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青年”還言猶在耳，同齡人“拋棄”你也沒過多久，“隱形貧困人口”這個詞火了。根據網絡定義，隱形貧困人口是指“那些看起來每天有吃有喝，但實際上非常窮的人”。
“能買戴森吸塵器就不用掃帚了；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麥了；100塊錢一張的‘前男友面膜’用起來也不心疼；一有健身衝動，就非得去辦張年卡。總之，朋友圈光鮮靚麗，口袋空空如也，‘吃土’是常態，在精緻道路上拿出十八般武藝、拼盡全力。”在“隱形貧困人口”的相關評析文章中，“隱形貧困人口”被認定是“自我消費不節制所造成的”，正是因為想過得富一點，所以把日過得窮了。
不過將年輕人的“貧困”歸咎於消費主義和消費的不節制，是否會遮蔽了一些什麼？比如許多年輕人“非常窮”，倒不是因為他們將錢花費在吃好喝好上了，而是因為他們真的窮。即便有年輕人將大部分的金錢花在吃好喝好上，僅僅是因為他們熱衷消費，還是背後有什麼更深層次的原因？比如究竟是熱衷消費導致了貧困，還是因為貧困所以熱衷消費？
總之，一個熱詞背後往往蘊藏著重要的社會心理信息，“隱形貧困人口”的理論景深值得細究。
大眾傳媒時代的“貧困感”
身邊一位50後的長輩學者，對現在年輕人老是說自己“貧困”、“喪”很是不屑。在他看來，物質生活好了，年輕人都是蜜罐中長大，身在福中不知福，還養了一身矯情的本領。他說，他們那一輩人的成長歲月裡，物質短缺、缺衣少食，飢餓是家常便飯，現在年輕人所能享受到的豐富和便捷的物質生活，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從來都不敢想的事。怎麼現在的80後、90後、00後，動不動就覺得自己那一代人是“最不幸的”？
長輩的質疑，縱然有代際隔閡的因素，卻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怎麼物質生活越來越好，自稱“貧困”的人卻越來越多了？這與其說是這一代年輕人矯情，毋寧說，老一輩與年輕人對於“貧困”的認定和感知是不一樣的。在老一輩那裡，貧困更多意味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無法滿足，但在新一代年輕人這裡，不貧困不僅僅意味著有吃有喝，還意味著吃好喝好，甚至更多。那麼，年輕人的貧困閾值，是如何不斷提高的？
這裡不得不著重強調的是，高度發達的大眾傳媒對年輕人觀念的影響。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大眾傳媒時代，傳媒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不斷塑造著人們的認知。文化學者南帆指出，“現代社會的標誌是我們被拋入了大眾傳媒組織起來的社會，大眾傳媒就是我們的文化感官。幾張報紙、幾個電視頻道或者幾個網站就佈置出了一個大千世界的幻象。”而這個幻象的核心是，種種幸福生活的神話。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一書中寫道，“報刊和社會輿論沒完沒了的鼓譟，讓每個生活在底層的人都相信他們總有機會攀上社會金字塔的塔尖，有機會成為實業家、大法官、科學家，甚至是總統。這種無限機遇的論調在一開始也許能給人一種盲目的樂觀，對那些底層的年輕人尤甚。”
我們每時每刻都在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圍，哪個年輕人月薪5萬，哪個年輕人創業成功一躍成為億萬富翁；即便是電視裡的廣告，不斷宣揚的也是一種中產階層的生活樣本：一棟別墅，陽光照射進來，漂亮的妻子在做家務，小孩在快樂地玩耍……
身邊的幸福神話太多，其結果就是知名作家韓少功所說的，“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足夠根據，來發現自己的貧困”。跟胡瑋煒相比，年薪30萬的碼農是貧困的；跟北京三環有一套房的人相比，三線城市有一套房的人是貧困的……“人們從現代文化工業那裡獲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識裝備，也從文化工業那裡接受了太多有關人類幸福的神話，於是特別容易產生自我感覺的模擬演習，直至在心理上自傷”。
也即，許多年輕人自嘲“隱形貧困”，倒不見得他們是真的貧困，他們的“貧困感”有可能是來自於傳媒時代的文本感染和廣告後遺症，來自於與幸福神話的對照和攀比。“這個社會的傳媒技術已經市場化或者權力化，受控於資本化的權力或者權力化的資本”，權力和資本媾和打造幸福神話，才能源源不斷激發受眾的“貧困感”，激發他們的消費衝動，並讓他們心甘情願成為消費的“順民”。
從這個角度看，某些人自嘲“隱形貧困人口”，倒真有可能是一種矯情，是不斷誇大的心理自傷。
不斷壯大的“窮忙族”
不過，時代不斷進步的標誌本來就是，人們對貧困標準的認定在不斷提高。以前吃好喝好就是不貧困，但如果幾十年過去了，人們的需求依舊停留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的最低階段，那麼這絕對稱不上一個好的時代。雖然攀比邏輯值得檢討，但比爛邏輯更是要不得。
應該看到，“隱形貧困人口”的自嘲，固然不乏大眾傳媒時代滋生的“貧困感”，但更多可能是出於一種貧困實感。這種貧困實感，或來自於生存和發展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或來自於安全、尊重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比如縱向對比，現在年輕人的物質生活的確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好多了，但與當下時代的生活成本、發展前景等橫向比較，這一代年輕人的處境就不見得比老一輩更好。
