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7月24日，中國社科院“與改革開放同行”系列智庫論壇第二場開幕，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研究員蔡昉發表題為“中國發展奇蹟的世界意義”的主題演講。
本次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院智庫建設協調辦公室承辦，新華網思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協辦。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研究員蔡昉發表題為“中國發展奇蹟的世界意義”的主題演講 新華網記者李林/攝
什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複利效應？中國的人口紅利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才發揮作用？現階段人口紅利退坡，中國又該如何持續挖掘經濟潛力？跟隨思客君，一起來看蔡昉的精彩觀點！
什麼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複利效應？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複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蹟。
複利是什麼呢？比如經濟增長，一個經濟總量如果有一個增長速度，就形成了增量。這個增量加在總量中，在這個基礎上再有一個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和維持的時間就變得很重要。
如果一國經濟有一個足夠高的增長速度，保持足夠長的時間，這個複利的奇蹟效應就會顯現出來。比如增長速度是1%，想翻一番需要72年；如果增長速度是7.2%，10年就可以翻一番。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複利效應如何體現？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整個人類社會中，無論何時何地，經濟都沒有增長。即使有些時期、有些國家能夠有一個所謂高水平均衡陷阱，但都仍然處在馬爾薩斯陷阱中，人的生活水平沒有改善，人的預期壽命也非常短。
工業革命之後才有真正的經濟增長。英國是第一個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因此英國人的生活水平最先得到改善。在1880年，英國人的預期壽命是50歲。到1920年，英國經濟的年增長速度達到0.9%。這已經非常了不起。因此，一個英國人在去世的時候，生活水平差不多改善了將近56%，這是前所未有的成績了。
在英國之後，美國又成為了一個增長奇蹟，1920年到1975年間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候。這個時期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大約是55歲。這55年中，美國經濟年均增長2%，一個美國人一生中感受到的生活水平改善，也就是人均GDP大約增長了1倍，也是很了不起的。
蔡昉：中國人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已經超過了10倍，超過了所有的歷史記錄。新華網記者李林/攝
後來到了亞洲，日本是東亞奇蹟的一個代表，也是亞洲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從1950年開始，那個時候日本人的預期壽命為60歲，也就是說可以活到2010年。在這期間日本每年的經濟增長平均是4%，因此一個日本人臨終時會發現，其生活水平改善了接近10倍，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是68歲，過了30年，到2011年的時候，中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8.8%，已經顯示出複利的效果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已經超過了10倍，超過了所有的歷史記錄。
如果一個1981年出生的中國人預計活到2049年，正好是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的時候，假使人均GDP 8.8%的年經濟增長還保持的話，中國人一生中可以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大約可以是數百倍，是前所未有的。
儘管8.8%的人均GDP增速不會一直保持下去，但今後保持中高速的增長速度，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經濟發展是無意識的行為結果嗎？
在國際環境中活躍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人都承認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怎麼解釋這個成就的取得，每個人的看法還是不一樣。正如凱恩斯說，許多人往往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思想俘虜。
有兩位已故經濟學家的觀點支配著國際上經濟學家評價中國改革和發展，比較有代表性。
第一位是錢納理，曾任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他認為，一個國家只要糾正體制弊端，就可以實現經濟增長，不管這個國家是否具備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其實不具備發展的必要條件，只是因為改掉了弊端，因此就回到了原來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上。因此，有很多經濟學家，比如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一次性的，不會長期持續，也談不上什麼奇蹟。
這些經濟學家一直這麼說，但解釋不了中國經濟到今天還在快速增長的事實，年均9.6%的增長率保持長達40年，怎麼能說是一次性的效應呢？因此，作為經濟學家，我們需要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第二位比較有代表性的已故經濟學家是哈耶克。哈耶克說，在很多情況下，人們看到的一個好的結果，實際上是人類無意識行為的一個非預期結果，即人們沒有想到會達到這個結果，只是盲目地去幹，最後形成了一個看似好的結果。
有相當多的經濟學家引用這句話，說中國改革開放是經典的案例，註釋了哈耶克的無意識結果的假說。這個論斷的第一個錯誤是忽略了改革的出發點。第二，這個論斷也忽略了改革中企業家、農民、工人、各級幹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們的改革努力都一筆勾銷為無意識的行為，這是說不通的。
什麼是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強調人口多和勞動力豐富是國情，後來發現這個國情也可以說是人口紅利。
蔡昉：人口多和勞動力豐富是國情，這個國情也可以說是人口紅利。 新華網記者李林/攝
