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是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中国水长城”，被国际友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它是艰难岁月里不屈不挠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创新思维的伟大音符。2016年1月，红旗渠风景区入选“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名录。
弹指一挥
间，“引漳入林”工程的红旗渠通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笔者再度来到这里，实地采访了当年主持修渠决策的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1994年撤县设市）县委原第一书记、后任国务院扶贫办顾问的杨贵和特等劳动模范任羊成，探寻这条“太行天路”背后的光荣与梦想。
一
在历次的红旗渠相关展览中，一个高悬于半空中，手持除险钩排险的人的照片经常被放大作为主题宣传画，这位被誉为太行山上的“飞虎神鹰”的传奇人物，就是红旗渠工地除险队队长、红旗渠建设特等模范任羊成。
多年后任羊成说起当年建设红旗渠的事，仍然记忆犹新：“我开始是爆破队队长，后来由于红旗渠工地需要组建除险队，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领导说：‘除险是很危险的，你不怕死啊？’我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我知道那是在拿着生命干的事儿，可是我想总得有人干吧，共产党员就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1966年4月20日，在庆祝红旗渠三条干渠通水典礼大会上，任羊成作为特等模范受到表彰。
杨贵比任羊成小一岁，1928年生于河南当地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村和区的抗日救国会主席。1947年7月，杨贵在战斗中负伤，未痊愈即赴淇县前方指挥部工作。建国后，杨贵任河南省汤阴县委宣传部部长，后调任中共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
安阳市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据记载，淇县是《封神榜》中的“姜太公”姜子牙的故土；汤阴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家乡；而安阳，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曹操起家的地方。中原大地汇聚着的民族英豪之气，也浸润着当时年仅20多岁的杨贵的心灵。
1954年，26岁的杨贵调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兼人民武装部主任。从此，在林县一干就是21年。1990年，杨贵回到阔别14年的林县，看望了当年修渠战友马有金以及任羊成、王师存等红旗渠劳动模范。2016年10月，年近90岁的杨贵再次回到林州，感受家乡发展变化。至此，他已经回林州21次。
二
《中国有条红旗渠》上有这样一段话：“杨贵这种林县人特征的性格没少让他尴尬。在那个大放卫星的年代，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县委书记们在毛泽东的面前慷慨激昂。”这是一段内涵极其丰富的记叙。
在林州，我拨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先请任羊成与老书记杨贵通话。随后，我与杨贵通话：“我是上海的记者，在小学时代，就知道红旗渠。多年来，在河南省老百姓中流传两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位书记分别是：兰考县焦裕禄、林县杨贵、辉县郑永和。这次再度亲眼看到红旗渠，心中非常感动。我的体会，红旗渠精神主要有两点：一是艰苦奋斗，二是实事求是。我这样理解红旗渠精神，对吗？”我特别提问：“在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您究竟说了些什么？”
杨贵略一沉吟，在电话中用很恳切的口吻说道：“你的这个观点非常对。光靠不怕牺牲，不怕死，豁出命去，并不一定能建成红旗渠。修建红旗渠，是在1959年底做出的决定，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属‘困难时期’。1958年‘大跃进’，各地的浮夸风非常厉害。那年，林县小麦丰收，亩产114斤。我到地区汇报工作，是第一个发言的。个别领导听到我的数字，很不屑地说，你们林县就是躺着不干，麦子产量也不应该这么低。他还问，你是按干小麦计算的，还是按照湿小麦计算的？你得加上‘水分’。我说，湿小麦比干小麦有分量，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计算这个‘水分’。一边有人讲，就算10%的‘水分’吧。我说，加11斤‘水分’，林县小麦单产还就是125斤。
“在我后面发言的，就说自己县里边的小麦亩产400斤、500斤的。也有谎称亩产1000斤的。可是，后面事情就来了，上级收‘征购粮’，那个县亩产1000斤，就上交500斤，留500斤也够吃了。那个县亩产根本没有达到500斤，但要交足500斤，还要担上‘自留了500斤口粮的虚名’。
“在1958年很风光的那些‘地方’，在后来的困难时期基本都垮了。”
“大炼钢铁”时，林县与附近两个县成立指挥部，杨贵任指挥长。地区要求要上15万人，他最终只上5万人。
1957年，杨贵作为全国10名县委书记之一，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山区建设座谈会。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离京赴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在新乡火车站接见豫北地区的县委书记。安阳、新乡两地委合并后，已任中共新乡地委委员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的杨贵名列其中。
