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下午三点，松果生活联合自如在Z-SPACE举办了一场名为“自媒体时代，新闻过时了吗？”的分享会，这也是居住生活品牌自如发起的“银杏树下的分享者”系列沙龙之一。活动特邀松果生活创始人魏一平担任嘉宾，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当记者时上山下乡的那些事儿。
魏一平
松果生活创始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2005山东大学（威海）英语系毕业；2008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2007年加入三联 历任记者、主任记者、主笔，报道领域集中在重大社会事件、大案要案、商业专题；2015年负责创办三联旗下生活方式活动品牌松果生活。
自媒体时代，新闻理想过时了吗？
松果生活 X 自如在Z-SPACE 分享会摘录
今天我分享的话题是“自媒体时代，新闻理想过时了吗？”，这个问题也是这些年媒体同行之间讨论最多的。比如说最近的泰国普吉岛沉船事件，这种突发新闻的整个社会反应和五年前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事情发生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已经没什么人关心了，因为新的话题重新占据了我们的朋友圈；另外一个是，很多自媒体的文章只是就其中的一两个人物来写，用很长的篇幅描绘他们的故事，但其实你看完后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现在这个信息碎片的环境下，很多事情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或者你根本无法了解到事情的全貌，下一个新热点便又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自媒体时代——新闻事件一点都没少，少的是关于事件本身事实性的新闻报道。
说到底什么是新闻？关于新闻的定义国内外都有，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事实便是新闻的核心，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所欠缺的。现在流行观点站队，没有人真正关心背后的事实性元素。很多事情，我们感觉报道铺天盖地，但沸沸扬扬之后其实并没有多少事实信息，也很少再有媒体持续地深入去跟进，喧嚣过后，一地鸡毛。
那么，如何来理解新闻理想呢？我不知道这个词儿最早是怎么来的，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中，媒体被称为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新闻工作者在法律框架内对另外三种权力进行监督。比如最近一部名为《华盛顿邮报》的电影，故事讲述的是越战期间发生的一起五角大楼泄密事件，很多人只是看到记者们逼近事实的勇气，却忽略了这背后各种法律问题的博弈与斗智斗勇。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说一个人有新闻理想，往往会联想到“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句话，的确这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精神信仰。但放在现在这个时代语境中，如果只是把新闻理想理解为“为弱势群体发声”，可能有点偏颇了。与立场相比，我更倾向于把新闻理想理解为“对事实的追求”。记者这份工作，对我来讲，最大的吸引力与成就感，就在于满足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2005年，我在山东读本科，当时对自己所学的英语专业不太感兴趣，一心想做记者，考研的时候就跨专业考取了复旦的新闻学院。2007年初，研究生开始实习，我跑到北京找到《三联生活周刊》，先从实习记者开始，后来留下来工作，在社会部做记者，后来又做到主笔，直到2015年才开始转行，负责三联旗下一个生活方式品牌松果生活。在来三联之前，我曾在日报、晚报、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媒体实习过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还是更喜欢周刊这种媒介，可以兼顾时效性与深度性，所以，三联成了我心心念念的向往之地。
在《三联生活周刊》做社会记者，基本上一年的日子就可以按周来计算。每周二是我们的选题日，当天会把一周的选题定下来，社会记者的选题大都有时效性，所以经常是周二下午选题定下来，当晚或者第二天一早就飞走了，一般先飞到省会城市，然后换成大巴到地市，换中巴到县城，再从县城乘坐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争取周三晚上到达新闻现场。那些年。我去过很多可能这辈子不会再去第二次的地方，它们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旅行者的名单上，但却是我们了解中国最不可或缺的途径。接下来我就分享三个案例，也分享一下我对新闻的理解。
第一个，是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今天，四号线天通苑已经成了比较繁华的居住区，很多人不知道，十年前那里还是一个住着一万多人的典型的北方农村。2009年11月23日晚上，村子里一个名为李磊的小伙子，喝了酒后到大兴黄村的出租房，把父母、妹妹、妻子和两个儿子全部杀害。四天以后，犯罪嫌疑人李磊在海南被警方抓获。11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这个案件让全城都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感觉，如今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冷，是那种北方刚刚入冬时的干冷。当时四号线还没有开通，作为四号线的终点站，天通苑那个地方满目荒凉，我和同事先去做了一周的调查，对李磊这个人和天通苑这个村子做了个大概了解。
李磊平时比较蔫，不太爱说话，从小被父母严厉教育，后来找了一个河南的妻子，两人一起做小生意，不管是在父母还是妹妹、妻子眼中，他都是一个不求上进、没有成就的印象。他的这种压抑的情绪伴随着整个人生，也没有什么发泄口，一直到2008年，因为要建设地铁四号线，整个村子要拆迁，天宫院的土地资源丰富，是个拆迁大村。这个村子曾经有辉煌的历史，90年代开始凋敝，如今又因为拆迁补偿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半年时间，整个村子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人一夜间变成了千万大户，老手本分了一辈子的农民，在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面前，如何理性看待？这其实特别考验人性。所以，村子里就出现了一批怪现象，离婚的、赌博的、兄妹反目的、姊妹吵架的，原有的农业生态被颠覆了。
在这种环境下，作为记者，本能地会想去探究李磊的杀人动机，但分析个体的深层动机，也许是最难达成的任务，即便对犯罪心理学家来说，都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只能让大家了解更多背景信息，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件超出常人认识的凶案，这样才能逐步消解恐慌情绪，理性反思我们的生活。