在改革開放的40年裡，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比如1980年到2010年這30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每年增長1.8%，勞動力供給是豐富的，是便宜的。
與此同時，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進入到勞動力市場，新增勞動力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比存量勞動力高，因此人力資本得到改善。
從資本角度來看，勞動年齡人口多，人口撫養比低，這樣的人口結構有利於儲蓄，因此我們改革開放時期具有比較高的居民儲蓄率。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也會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因此在這個時期儲蓄率高，資本積累率高，回報率也高，自然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因素。
再看生產率，或經濟學家所謂的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來源於資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產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產業，這種資源重新配置構成了全要素生產率在過去這幾十年來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有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結構相關，所以我們把它叫作人口紅利。 有了這些因素，把它放在總體生產函數中，就得出了比較高的潛在增長率。我們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10%，中國也的確實現了大約10%的實際增長速度，這是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
人口紅利一直都在，但中國經濟為何在改革開放後才實現高速增長？
人口紅利印度有，非洲也有，改革開放之前中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的人口結構變化也傾向於有利於經濟增長，但是隻有在改革開放時期才實現了高速增長。因此要實現經濟增長還需要充分條件，就是改革開放。
以勞動力流動為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對農業生產增長的貢獻為46%。同時生產率提高以後，農戶能夠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可以從生產率低的部門退出來。這是資源重新配置的第一個步驟。
勞動力從農業退出以後還要有相應的改革，他們才能流動起來，從農業流向非農產業，從農村流向小城鎮，再流向各級城市，從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區。
論壇現場。馬正/攝
第二個步驟就是勞動力在產業間、城鄉之間的流動，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許農民長途販運農產品、自帶口糧到鄰近城鎮就業、票證制度的改革，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等。
第三個步驟，流動以後要真正進入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進到非農產業，進到鄉鎮產業，進到非公有制經濟，進到沿海地區，直至進入國有企業就業，這個過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
因此，這個過程既是改革，同時又概括了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紅利轉化成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
這個過程是我們改革成功的體現，同時也必然是一個增長和分享的過程，因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勞動力，使就業更加充分。
現階段人口紅利因素髮生改變，中國經濟該如何挖掘增長潛力？
到201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達到了峰值，之後是負增長，人口撫養比也達到了低谷，之後是迅速提高，這些因素相應都改變了過去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變量。
比如，勞動力開始短缺了，工資提高了，製造業的比較優勢在加快喪失。新增勞動力越來越少，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
勞動力開始短缺，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出現了。農民工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也縮小了。
現場觀眾認真聆聽 馬正/攝
因此，利用這些新的變量進行測算，發現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了一個臺階。特別是2012年之後，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實際增長率也在下降。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高速增長的時期，因為中國不再具有人口紅利，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從依賴人口紅利轉向依靠改革紅利。
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總量巨大，農村還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
官方的統計數據表明還有27%的勞動力務農，而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只有4%的勞動力在務農，一些和中國發展階段類似的中高收入國家也只有12%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活動。
因此，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還很大。要實現這種轉移，必須靠改革。比如戶籍制度的改革就可以促進勞動力進一步轉移，進一步流動，進一步進入到城市。
通過這種改革，可以得到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也就是說改革可以使潛在增長率在原來基礎上提高。
從長期看，它可以使潛在增長率下降更緩慢一些，維持高增長的時間更長一些。這樣才能支撐我們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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