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講座的主題是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情懷，先講一個一個小故事。2001年我到哈佛大學去做訪問學者，有一次去紐約，特特意到普林斯頓大學，去見余英時先生。餘先生到我第一句話就問，你為什麼要把intellectual叫做“知識分子”，他說這個“分子”不好，在中國“分子”都是壞人，“地富反壞右”就是黑五類分子。他說他用“知識人”，而不用“知識分子”。我說我很同意、贊成，但是現在漢語裡邊“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詞彙，很難改了。“知識人”怎麼變為“知識分子”，又怎麼重新回到“知識人”，從“人”到“分子”，再回到“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說到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情懷。首先會碰到一個問題：什麼叫“知識分子”，誰算“知識分子”？intellectual這個詞最早不是英文，而是從俄文和法文來的。是到19世紀才出現。19世紀的俄國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後，俄國社會就發生了一個變化。俄國社會就成為兩極的社會。上流社會因為學西歐，開始進入現代化，特別是19世紀的俄國非常崇拜法國。19世紀歐洲最時尚、最通行的語言不是英文而是法文，所以俄國貴族都是講法文的。他們完全像西歐一樣成為一個上流的貴族社會。但是俄國的下層社會還是和過去的幾個世紀一樣，是一個古老的、沉重的農奴制國家，上面有一個沙皇的專制制度。拿破崙侵略俄國失敗，俄國大軍反攻到法國，到了巴黎以後，這些俄國貴族軍官才知道法國是多麼的先進，多麼的文明。這些人回來就不可忍受俄國農奴制社會的沙皇專制制度的落後，一些貴族就對社會產生了不滿。這些人最早是十二月黨人，後來就成為貴族知識分子，最典型的寫《往事與隨想》的赫爾岑。這些人當時在俄國社會就被稱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知識分子”是一批什麼樣的人？從俄國的發生學來說，就是一批受過現代知識和文明教育的人。而這些人又對現實有強烈的不滿，有相當強的反抗精神和批判精神。這就是“知識分子”的俄國原型。
知識分子的第二個源頭是法國。到19世紀中期，大革命以後的王朝復辟時期，當時法國出現了一個事件，叫“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是當時法國軍隊當中的一個猶太軍官，這個猶太軍官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軍事法庭判為叛國罪，這是一個明顯的冤案，被社會知道以後，以左拉、雨果為首的一批法國著名作家就站出來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叫《我控訴》。為這個德雷福斯申冤，結果保守派就嘲笑左拉和雨果，說你們算什麼，你們憑什麼控訴？國家法律宣判他有罪，你憑什麼？你難道比法律還高嗎？左拉回答說：是的，我們代表了這個世界普遍的正義與良知。保守派就諷刺他們說，你們是一些intellectual， “知識分子”從此在法國出現。
你們可以看到，從俄國的源頭和從法國的源頭，我們就可以觸摸到什麼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是一些什麼樣的人？首先是有知識，然後有擔當，對社會有相當的疏離感，對權力有相當的疏離感，有批判精神，這些我們就稱為“知識分子”。
講到這裡。我們是從理想的類型來理解什麼叫“知識分子”，但是我們現在日常生活裡面說這個人是“知識分子”，那個人不是“知識分子”，不是從理想類型，通常是從兩個角度，一個是你的出身，第二個是你的職業。出身就是說你凡是有過受到比較好的教育，都被稱為“知識分子”。過去高中畢業就算知識分子，因為那個時候讀大學的人很少，現在當然不能算了，現在一般認為說知識分子出身的，至少也要讀過大學才能叫“知識分子”，但是這個只能說是叫“知識分子”出身，不能本身算“知識分子”。那麼從職業角度，什麼樣的職業算“知識分子”呢？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社會學家叫希爾斯。他專門研究過知識分子，他說那些“頻繁運用抽象符號”的才能算“知識分子”。