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德國的凱倫·克諾爾（Karen Knorr）年少時在波多黎各生長，長大後在法國與英國求學。這份輾轉變化的成長經歷使得她對於文化和影像世界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她早期的觀念性作品使用黑白紀實攝影與文字結合，批判地觀看了英國的父權與階級體制。之後她又將鏡頭轉向歐洲的博物館，將館中的動物標本與博物館的西方藝術藏品並置，架構出奇怪風趣的影像。此時觀看藝術作品的不再是人而是動物了，克諾爾以此質疑西方學院式傳統博物館藝術作品的侷限性，同時她也會用心地使用標題來為每幅作品點睛。我們不由發問：誰的話語權被剝奪走而成為了博物館中無法出聲的冰冷藝術品？誰成為了我們眼中的“他者”？
克諾爾近期幾個系列的作品是她博物館系列的深一步的演化，作品中的動物雖然平靜地棲息在人類世界的建築中，卻讓人無法抑制地懷疑它們存在在影像中的真實性----這番不確定的真實性便是藝術家對於自然與人類文化矛盾的表現。而畫面中精心選擇拍攝的建築印證了攝影師對於階級分化、殖民主義、異國神話、女權主義的觀察與思考。
她先後在法國拍攝《寓言》（Fables）、在印度拍攝《印度之歌》（India Song）、在日本拍攝《物語》（Monogatari），以及在英國拍攝 《蘭斯伯瑞酒店》（The Lanesborough）。所有創作皆經過充分的研究與調查後選擇了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建築。此番採訪正值克諾爾在印度旅行之時，很有幸能夠與她交流作品以及她對於藝術作品創作意義的看法。
你的近期作品都有著驚豔的顏色和相似的美學體系，是什麼影響了你的視覺語言？
我的作品發展自紀實攝影，被觀念藝術所影響，可以稱之為虛構式紀實攝影。而視覺語言則被歐洲巴洛克式繪畫影響，我十分愛強調顏色的使用。
你的作品成品都是巨幅尺寸，而且往往作品中都有動物的存在，可否講講你的拍攝方式？
我通常使用大畫幅相機拍攝，需要使用三腳架。在拍攝建築的時候我都是使用自然光的，所以需要長時間的曝光。如果條件不允許我則會使用飛思中畫幅數字後背或尼康數碼相機。有時必須分區域拍攝那些建築，然後使用後期合成。
我有時也會分區域拍攝動物，之前在印度拍攝的時候因為很多動物都是在保護區的叢林中，非常難以靠近。比如說當老虎在路上時我捕捉它的腿，而當它在灌木叢的時候拍攝它的頭和一部分的身體，我就是這樣合成一些近期拍攝的動物的。
你是如何決定每個空間裡放入什麼動物的？
一般我都無法提前知道我的決定。在我較早期作品“Academies” （學院）中，我會選擇把動物標本放在與背景藝術品相呼應的地方，或者與神話故事和文學作品相呼應。而近期作品中，比如《印度之歌》和《物語》，我基本無法提前決定這個問題。當我回到倫敦後，在電腦上實際看到與嘗試後期合成的時候我才會根據顏色、光線的因素去找到合適的決定。但是有部分作品確實是源自當地的神話故事，比如我的作品“The Lovesick Prince”（相思的王子）就是被印度的Ragamala繪畫中的故事影響的。
所以大部分情況我是無法提前確定的，我所選擇的是在這種所謂的幻想的數字空間中創作。我覺得在Photoshop編輯像素，就像是曾經我們使用針線編織衣服一樣。這種長時間地工作去試圖創作近乎真實的後期效果讓我很有成就感。得到的影像也成為表現自然和人文兩者怪異共存的效果，或許真的是在講述兩者無法真正共存吧。
在拍攝時遇到過阻礙嗎？尤其你的拍攝地點包括了宗教場所。
沒有，我都會提前溝通商量。但有的時候可能需要較長時間的溝通。我會很小心翼翼，不會打壞東西之類的。
你是否認為這些作品質疑了殖民主義和性別平等等問題？
是的，這是我用作品作為寓言的原因。它們用一件事去講述另一件事。在《印度之歌》中， 我會特別注意擺脫印度只是個貧窮國家的刻板印象，那種常常成為攝影師的“受害人”的情況。我選擇拍攝那裡上層社會的文化，而即便是上層社會里，女性的選擇也是非常有侷限性的，比如她們的工作和愛情。我的“Fly to Freedom”（飛往自由）就特別選擇一隻白鳥在一個印度的“男性房間”中。我試圖通過這種輕觸式的、有趣的方式來講述有政治性的故事，而不是用那種說教的方式。
而我也對文化雜合十分感興趣。這是一種讓邊界消失的概念。如果我們都能夠不停地交流與融合，那麼就不會有那些令人痛恨的爭端了！在我的《印度之歌》中很多建築都是被穆斯林、印度、波斯、希臘文化影響融合而成的。這種關於“不純粹”的主題是我所追求的。
現在有什麼正在進行的新項目嗎？
我現在還在準備和做研究調查的階段，好笑的是每天我都會用蘋果手機拍照。理想情況下，我十分想做一個和移民有關的項目，尤其是在現在的美國現狀下。我是美國國籍，父親是第一代波蘭移民，我格外希望用某種方式去講述這個話題。同時，我試圖和另一位攝影師安娜·福克斯（Anna Fox）進行一個沿美國東海岸公路攝影的計劃。但是一切都還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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