做設計師,月薪有10000塊,我在他當時租住的房子裡的客廳裡湊合了兩個星期,他帶我一起擼串一起玩耍,出手已經是非常闊綽。後來川子自立門戶,事業有成,財富上早已把我甩了很多個量級。我有時候想,也許這就是上天對吃過苦頭的人的照顧和憐憫?當我們再見面時,再也沒有問起當年在黃河邊的這段往事,就讓它沉淪吧。
黃河邊的欺凌是常遇到的事兒。有一次我和一個姓何的同學在黃河邊的水泡子玩水捉魚,也有一個看上去比我們大的孩子一個人在玩,大家相安無事。很快有一大一小兩個孩子過來,用挑釁的語氣跟那個孩子說話,一開始那個孩子好像也不太服氣,對他倆愛答不理。結果挑釁的大孩子指使小點的孩子撿起石頭砸破了他的頭,那孩子於是不得不下跪在他們面前。我倆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悄悄溜走。那時候還小,也不懂得報警之類。
由於這些歷歷在目的欺凌事件,所以如果同學中有比較驍勇的,都是我們崇拜的對象。記得初中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叫王剛,又瘦又高,頭髮剃的短短的,一般的小流氓不敢招惹他,因為他看上去就像是監獄裡剛放出的小流氓。有一次,他好像為同學伸張正義而得罪了人,結果在我們剛下課老師離開後,綽號“土匪”的校園第一壯漢站在教室門口,點名叫他出來,他用他慣常的不緊不慢的腳步走出教室,結果迎面就是土匪一記重拳打在眼睛上,腫起了一個大包。
我的鄰居三毛,是一個比我大4、5歲的少年,有一次張皇失措的跑進院子,嘴裡大喊著什麼,後面緊接著追進來兩個人,手裡炒著傢伙,原來是二打一,三毛招架不住往家裡狂奔,那兩個傢伙乘勝追擊進了大院,沒想到三毛有兩個比他大好幾歲的親哥哥,聽著三毛的急叫,拎著兩根棒子就衝出來,和三毛一起,把那兩個懵逼的小子痛揍一頓。
那時候蘭州的生活就是這樣,衝突不斷,有時候還刀光劍影,獻血直流。記得有一次晚上大概九十點鐘,院外的農民巷一陣喧譁,原來是兩撥人打群架,我在四樓看見大刀片子明晃晃的,知道這是一場小流氓之間的殘酷爭鬥,這種決鬥的慘烈程度有時是難以想象的。我母親的同事常叔家的孩子,高大帥氣,喜歡帶軍帽,有一次有小流氓要搶軍帽,他不給,愣是被捅了刀子送進醫院,好在沒有什麼大事。
那時候的蘭州街頭小流氓,在穿著上是有鮮明特徵的,頭戴綠色的軍帽,一身綠色的軍衣軍褲,褲子最好是喇叭褲,就是褲腳寬大的那種,腰裡系的是武裝帶,就是那種戰士們用來束腰的皮帶,方便隨時取下來作為武器。如果是段位高一點的流氓,腳下則一定是一雙黑色的高根布鞋,布鞋的根是白色的,大約有5公分左右,走在路上一身拽相,遇到這樣的流氓,小時候的我們是不敢看一眼的。
20多年過去了,再回到蘭州,當時小城的已經面目全非,東方紅廣場已經被高樓圍堵的不再空曠,黃河邊再也不像小時候那樣寧靜,轉動的水車和穿梭的遊人讓人想象不出這裡曾經發生過那麼多無言的故事。而當年那些劫掠少年,如今也都人到中年,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會想起當年無處安放的荷爾蒙是如何釋放的?
一切都變了,也包括那些消失了的殘酷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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