“頻繁地運用抽象符號”，簡單地說，大學裡面大概只有從事文科和理科的教學和研究的算“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頻繁地運用抽象的符號，基礎學科的學者算，但是應用學科的就不算了。比如工程師，設計師，醫生、律師，按照嚴格的定義來說就不能算“知識分子”，只能算“專家”，專家不一定叫“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通常是什麼？他當然有自己的專業知識，但是他所從事的職業會與更大的問題有關係，他要回答一些大問題。宇宙是怎麼樣的？人類是怎麼樣的？人生是怎麼樣的？你的工作涉及這些大問題的，才能算“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都有家國天下的大情懷，首先與他的職業是有一定關係的。
但我今天不是從出身和職業角度談什麼是“知識分子”，而是重點作為一種理想類型來談“知識分子”。哪怕你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也不從事“知識分子”職業，只要你具有我前面說的“知識分子”精神，都可以算“知識分子”。韓寒是“知識分子”出身嗎？老天爺，高中都沒有畢業，但是他身上有知識分子精神。很多人的職業未必“頻繁地運用抽象符號”，但他經常像知識分子那樣去思考，有家國天下關懷，依然可以說自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更代表著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是什麼呢？美國很有名的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文學教授薩義德，他有本書叫《知識分子論》，他裡面有句話說：“知識分子”就是一些具有業餘精神的人。他的意思說，“知識分子”不是為了稻粱謀，而是以一種業餘的精神去做研究的。美國另外一個社會學家科塞，他講得更明確，“知識分子”不是靠思想生存，而是為思想而活著的人。
“知識分子”典範地代表了啟蒙一代人，就是有理性、有自己獨立思考，有自由思想的人，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叫：“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典範地代表了知識分子的精神。
所以“知識分子”這不是個定義，它背後代表著一種理想。這種理想不是到了近代才有，古代雖然沒有“知識分子”這個詞，但是這種精神已經存在了，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是這樣。古希臘就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他們身上也具有這樣一種精神。蘇格拉底不斷追問什麼是真理，最後為真理而死。中國古代最早在春秋戰國的時代，就產生了“知識分子”，雖然這個時候不叫“知識分子”，而叫“士”，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他們身上都具有這樣的氣質。孔夫子說過一句話叫做：“士志於道”，其中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就是說你要了解、這個世界、人類乃至人生的道。這是知的層面。第二個層面，這個“志”是實踐的意思，不僅要知道，還要去實踐。要實踐你所認識到的這個“道”，用王陽明的話叫“知行合一”。知就是行，行就是知。
美國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張灝教授說，中國古代有雙重權威。一重權威是皇帝，代表政統，還有另外一重權威是士大夫，代表道統，黃帝再厲害，還得拜孔夫子，拜孔廟，因為孔夫子代表著與皇權平行的另外一重權威，在道統上皇帝不能代表真理，只能由士大夫來代表。孟子講“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背後所憑藉的是士大夫所代表的天道。在中國古代，何為天道的解釋權不是屬於皇帝的，解釋權在士大夫那裡。