第一波围绕案件的报道出来后，我们又继续采访了李磊妻子的家人、朋友等，其实了解越多，困惑就越多。隔了两个月，我记得是北京冬天最冷的时候，三联又做了一个封面故事，围绕着天通苑这个村庄的演变，写了一个北方农民的群像故事。这个专题看起来与李磊案似乎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对于三联来说，我们还是想在事件之外，尽力提供更多元更完整的信息，来记录这个时代。
第二个事件是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马尼拉劫持香港游客事件。当时我是通过凤凰卫视的直播，目睹了整个劫持事件的全过程，一名退休的马尼拉警察持枪劫持了一辆满载香港游客的大巴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苦谈判，最后谈判破裂，警察强攻，又因为一系列不专业的救援行为，导致人质被杀。
带着一系列疑问，两天后我赶到了事件现场——马尼拉市中心的一个广场，这是马尼拉的著名旅游景点，现场堆放着一些追思逝者的鲜花，天下着小雨，两天前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是电视直播没有呈现出来的？为什么谈判会破裂？负责营救人质的特警为什么会看起来那么不专业？我脑子里满是问号，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如何去解开这些问号，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了紧张的找人采访的工作。做记者，就是要抓住每一个线头，顺藤摸瓜，找到那个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三联，他们被称为核心信息源。能求助的人问了一圈之后，都让我等消息。我在酒店呆不住，就出门溜达，很偶然地看到一群穿着黑色制服、扛着长枪的特警在路边休息。他们的穿着和装备跟那天营救人质的警察很类似，我就过去攀谈。没想到，他们并没有什么戒备之心，很开放地跟我聊起那天的劫持事件，当天参与营救的警察就是他们的同事。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我找到了当天负责营救的菲律宾首都及中央大区特警部队，还通过人民日报驻当地记者的帮忙，采访到了当天的行动指挥官。或许在大家的印象中，特警部队都是很神秘的、封闭的，但当时让我震惊的是，这里的特警营区很开放，甚至有些自由散漫，来访者可以径直进出，甚至能直接打听到他们司令官的办公室。他们对待记者的态度也很坦诚，在指挥官的引荐下，我还采访了当天的首席谈判代表，全面了解了当天营救的全过程。
这些了解了以后，我的疑问就集中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菲律宾的警察训练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整个营救过程都显得那么不专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是我们面对一个新闻事件时，必须要去回答的疑问，新闻不只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还应该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要了解菲律宾警察的真实现状，只是通过官方渠道，肯定是不全面的。于是，我到处打听，哪里有退休的特警，最后通过当地一个小混混帮忙牵线，采访到了他的叔叔——一个从特警部队提前退休每天都在借酒消愁的人。他住在马尼拉的一个贫民区，家里有一大帮孩子要养活，生活压力很大。通过他的讲述，解答了我大部分的疑惑，原来菲律宾警察的组织训练是这样的。
一个人、一个事件，往往是新闻的由头，是我们最初的好奇心。但在关注个体因素的同事，我们不应该止步不前，也应该继续去追问集体的因素，去追问体制的因素。马尼拉人质劫持事件，属于那种在陌生的场景、陌生的文化中发生的极端事件，对此，我们更应该保持一颗旺盛的好奇心，放下偏见，不断追问。所以，最后的报道，我取的标题叫《对不起，这是菲律宾》，也是希望通过剖析这个事件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国家。
最后一个案例，是有关丁书苗、刘志军、张曙光等人关联的铁道部的贪腐案。这三个人的结局都一样，都进了监狱。先是山西女老板丁书苗被抓了，紧接着当时风头正劲的铁道部长刘志军也被抓了，没过几个月，风光无限的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也被抓了。这三个人出事，表面看跟我们的生活关系不大，但其实他们所做的事与我们息息相关。从绿皮火车年代，到红皮火车，到高铁时代，交通方式与效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是如何快速进入高铁时代的？中国的高铁技术为何能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这一切，可能还得源于刘志军上任铁道部长之后提出的“跨越式发展”。这个事情说起来有些复杂，背后包含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以及这中间出现的个人因素。
为了让高铁快一些跑起来，如何引进列车就是个棘手的问题。这个张曙光，就是当年负责中国高铁引进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筹码设计，用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逐步完成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路径。就是这样一位对高铁发展有过莫大贡献的功臣，为什么成了阶下囚？庭审时，张曙光供述，其为了参评院士，多次受贿，这背后体现的又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科研体制问题。而那个山西女老板丁书苗的故事，更是传奇，一个小学没毕业的农村妇女，如何通过个人钻营，充分利用了铁路运行机制中的缝隙，慢慢成为铁道部长的座上宾。
有关铁道部的这一系列调查，说实话，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材料。但是，我们没有囿于他们的犯罪行为去做推论，而是通过调查，去更加全面地认识铁路系统这个庞大的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这三个案例，都是从个别人、个别事件入手，但其背后所折射的，都是这个时代的公共议题，是一个系统在运行多年后发生的极端事件。所以，如果让我来总结我的记者生涯，那就是它为我认识这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学会在看到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不着急做单一的理解。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多面的，人也是，没有简单的黑白之分，但也正是因为这复杂性，世界才充满了丰富性。即便是我离开新闻采访一线几年了，但我还是对过去那8年的记者生涯满怀感激。尤其在社交媒体流行的今天，我们不应该为了简单追求阅读量就着急表态站队，而放弃了对事实本身更加深入的追问。移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生活便利，但在认知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上，似乎很容易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舆论的过度喧嚣反而容易淹没理性思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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