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長期的經濟轉型和發展帶來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一方面表現為收入差距的擴大，不論是城鄉、地區之間，還是在行業、職業之間，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都明顯擴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規範、原則和機制也都發生了變化。
這些變化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方面。
放在國際背景下來看，收入差距擴大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過去30年間，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
OECD近期出版一份研究報告《我們處於分裂之中：為什麼收入差距持續上升?》(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對15個OECD國家的收入差距變化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個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係數平均上升了14%；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後，9個國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係數出現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減緩。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收入分配問題具有必然性和正當性。
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卻是驚人的。而解釋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需要從收入差距變化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兩個角度出發。人們除了關心收入差距的大小之外，更會關心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也可以說是人們對收入分配現狀的一種價值判斷。
人們這種判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既有價值和文化理念，又有社會習慣和倫理，也會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以中國為例，在經濟轉型之前，人們受到平均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認為收入差距越小越好，而且把平均主義的分配結果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經濟轉型之後，人們逐步放棄了平均主義的價值理念，取而代之的是“發財致富”的價值觀。一些被認為合理的收入差距慢慢為人所接受。但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受到社會的批評與譴責。對於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的判斷，人們不僅要看分配的結果，也會看分配的過程和原則。
高收入人群影響差距結論
從收入差距變動的長期趨勢來看，所能得到的數據資料基本上從改革開放以來，也就是最近40年的變動趨勢。把這種趨勢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7年-2008年之前，之後是另外一個階段。
2007年之前，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全國收入差距都在不斷擴大。第二個階段，也就是2007年-2008年以後，我們的研究成果和包括國家統計局等機構的結論基本相同：城市內部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但對於全國收入差距是擴大還是縮小，各方有一定爭論，認為下降、穩定、上升的各種觀點都有。
上世紀80年代，全國基尼係數大概在0.3左右，從80年代中期開始，收入差距逐漸加大，其中在1994年、1995年時有一個下跌，然後又開始擴大。那次短暫下跌的原因是農產品價格提高，農民收入增幅很大，導致全國收入差距縮小。
除此之外，所有年份的收入差距都在擴大，一直持續到2008年，這年的基尼係數達到了0.491。
此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估計結果來看，收入差距稍有縮小，但也有機構得出不同的觀點，認為收入差距基本趨勢是不斷擴大。
收入差距到底是否在縮小?這個問題要從兩個層面解釋，第一是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國家統計局、我們課題組，不同的研究機構都做了相關調查，也給出不同的估計結果。比如，國家統計局估計2012年的基尼係數為0.473，根據北大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家庭追蹤調查數據估計的基尼係數為0.532，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住戶調查數據估計的基尼係數為0.539。
之所以會出現各方不同的測算結果，首先是各方對收入的定義不同。絕大多數機構使用的收入定義有缺陷，我們按照國際標準的住戶收入定義進行修正，把一些遺漏的收入補充進來，得出了自己的收入定義。另外，對住戶樣本進行加權，城鄉人口和區域人口都要加權，以使樣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收入定義，2007年到2013年全國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幅度非常小。根據我們的收入定義，這個縮小幅度比國家統計局稍微高一點。但如果對城鄉和地區之間的購買力平價進行調整，發現收入差距下降幾乎不存在。
回到“最近幾年收入差距真的縮小了嗎”這個問題，也難以堅持收入差距縮小的判斷。
如果看一下高收入人群收入變化的情況，會發現近十年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財富實際上增加非常快，比一般人群的收入增加快得多。我們收集了2010年-2017年中國最富有50人的財富數據，他們的財富增長有的超過一倍，甚至兩倍、三倍。從收入調查的情況來看，現在要想捕獲高收入人群的樣本是比較難的。