知識分子因此成為了文化託命之人，梁漱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在香港，他步行回內地的時候，有半個月沒有消息，生死未卜，大家都為他擔憂。半個月以後梁漱溟在桂林出現了，朋友們對梁漱溟說：你終於回來了，大家都很擔心啊。梁漱溟聽了很不高興：你們擔心什麼？我怎麼會死？我是有天命在身，我死了，天地為之變色，文化為之改轍。我怎麼會死？梁漱溟自認為與天命合於一身。陳寅恪先生身上也有這種豪氣。1928年北伐軍打到北京，大學問家王國維投湖自盡，陳寅恪說，王國維為什麼死？“當一個文化衰落的時候，一個為文化所化之人必定為之痛苦”。王國維不是為殉清朝，乃是為中國文化而死。在這之前也有一個大儒為中國文化而死，就是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梁濟、王國維看來，當文化死了以後，他們的生命也死了，只剩下皮肉而已，所以他們要殉這個文化。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誕辰九十五週年，王先生也是一個“文化託命之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從梁漱溟、王國維、陳寅恪身上一脈相承的這種精神。王先生到了晚年，我每次去見他，他總是迫不及待地和我要談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危機。他不談政治，政治是朝朝夕夕的事，但歷史當中最深層的是文化，一旦幾千年的人類文化發生了危機，發生了斷裂，那麼人類就會走入歧途。王元化先生晚年有句很有名的話叫“這世界不再令人著迷”。過去這個世界充滿了魅力，充滿著意義，但是這個世界已經不再有意義，不再令人著迷了。王先生晚年是非常痛苦的，最大的是精神上的痛苦，這種痛苦我稱為“憂患意識”。一般人不會有這種意識。但是知識分子會為和他不相干的事而痛苦，這就是從孔夫子開始的“憂患意識”，強烈的憂患意識。西方知識分子有罪惡感。人生來是具有原罪的，這是基督教文化的傳統。中國沒有這種罪感，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憂患意識，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凡是整天生活得樂樂呵呵的，雖然他可能從事知識分子職業，他在精神上不一定是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常懷苦痛，因為他有太多的憂慮。他內心裝的是家國天下。
知識分子有家國天下情懷，家國天下負於一身，要不痛苦，也難。《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中的最後一篇，是我寫的《“我是19世紀之子”：王元化先生的最後二十年》。元化先生晚年心境常懷苦痛，身體的痛苦尚在其次。他說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憂患。王先生曾經給自己的學生寫過一封信，他說：我記得魯迅先生曾給一個青年寫信說“人生實在痛苦，誠哉斯言”。魯迅先生晚年也很痛苦，所以你看這種痛苦不是凡夫俗子的那種痛，他們有一個更深層的痛苦，這與他們的家國天下情懷、憂患意識有關。“知識分子”就是情懷黨，你不是情懷黨，還真不能算什麼“知識分子”。
鄭板橋講過一句話叫“難得糊塗”，我年輕的時候一直不懂為什麼要難得糊塗呢？什麼事情都想搞搞清楚。實際上好奇心害死貓，很多事情你搞清楚了也就很痛苦，你看清楚了這個宇宙，宇宙是很殘酷的，你看清楚人性，人性深處也是很幽暗的。你會覺得很痛苦。所以很多人就說，難得糊塗，生活在表層，這大概是種活法，但是知識分子往往要打破沙鍋問到底，要把宇宙、人生、人性當中最深層的東西發掘出來，所以他不得不看清太多的東西，而且還要為之搏鬥，所以他通常有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所以痛苦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宿命，如果說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你無法承受的話，那你就不必做知識分子。如果你要做的話，那你就自覺地背上了這個沉重的“心靈的十字架”。
接下去，我要談一談我所研究的對象：民國知識分子。民國是一個短命的朝代，1912——1949年，半個世紀都不到。但是現在大家都認為這個短命的朝代非常豐富，非常精彩，這些年出了好多叫“民國範兒”。什麼叫“民國範兒”？這個“範兒”是北方的說法，簡單地說這是一種典範，現在對於民國有很多“想象性的記憶”，民國的書很流行，有很多關於民國的傳奇和神話。這些傳奇和神話曾經是一段真實的歷史，這段歷史消失了，但我們曾經覺得它身上寄託了我們的希望，我們在尋找現實當中所沒有的，我們懷念失去的東西。民國知識分子典範地代表了一種民國的精神，如今叫做“民國範兒”。