在“隱形貧困人口”這個詞走紅之前，另一個與貧困有關的詞彙，就長久地成為不少年輕人對自我生存狀態的概括，即“窮忙族”（working poor）。該詞源於歐美國家，歐盟對其定義是“在工作卻入不敷出，甚至淪落到貧窮線以下的受僱者”。按照常理，付出跟收入應該呈正相關，但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卻是越窮越忙，越忙越窮；他們一直在努力工作，生活狀態卻不見根本性的改善。
2017年12月，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7年報告》顯示，中國勞動力每週工作時間在50或50小時以上的分別為43.90%、42.57%，比例均超過四成。“996”（工作日早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中午和晚上休息1小時甚至更少，並且一週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成為許多年輕人的工作常態，越是大的、節奏快的城市越是如此，他們在辦公室的時間甚至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時間更多。曾有深受加班困擾的白領說，“如果不是大樓高層的窗戶不能打開，很多人都可能已經跳下去了。”
但不少年輕人努力付出，他們卻變得“越來越窮”，他們的收入增速遠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騰訊·今日話題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對比應屆畢業生平均薪資增速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可發現，在2012-2015年，剛畢業大學生工資的整體增速趕不上社會平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畢業生就是年輕人的代表。不去考慮大學畢業生起薪低的問題，這個群體的工資增速沒有和社會整體同步，年輕人存在“相對貧困”的問題，他們正成為“失落的階層”。
除了工作強度大、工資低，更令年輕人困擾和焦慮的，還在於他們未來前景的“不穩定”，即便他們勤勤懇懇地工作，也隨時可能有失業的風險。一邊是“窮忙族”的生活和工作狀態，一邊是高不可攀的房價、高昂的生活成本、看不到預期的未來——許多年輕人何止是“隱形貧困人口”，他們是實實在在的貧困。
用消費來安慰苦難的人生
矛盾的地方就在於，如果很多年輕人是真的貧困，可他們為何如此熱衷於消費主義？不少社會學家都留意到這樣一個現象，月收入不高的年輕工人，所使用的手機常常是價格最為昂貴的iphone系列。究竟是消費導致他們淪為貧困，還是因為貧困所以他們更熱衷於消費？
這頗像張愛玲說的，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脅感下，“人們受不了這個，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於是“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年輕人買不起房子，卻買得起一些讓自己感受更好的居家用品，誠如學者嚴鋒分析的，“人是渴望改變的，生活是很難改變的，生活中只有電子產品最容易改變，所以只能從電子產品的更新中獲得一種虛幻的改變感，安慰苦難的人生。”
因此，不少對“隱形貧困人口”的批評顛倒了因果，並非“月光族”讓年輕人貧困，而是因為貧困，年輕人只剩下哈維爾所說的那種“自由地選擇哪一種牌子的冰箱和洗衣機”的自由了。
哈維爾深刻地指出，這種只熱衷於消費主義的傾向會加劇公眾的政治冷漠，貧困的狀態將更難改變。“一個人越是徹底放棄任何全面轉變的希望，放棄任何超越個人的目標和價值，或任何對一種‘外在’（即指公共事務，筆者注）方面發揮影響的機會，他的能量就轉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內在’（指私人的物質生活，筆者注）。今天的人們一心一意地想著自己的家庭和房子，他們在那兒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通過將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僅僅是消費品的興趣上，是希望使他沒有能力意識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長的被侵犯的程度。將他縮減成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各種觀念的簡單容器，是打算將他變成複雜操縱的順從的材料。”
這或許才是“隱形貧困人口”背後的消費主義傾向值得我們高度警惕的地方。以消費安慰困難的人生，獲取一點虛幻的改變感，是個人權利，也無可厚非；但我們切勿在權力和資本的鼓動下，全情投入到消費主義的懷抱中，嚐到一點消費主義的甜頭後，便心甘情願地忍受貧困和剝削。要打破貧困，根本上應該打破“除了適應現實，我們別無選擇”的政治意識，走出政治冷漠，積極參與每一次公共事務，積極維護個人的權益不受侵犯。
這很難，但想改變被剝奪和不公制造的貧困狀態，就得從現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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