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們懵逼地退下，忍，成了大多數人的最終決定，耐操是中國父親的優點。
劉強東在疫苗事件中多次發聲，義憤填膺，“建議”相關政府部門嚴懲責任人。這種“嚴懲”還是迴歸了一位富豪的“商本位”思想，“罰他個傾家蕩產”可能是最高懲罰了，而不是“無期徒刑”甚至“死刑”。
這位登上過《財富》全球50位商業領袖榜單，進過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前十，是政協提案委員會委員的公眾人物，在此刻最大的能量，也僅限於“建議”。
魯迅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幸好，現在還有一些人物“爭”出了聲音，儘管後果未知，但人民還是一片叫好。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微乎其微的力量，當見到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是站隊我們一邊時，總是感到良知的寬慰。
而這種發聲，更多的可能不是因為公眾人物的“例行公事”，而僅僅是因為，他是一位父親。
然而作為一個具有很強大能量的父親，對孩子的保護和焦慮，也和普通人差別不大。
他當然是不差錢給孩子打最高級的疫苗，過最貴的人生，但他真的依然擺脫不了生活的焦慮。就算你是富豪，你能保證黑心的手不會在暗處伸向自己的孩子嗎？
所以，“建議嚴懲”恐怕是這位父親此刻能做的唯一的事了。
有一個嚴懲，就多一份安心，當然，也可能只是心裡安慰，但也能讓一位父親感到自己“終於為孩子做了點什麼”。
而更多的中國父親，能為孩子做的，實在無法更多。
尤其是在發生不好的事情時，絕大多數中國父親，那在詩歌中被讚美過的“寬厚臂膀”，“安全臂彎”，“如山父愛”，都只能變成一些像“娘們”一樣細小的抱怨和憤恨，輕則發朋友圈表態度，重則在網上破口爆粗。如果有可能，他們一定也想做些別的，但是能做什麼呢？
這是做父親的悲哀，保護孩子這件本能的事情，變得好像無力出手。
而想象中的父愛，彷彿應該是帶著一些橫衝直撞和不顧一切的。父愛和母愛的不同，不就是父親的安全感需要不僅僅落實在嘴上嗎。
但在中國，基本做不到。
東野圭吾有一部小說叫《彷徨之刃》，講的是一位父親為女兒復仇，千里追殺兩名少年犯。當然，他本身也犯法了。“他手持獵槍，雙眼佈滿血絲”，正義與法律在父親面前是一種彷徨的選擇。
這部作品改編的電影在韓國上映後，韓國的網站發起了“父親為報仇害回兇手是否恰當”的投票，30.1%的人認為自己也會這麼做，61.4%的人投票給可以充分理解失去女兒的父親心情，而僅有8.5%的人認為無論怎麼樣這都是不合法的行為。當法律連一個少女都無法保護時，父親有沒有權力來私法救助？
這種彷徨恐怕永久難以解開。
如果東野圭吾筆下的被殺害的女孩，變成吃了毒奶粉、打了假疫苗而受到傷害的孩子，他能怎麼寫？估計他寫不了，因為這種事情難以想象，他以一個作家的想象力，編造不出這樣荒唐的事。
但中國的父親，面臨的荒唐，經歷的彷徨，不是那些作家可以想象的。
十年前，照片中三歲的女孩，因為吃了含有大量三聚氰胺奶粉被檢出“雙腎結石”和尿蛋白及缺鐵症狀，他的父親郭利開啟了為女兒維權。但後來卻被奶粉廠家誣告陷害成“敲詐勒索”罪被判入獄，最後妻離子散。
這個父親的正常維權是保護女兒的合法權利，最後的結局是失去了家庭和自由。
不知道這位父親在獄中有沒有一刻曾經懊惱，在當初面對超標132倍的三聚氰胺、看著女兒的體檢報告的那一刻，如果早知道結局是自己入獄，那為何不是一拳打向那些黑心人。
同樣是入獄，換來的結果很不一樣。也許，至少能讓其他一些黑心的惡人，因為害怕同樣被打，而收起了魔抓，哪怕是片刻。
而現在法律告訴了中國父親：你們打也不是，告也不是，有證據也不是，有理由也不是，你的結局是不受控的，自求多福吧。
父親們懵逼地退下，忍，成了大多數人的最終決定，耐操是中國父親的優點。
現在，孩子遇上事的那些父親們，多數只剩下“對著鏡頭”控訴，保護孩子的方式變得單一。臉上有淚水，心裡有血水，手中沒有任何武器，身上沒有一件鎧甲。
在《爸爸去哪兒》裡，青山綠水環保，花香鳥鳴清風，無憂無慮的爸爸們和孩子們在演繹著如山的父愛如何挺拔。父親們多在執行一種“磨練孩子”的父愛精神，他們依然覺得，現在孩子還小，我有能力當你的保護傘，將來有一天你們是需要自己面對世界的。
可是他們說的不是實情。可能不用等你老了才失去了保護孩子的能力，很多時候，即使你還年輕力壯，能量強大，也不一定真的就能擋風遮雨。
中國的父親，老得特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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