“民國範兒”的第一個精神要素我稱之為“純真”。這裡我又要講一個民國大學的故事。這個大學是我的“父校”----我父親的學校。這所大學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歷史上只有七年時間，但是它創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七年時間裡面產生出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一百五十七個兩院院士，無數個學者大師。這就是西南聯合大學，由北大、清華和南開在抗戰時期在昆明所組成的西南聯大。我父親當年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後來在清華畢業，所以說這是我的“父校”。
西南聯大今天成為一個神話，今天的中國沒有一所大學大學可以和西南聯大比，幾乎是一個絕唱。西南聯大的師生們有一種“純真”。我到臺灣去，臺灣的朋友告訴我說：在臺灣也有一本“青春之歌”——大陸的《青春之歌》講的是林道靜走向革命道路的故事，曾經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臺灣的“青春之歌”叫《未央歌》，也影響了臺灣兩代人，這本書在大陸出版之後我特地買來看了，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寫的，講的是西南聯大年輕學生的故事。我看了沒幾頁，簡直看不下去，好像在讀瓊瑤的小說。裡面的人怎麼都那麼單純？太純真了。是小說出了問題嗎，還是我自己出了問題？我想了半天，發現還是我自己出了問題，我這代人出了問題，因為我們這代人經歷太複雜了，已經根本不能欣賞、也難以想象曾經有過純真的年代。那個時代的人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有非常純真的東西。戰爭年代前方在打仗，他們就在後方讀書，每天日本鬼子的飛機來轟炸，經常要跑警報躲到防空洞裡去，他們竟然整個心態非常安寧。“民族決戰豈止在戰場”，他們的戰場就在學術崗位上。中國為什麼當時被日本侵略？不是軍事上不如人家，而是整體上都不如日本，包括科學和人文，西南聯大師生們通過自己的研究貢獻國家。許多民國的經典著作都是在戰爭環境下寫的。馮友蘭的“貞元六書”、金嶽霖先生的《論道》、錢穆的《國史大綱》等等。
民國範兒的第二個精神要素是“德性”。民國那代人身上的“德性”即是一種古典的美，也是一種現代的美。我講一段梁思成、林徽因與金嶽霖三角戀的故事。30年代北平城在林徽因家裡，有著名的太太沙龍，一批學者、作家聚在一起談論文學和學術。沙龍里面每天有一個常客，那就是大哲學家金嶽霖，他風流倜儻，談吐幽默，林徽因與金嶽霖是很好的交談夥伴。有一天林徽因對梁思成很苦惱地說：“思成，我現在有個大苦惱。我發現我愛上老金了，但是我也愛你。我怎麼辦呢？”梁思成說：“讓我想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樑思成對林徽因說：“我覺得不配你，還是老金配你，我退出吧。”林徽因很感動，就和老金去商量。金嶽霖聽了以後說：“還是我退出吧。我只有一個要求，希望你們還是讓我每天下午到‘太太客廳’來喝茶。”結果這三位後來就成為終生的朋友，金嶽霖也終身未娶。林徽因先過世，梁思成在過世之前，再三叮囑兒子，一定要照顧好金爸爸。這些知識分子身上的境界，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這種德性不是刻意追求的，是很自然的，不僅有中國古代儒家的美，也有從西方留學帶回的西方文明。他們身上兼有古今中西多重美德。林徽因如今已經是一段傳奇，有人以為其中有誇張的成分，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凡夫俗子的時代，連編一個傳奇的素材都沒有了。
民國範兒的第三個我稱之為“趣味”。在民國知識分子身上，無論從事人文社會科學，還是從事自然科學的，他們都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和文化品位。比如說楊振寧先生的古典文學修養一些中文系的教授未必及得上他，王元化先生都對他稱讚。那個時候搞中國研究的懂西學，搞西學研究的也懂中學。中西不分家，西南聯大的教授們曾經一度考慮要將外文系和中文系合起來，因為覺得文學應該兼通中西。
錢理群先生講過，今天中國只剩下“沒有文化的學者”和“沒有趣味的文人”。我深有同感。不少學者只是一個專家，一離開自己的專業就非常無知，缺乏文化。而有一些文人好像有文化，但是沒有趣味。寫出來的文章趣味不高。今天的知識分子首先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看見權力和金錢就自輕自賤。說出來的話都是凡夫俗子的語言，，怎麼讓你的學生欽佩你？沒有趣味，也沒有幽默感。