如果這個人群樣本在實際統計中是缺失的，肯定會影響到收入差距的估算結果。
一些初步的研究也顯示，如果把中國福布斯富人榜和胡潤富人榜上的富人樣本加以利用，估計中國收入差距，可以發現2007年-2013年收入差距沒有縮小，反而上升了。也就是說，這個期間收入差距擴大還是縮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高收入人群樣本。
因此，很多研究得出收入差距縮小的結論，可能針對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成立。
也就是說，可能對於90%-95%的人而言，收入差距是縮小的，但一旦把5%甚至1%的高收入人群包含進去，收入差距縮小的結論可能就不成立了。
城鎮化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起到重要作用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對全國收入差距情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城市內部的收入差距在擴大，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2008年以後開始縮小。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持續到2009年並達到最高點，城市人均收入相當於農村人均收入的3.3倍左右。
此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
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過程對縮小城鄉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城市中的農民工數量在增加，2001年不到8000萬，現在超過1.6億。自2008年以後，農民工的工資增長超出了預期，2010年和2011年都達到16%，2013年超過15%。農民工數量在增加，工資在增加，肯定會提高農民的收入。另外，各種各樣的惠農政策，農村的社會保障政策，包括其他各種各樣的和農業發展相關的政策，也起到增加農民收入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
這不是一個快速的過程，2003年開始的各種減稅，經過三年以後才完成，它帶來的效應是逐步釋放的。
除了有一些縮小收入差距的因素，還有一些是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其中一個就是財產性收入增長非常快。2007年財產性收入增長佔居民收入的份額不到2%，2013年超過8%，特別是很多城市家庭的財產性收入增長非常快。同時，財產性收入的分配不均等，而它的背後是居民財產的快速增加和分配差距的急劇擴大。
中國居民財產的變化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財產差距增長率大大超出收入增長率，二是財產分佈差距急劇擴大，三是推動財產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是房產價值的持續上升。
2002年-2013年居民財產年均實際增長接近17%，其中北京最大的是房地產，達到20%的增長。也就是說，買一套房子四年房價翻一番。這樣的財產積累會改變財產結構，房價上升很快，居民的財產不斷由金融資產轉化為財產。
2002年時，財產最少的10%的人的財產份額是1%，財產最多的10%的人的財產份額是38%。到2013年，前者的財產份額沒有上升在下降，幾乎是零財產，其中還有一些人是負債，而後者的財產份額已經上升到48%，而且還存在低估的可能。
這種情況下，財產的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十餘年當中上升超過了20%，也是一種被低估的結果。
在進行收入差距測算時，很難捕捉到富豪的數據。如果把他們包含進去的話，財產的基尼係數要比這個高得多。
根據我們的研究，如果把高收入人群樣本1%的樣本去掉，財產差距會縮小將近4個百分點，如果把所有最低的1%的人群去掉，對財產差距沒有什麼影響。
如何縮小收入差距?
那麼，收入分配政策對於收入差距有什麼影響?在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應比人們想象得更重要，收入再分配政策也非常管用。
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支出規模非常小，其次是差異大，這使得它們的收入分配效應非常低。
實際上，在初次分配中人們獲得市場收入，並不是最終用於消費和儲蓄的收入，因為許多人要交個人所得稅，還有人會獲得轉移性收入如低保金。經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後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才是人們可以用於消費和儲蓄(投資)的收入。
眾所周知，基尼係數用於衡量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大小，但通常使用基尼係數是指對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估計，而不是市場收入的估計。
按照2013年的數據，中國比OECD國家的基尼係數要高4個百分點，其中28%來自於市場收入的差距，另72%來自於中國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不夠。進一步看，發達國家的基尼係數超過0.521，經過收入再分配調整後降到了0.3左右。再看中國，通過收入再分配調節政策之後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市場收入差距跟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關係不大，比如拉美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市場收入的基尼係數差不多，大都達到0.5以上。拉美國家的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力度還不如中國，所以它們的基尼係數很高。
因此，如果一個國家有較低的基尼係數，這是因為政府再分配政策調節造成的，而不是因為市場調節的作用。
中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比較低，而且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其中，養老金水平是行政事業單位最高，然後是城鎮企業，農村養老水平最低。現在城鎮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平均養老金收入是農民的40倍，甚至更高。
那是不是可以說，社會保障收支的分配效應是縮小收入差距呢?