毛泽东握着年仅30岁的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我知道你，你们治水还有一套。”看到杨贵激动得额头沁出了汗珠，毛泽东风趣地说道：“不要这么严肃嘛，你们把衣扣解开、解开。”座谈时毛泽东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
毛泽东问杨贵，你这里大炼钢铁，去了多少人？当时，在座的有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史向生，还有地委领导。杨贵想，跟毛主席座谈，不能讲假话的。杨贵说：“我们‘上去’了5万人。”毛泽东问：“这么多人都住在什么地方？”杨贵回答：“少部分人住在老乡家里，大部分住在野外。”毛泽东再问：“住在野外，那生病的人多不多？”杨贵如实说：“现在刚刚‘上去’，生病的人不多，可是时间长了，会有问题的。”毛泽东继续问道：“你们一天能够生产多少？”杨贵回答：“我们汇报有一天炼出200吨、300吨的，但是实际上，因为办食堂，老百姓的锅不用了，把砸锅的铁算上，也就10多吨‘土铁’。”毛泽东打量着周围的人，问道：“杨贵说的情况有没有代表性？”史向生回答：“客观地讲，有代表性。”杨贵又说：“今年是丰收年，可现在地里的麦子都收不回来，因为人都炼铁去了。”毛泽东说：“千万别再上人了，把大部分人撤下来，收粮食，搞水利；留少部分人炼小高炉，就可以了。”
当林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胜利时，1959年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淇、淅、洹、露四条河流都干涸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很多村庄群众又翻山越岭远道取水吃。事实证明，现有水利工程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群众说：“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修水库，依然蓄不住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呀!”林县县委通过多年来领导水利建设的实践，认为单靠在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已不可能，便组织3个调查组分头到县外考察。县长李贵等到山西陵川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等赴山西壶关县，杨贵率一个组去山西平顺、潞城县。调查结果，从淇河、淅河上游的陵川、壶关引水希望不大，水源充足的还是浊漳河，常年有20多立方米/秒的流量，最枯水季节也有10多立方米/秒流量。这次考察摸清了水的流量，杨贵等人亲眼看到一些泉水滚滚的源头，看到了希望，高兴极了。
三
1959年10月10日夜，由杨贵主持，林县县委对兴建引漳入林灌溉工程进行专门研究。会后，县委派出35名水利技术人员沿漳河测量，提出三个引水点：一是平顺县石城侯壁断下，就是后来的引水地点；二是耽车村；三是辛安附近，比现在引水的地方高得多，如果从那里引水，渠道可以从南谷洞水库大坝上过来，穿过马鞍墒山的黄露郊，从姚村、水河村凿洞过来，还能建一个高水头大流量的发电站，并把南谷洞、弓上、要子街三大水库连贯起来，引水搞调蓄。测量队汇报后，大家都倾向于后两个引水点。杨贵担心测量不准，又让复测4次。10月29日，县委又认真讨论关于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决定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做好充分准备，待请示上级批准后，立即上马。11月28日，县委听取第三次测量汇报，对耽车和辛安两处引水地点作了比较，大家都同意从辛安引水，决定按此方案设计。12月5日，杨贵同新乡地委第一书记张健民研究了引漳入林问题，得到支持。12月27日，县水利局副局长段毓波到新乡专署参加水利会议，杨贵让他们向专署汇报要求引漳入林问题。引漳入林的准备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林县领导班子兵分几路行动，一方面向专署和省委写请示报告，一方面派人到山西进行协商，同时在家里做好群众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
1960年1月24日，杨贵给史向生写信，请河南省委给山西省委去函，协商从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兴建“引漳入林”工程。河南省委除发公函外，史向生又以个人名义向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了亲笔信，派人持信件到太原找领导办理此事。这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就要过春节了，杨贵要求赴山西人员别考虑同家人团圆过春节，就在太原过节，时间住得长点儿也可以，以事情办妥为目的。
1月31日，杨贵和县委几位领导同志带领县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公社领导干部和弓上、南谷洞水库部分优秀的工队长100多人，到天桥断上牛岭山，面对漳河察看“引漳入林”渠线经过的地方，动员大家做好上工前的一切准备，决心把漳河水引入林县。
山西省委、省人委领导同志对“引漳入林”非常重视，春节刚过即于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开会研究，并写信给河南省委予以答复，因耽车村以下有赤壁断、侯壁断等几个大的跌水，要建水力发电站，最终同意林县从侯壁断下引水。
2月6日，杨贵在郑州市参加省四级干部会议，当山西省领导王谦、刘开基给河南省委的复信转来时，他高兴万分，当即给在县里主持工作的李运保打电话，让他们立即进行筹备，做好领导、任务、施工地段、民工、后勤工作的落实，并安排县委办公室和《林县报》编辑部拟写《引漳入林工程动员令》，作为告全县人民书，用红字印在《林县报》上，然后立即召开动员会，抓紧时间上人。