在我看來，現在的教育整個變味，只是追求成功，嚴重忽視趣味的培養。去年有一個內地大學大四的學生給我寫信，想通過免試直升，讀我的研究生，說他已經和指導老師在刊物上，發表五、六篇文章了，以此來證明他的成功。我給他回封信說，只有三流、四流大學才講究發表論文，一流大學的本科生，在大學期間最重要的是培養學生的品味，知道什麼是叫卓越，什麼是平庸，通過讀書和寫作業，將自己的學術趣味提升到某個層次，以後再從事學術研究，就有一個比較好的起點了。然而，發了這麼多的平庸之作，只會敗壞學生的學術品味，只知道成功，這是今天大學對老師和學生的最大戕害。
清華當年成立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先生推薦陳寅恪，清華校長一看，他連大學文憑也沒有，也沒有著作和像樣的論文，就說，這就難了！梁任公聽了很生氣，說：這個陳寅恪半篇文章就抵得上我梁某人著作等身！有梁啟超這句話，校長馬上聘用了陳寅恪。為什麼？他信任梁啟超，梁啟超是用自己的信譽擔保陳寅恪。但陳寅恪在今天，大概連小學老師都做不了。
民國範兒的第四個精神要素是“尊嚴”。人最可貴的第一個是生命，第二個是精神的尊嚴。知識分子尤其在乎自己的尊嚴。去年南京大學學生創作了一部話劇《蔣公的面子》，講的是抗戰期間，中央大學的三位教授收到了校長蔣中正的吃飯請柬，三個人都很糾結，要不要去赴宴。這不是給不給蔣公一個面子，而是自己是否有尊嚴。李白說 “天子呼來不上船”，哪有一招手就去的呢。知識分子是有自己的尊嚴的。
王元化先生一生最尊重、最看重的就是人的尊嚴。在他看來，人的精神是不可侮辱的，他在1955年作為胡風分子被隔離審查，查了半天，找不到罪名，組織對他說，你只要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你就沒事兒。但元化先生死不承認，他說：我想不通，胡風可能有錯，但他一定不是反革命。王先生因為拒不承認胡風是反革命，因而被打成胡風分子，吃了好多年的苦。如果放在今天，可能許多人覺得怎麼這麼傻，就承認了又怎麼樣，反正是被迫的，大家都可以原諒的。但是元化先生覺得，一個人不說假話，這涉及知識分子的尊嚴。人總是有些底線是應該堅守的，特別是涉及到人格的基本尊嚴。元化先生最讓我敬佩的是，是一生沒說過假話，這是很不容易的。他說：“人的思想是不可侮辱的，思想是古怪的東西，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他有一封信中這樣講，“我一生尤其在‘文革’及‘運動’當中，經歷了太多的殘暴、冷酷、獸性，因此我希望你們一代不再有人格的侮辱，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嚴。”
我這樣說，不是說民國一片光明，民國知識分子裡面沒有爛人、庸人，錢鍾書寫《圍城》，《圍城》，也是根據他在藍田師範學院的親身經歷，庸人、爛人每個時代都有，《儒林外史》裡面各式人物都可笑得很。但是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究竟如何，不是比爛，而是看精神的高度。民國雖然有庸人和爛人，但是民國畢竟出了一群讓我們非常敬佩的“民國範兒”。他們主導了知識圈的風氣，使得庸人、爛人不敢做真小人，只能做偽君子，因為有真君子在那兒，所以民國的大學風氣好。特別是那些一流大學有正氣，靠的就是這些民國範兒。
我記得列寧曾經引用過俄國很有名的諺語：“鷹有時候比雞飛得低，但是雞永遠不可能像鷹飛得那麼高”。這句話很有意思，我在元化先生身邊時間比較長，有時候也會看到他們身上凡夫俗子的一面，“僕人眼中無英雄”，但是真正讓我敬佩的，是他身上那種知識分子的正氣，這是我們這代人達不到的，偶爾為之可以，要成為一生的座右銘很難。但是民國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是這樣。
從知識分的家國天下情懷，到民國範兒，那是令我們懷念的一段傳奇，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這個時代很稀缺了，我要講出來，讓更多的年輕人知道，曾經有過那樣的時代，曾經有過那樣一些知識分子。
轉自：明清書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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