不能簡單地得出這個結論。
跟單純的市場收入差距相比，社會保障支出降低了基尼係數，但其中存在邊際效應，如果獲得政府轉移性收入的人成比例增加，基尼係數反而會上升。比如，如果增加城鎮職工退休金，肯定會擴大收入差距。要是在其他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單純提高城鎮居民養老金，也會擴大收入差距。這是因為現在城鎮居民養老金雖然很低，但和農民收入相比仍然是高的。
如果想進一步降低收入差距，怎麼做?應該較大幅度提高農民的養老金收入。今年把農村社會基礎養老金由每個月71元提高到81元，提高的幅度很大，但絕對數額還是很低。
有沒有一些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被激發出來後，使得收入差距逐步縮小，並且逐步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呢?
第一是鄉村振興。過去幾年有助於收入差距縮小的一個最大因素就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的縮小，現在和未來能否讓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的勢頭持續下去非常關鍵。如果在農村的一系列改革達成目標，可以激發農村經濟的增長活力，就能使農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
第二是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不是說農民進城以後有了工作就可以，一定要把城鎮化和市民化結合起來，特別是大城市怎麼推進高質量的城鎮化，使得不僅僅農村年輕勞動力能夠轉移就業，而且能解決農村老人的異地養老的問題。
農村年輕人到了城市，老人留在農村，即使子女給他們匯款，但他們自己並沒有養老能力，社會養老服務又嚴重不足，這是一個大問題。如果農村年輕人能在城市安家，有比較寬敞的房子，父母養老問題就可以解決。
第三是教育發展。教育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力在不斷上升，大約超過20%。教育發展會縮小收入差距。比如巴西和南非的基尼係數都超過0.5，但上世紀90年代後，巴西基尼係數開始下降，隨著高等教育不斷普及，很多高技能人才出現，這樣縮小了技術人員和非技術人員的收入差距。
再有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社會保障和福利。如果我們的公共服務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並向低收入群體傾斜，收入差距會有所縮小。這些政策已經體現在十九大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裡，問題是如何落實，不能只說不做，或者說一套做另一套。
更應該看到一些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
一是收入流動性的降低，什麼叫收入流動性?如果看一個時期的收入差距，就要看同樣一個人群在這幾年中的收入相對變化。如果在開始的年份，他們的收入是偏低的，但過幾年相對來講高了，這對很多低收入人群來講會心存希望，經過三五年奮鬥可能成為高收入群體。
但是我們做了相關研究發現，這個流動性在降低，低收入人群的這種希望變動越來越小。一開始是低收入人群，再過十年還是低收入人群，收入雖然有所增加，但是你的收入比別人增加得慢。這是一個收入流動性降低的問題。
對於兩代人來講，還存在代際流動性的問題，也就是父代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子代的收入。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的代際流動性在降低。這意味著下一代人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上一代人的收入，所謂拼爹的時代來了。這種代際流動的降低，是縮小收入差距一個很重要的阻礙因素。
還有就是新技術帶來的就業極化。美國相關研究發現，快速的技術進步，機器人的使用，包括互聯網和各種各樣的所謂人工智能，可以被技術替代的人群在不斷增加，而被替代的大多是中端職業的人群，職業出現兩極化現象。而職業極化必然帶來收入差距的擴大。這種情況在中國已經出現，將來會更加明顯。
我們改革開放40年，基本上都是注重經濟領域的改革，政府改革進程相對比較緩慢，這種情況下不同的利益集團初步形成。這會使得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格局更加固化和僵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也會變得更加困難。
最後一點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財產加速積累及其財產分配差距的擴大。財產差距的急劇擴大反過來引起收入差距的擴大，或者抵消了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
與此同時，許多收入分配政策實際上並沒有實現再分配調節作用、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現實是，高收入人群從社會保障再分配當中得到的更多一些。
如果把幾個影響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考慮進去，就會發現收入差距想要縮小非常不易。如果不能在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土地市場做出一些比較重大的改革，那麼就要把重心轉移到再分配上。
總而言之，在各種影響因素相互作用下，中國收入差距在未來幾年中處於一種高位徘徊狀態。如果期待它出現長期持續的下降，必須用力促進其縮小因素髮揮作用，強力抑制擴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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