3月6日至7日，林县引漳入林会议在盘阳村举行。杨贵作了报告，并提议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10日，总指挥部在盘阳村召开“引漳入林”工程全线民工代表会议，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段突击施工办法。代表们一致同意杨贵的提议，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
四
在《红旗渠建设的回顾》中，杨贵这样说：“修建红旗渠，首先遇到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县财政的收入十分薄弱，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修建，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山西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可失，错过机遇，林县人民可能永远吃缺水之苦。那么，依靠自力更生，林县经济实力这张‘荷叶’，能不能包住修建红旗渠这个特大的‘粽子’？”
确实，当时省里及相邻县的干部们，心头有个大疑惑—修红旗渠，林县究竟有多少家底？这是林县的“超级机密”。当年，除了杨贵和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以外，省里和地委谁也不知晓。几年后，“超级机密”露馅了。原来，杨贵和县委一班人趁着1958年丰收，也没有因虚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悄悄攒下4000多万斤储备粮，“私设”了一个200万元的“小金库”（尽管这些资金和粮食，远远不够后来修建红旗渠的需求）。“上面”派来调查组，县人民银行行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调查报告送往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阅后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把它看得过重了，动用这个钱合情合理，只不过有点儿不合乎当时的规定。
在林州时，任羊成跟笔者说了一个“林县组织部部长被撤职又被复职”的故事。回到上海，笔者再次给杨贵打电话，询问此事。他首先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非常敬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
那时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有的老百姓还在挨饿。红旗渠建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资金、物资供应都非常紧张，一部分干部、群众对于修建红旗渠的认识也不一致。
1961年7月初，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他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会议，纠正当时农村里“左”的错误。有人趁机向领导同志反映说：“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把树皮都剥光了。县委为高举红旗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领导同志听后，误认为林县情况严重，批评林县县委“左”的阴魂不散，死抱着红旗不放，生活这样困难，还在继续修建红旗渠，县委书记杨贵是个死官僚，要撤销他的职务。小组讨论时，参加会议的林县县委组织部部长路加林说：“领导同志批评林县，所谈的情况不符合实际。”领导同志听了此话，认为这个组织部部长不认识错误，不让人说话，是违犯“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决定撤销路加林的职务，调离林县工作。当即，会议宣布了对路加林的撤职处分，并通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扩大会议。
杨贵来到安阳开会，感到气氛十分紧张，有些同志不敢跟他讲话、握手。相熟的一位同志，趁着中午来到杨贵的房间，悄悄说：“要注意啊，中央领导点你的名了。”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赶紧走人。第二天开会，有30多人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南局、河南省委和国家农委的同志。史向生比较了解杨贵，从台上传了张条子给他，上面写着：尽快发言，认真检讨。杨贵懂他的好意，快做检讨早过关，但却没有按照那个意思讲话。杨贵在发言中有气，做好了被撤职的思想准备，他说：“农村现在出现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分析一下原因，只责备下边，我不赞成，这也纠正不了错误。事实上，这些问题和责任也不是只在下边。修建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果说修建红旗渠有错误，撤我的职可以；撤组织部部长路加林的职务，我不同意。”接着，杨贵谈了林县当年干旱缺水，16万人翻山越岭取水吃，以及大部分建渠民工已经下山，只留少部分人在凿青年洞；林县县、社、队三级还有一定数量的储备粮，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情况；尽快建渠引水也是为干渴的林县群众着想等。杨贵提出三条意见：“第一，组织部部长路加林的意见是对的，如果把实事求是讲真话说成是违犯‘三不主义’而撤销职务，这才真是违犯‘三不主义’；第二，不同意撤销路加林的职务，如果修建红旗渠是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承担；第三，请地委将我的意见报告省委和党中央。”杨贵这样讲话，是有点儿“说完了就随便怎么处理”的意思，但是坐在台上的谭震林没有发火，也没有批评。
