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鄭瓊曾用7年拍了一部紀錄片《出·路》，她用鏡頭訴說了三個命運不同、互不交集的年輕人，用各自的方式尋找人生“出路”的現實。
有時候，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還要好，還要重要。
大山深處的小女孩馬百娟；小城鎮的高三複讀生徐佳；大都市的時尚女孩袁晗寒。不同地域，不同的家庭、社會和經濟背景，導致了三個人不同、巨大的生活狀態和命運軌跡。
紀錄片裡有三句話，非常犀利：
“上學要打工，不上學也要打工，為什麼要上學？”
“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憑高的，不要低的。”
“我恐慌的不是沒事幹，而是會不會一直沒事幹。”
按照心理學家馬斯洛的理論，山區女孩是在為基本的生理需求、物質需求而努力，小鎮復讀生是在為更好、更高的生活狀態而奮鬥，而都市女孩是在為自我的精神自由、價值實現而嘗試。
不想說什麼貧富差距、階層鴻溝和社會公平，目前來說，這些毫無意義——差距一直在，而且會持續很久。
我想說的是選擇。
李嘉誠曾在汕大的演講中說，“...我想學術界的博弈理論（Game Theory）對人生有一定的反映，人生有沒有既定命運，我不知道，但每一天我們在那零和非零間的選擇，我們其實正在不斷選擇自己一生的命運。”
環境影響人，人也可以改變環境，力的作用本就是相互的。
但身處其中，人，特別是年輕人是很難擺脫環境的桎梏，去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如馬百娟曾經憧憬去北京讀書，退學後想要去酒店打工，結果還是早早服從父親和家人的安排，早早的嫁人生子。
而袁晗寒似乎毫不在意那些別人追求的教育資源，她擁有很多的自由時間，可以她又不知道用什麼來填充這些時間，所有顯得無聊和空虛，但她有別人所缺乏的選擇權。
馬百娟一年可能花不到50塊，袁晗寒可以隨著興趣問家裡要幾萬塊租店面玩酒吧，不想做了，也可以跑到國外留學，玩夠了還可以回國開公司。
袁晗寒有足夠的籌碼去嘗試，她試錯的成本是很低的，選擇權賦予了她可以不斷尋求精神滿足、生命出路的可能。
但徐佳沒有太多選擇，袁晗寒輕易從重點學校輟學的時候，徐佳卻不得不連續三次拼高考的獨木橋，哪怕是讀到幾近崩潰，也只能選擇堅持下去。
“很多時候是要為別人活著的”
父母的期許、親戚的話語、自己的前途，都是徐佳沒得選擇的緣由。
一些人的無聊，卻是另一些人所奢望的高級生活，為什麼？
選擇權越多，社會地位就越高。
紀錄片有個對環境的批判非常值得我們思考。
看著徐佳畢業時辛苦地找工作，在公司被打雞血，按照社會機器的要求循規蹈矩地生存下去。。。那種茫然、無奈、無趣和乏味，讓人非常壓抑。
但就是這種低級的螺絲釘工作，也是早婚的馬百娟所求而不得的，別說是三千塊，就是一千塊的工作都拒絕了她。
思想才是最牢不可破的囚籠。
無論馬百娟，還是徐佳，他們從小到大被灌輸的觀念、價值觀，決定了他們的大部分命運。
“很多代人，其實都是在被這個環境不停地洗腦”
“你可能到30多歲的時候你要知道，你可能把很多在這個社會里面、在這個教育當中，就植下去的一坨一坨屎都得挖出來，然後你才能變成一個真的人”
人生就是一個把自己不斷弄髒，又逐漸清洗乾淨的過程。
環境的薰染和習氣，決定了一個“社會人”的不同，如果說成年之前是無可奈何，那麼成年之後的人生就是自我選擇的結果了。
個體是渺小的，但正是個體的生命質量決定了社會的整體質量，而其標準之一，就在於選擇權的多少。
選擇權越多，人就越自由，而社會也就越高級，越有前途。
由生理追求到精神滿足，是一個生命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但愛好和興趣所滋養的自由，必須要有堅實的物質生活來支撐才行。
從這個維度看，現在年輕人所謂的個性、迷茫和空虛，其實是社會進步的自然結果，而物質基礎的土壤，也在要求他們必須開出精神之花。
所以，個性解放，娛樂、藝術、創新領域就會蓬勃發展。
紀錄片最後，鄭瓊對那些尋找生命“出路”的年輕人有個忠告：
唯一的出路我覺得是你去打破那些成功學，還有這個社會、這種權力文化帶給你所有的枷鎖。
當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時候，當社會外衣脫掉的時候，階層或許是可以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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