地委书记耿其昌宣布休息，有10多位县委书记上来跟杨贵说话，说你今天可讲出我们不敢讲的话了。会后，谭震林立即组织调查组来到林县，认为县委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不久便恢复了路加林的组织部部长职务。
1961年9月21日，杨贵到省里开会，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吴芝圃汇报工作，坦率地谈了豫北宾馆会议以来，有些人对林县县委说长道短，县委的压力很大。刘建勋说：“杨贵同志，你的情况我清楚，豫北宾馆会议那种做法，我不赞成。你的工作做得是扎实的，经得起考验的。我在北京开会时，周恩来总理还专门问到你们的情况，他对林县工作很关心。”接着对吴芝圃说：“芝圃同志，红旗渠那样大的工程不支持一点儿钱，说不过去。陶铸同志也说过要支持红旗渠，我看要从今年省里的行政经费节约下来的钱中，给杨贵他们解决一二百万元，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吴芝圃说：“可以，我们应该积极支持一二百万元。”在当时，一二百万元是杨贵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当然，他高兴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红旗渠工程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
至1969年7月，林县人民苦战10个春秋，80余人献出宝贵生命，共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挖砌土石达1515万立方米，终于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建成了全长1500公里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红旗渠。
总干渠墙高4.3米，宽8米，支、干渠总长1525.6公里，设计加大流量23立方米/秒。沿渠建设一、二类水库48座，小型水力发电站45座，库容6000余立方米。
20世纪70年代初，总长度“可以把广州和哈尔滨连起来”的红旗渠与南京长江大桥一道，被周恩来总理自豪地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所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是集全国之力修建，而红旗渠几乎是凭林县一己之力。
五
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9月21日，有数百人到林县要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贵，遭到林县上万群众的包围。中央知道了河南及林县的情况，周恩来要谭震林通知河南省委，邀请杨贵“参加国庆观礼”。然而，因为造反派的“阻拦”，杨贵未能成行。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杨贵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1月，周恩来总理提议，调杨贵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兼任河南省委常委、安阳地委书记、林县县委第一书记。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据曾任林州市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李蕾（现林州市副市长）介绍，截至这条“人工天河”通水40年时统计表明，红旗渠总引水量达85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达8000万亩次，共增产粮食15.9亿公斤，发电4.7亿千瓦时……其创造的财富已经等于总投资的23倍。
在林州，笔者听到一个花絮—1995年离休后居住在北京的杨贵，在院子里修了个全北京独一无二的“水窑”。笔者在电话里问他是否有此事，杨贵回答：“就是修个蓄水池，想起红旗渠，想到林县老百姓曾经那样子的缺水，我实在是舍不得浪费一滴水，天上的雨水掉下来，我就存起来，可以浇花。”
新华社社长穆青曾多次来到红旗渠，每次来必探望任羊成。穆青曾要求：“羊成，让我看看你的腰。”穆青摸着任羊成腰上被粗绳子勒出的厚厚的老茧，忍不住淌下了泪水。红旗渠建成，穆青再次来到红旗渠看望任羊成，对他说：“羊成，你要看好渠，用好水。”
1974年2月25日，李先念陪同外宾来到青年洞。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登上青年洞，有两个老外咕咕叽叽，翻译传过来的话是：这么高的山崖，鹰也难飞上去，人怎么上去除险？李先念把任羊成叫过去：“表演一下，你看怎样？”任羊成说：“没问题。”说完叫来两个人，抬出一盘大绳、三根钢钎，脱了鞋就往上爬。老外大吃一惊，急忙找翻译，连连说：“我们承认中国人民有志气，请别表演。”晚上，陪外宾吃饭，任羊成与李先念坐一桌，李先念问：“你知道我是谁吗？”任羊成回答：“只知道你是首长，不知道是省里的还是北京的。” 李先念又笑了，小声说：“我叫李先念。”
在岩壁上，有一个并不大的洞口，任羊成和民工在这个洞里过了两个冬天。现在，在洞的右侧前方，刻有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在1991年的题字：山碑。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家园，就不会幸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努力向上的精神追求，就不会进步。50多年过去了，修建红旗渠时铁锤钢钎的交响和隆隆的开山炮声，早已湮没在历史深处，但先辈们当年高亢的呐喊，仍在太行山和红旗渠儿女心中回响。
红旗渠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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