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正小滔
前陣子在深圳福田CBD某棟大廈的電梯裡遇到兩個女人，其中一個北方口音的女人對另外一個女人說：“客家人還好啦，潮汕人都至少要生五六個。”
然後另外一個應了一句：“我知道啊，聽說還必須生男孩，生不出很大可能還要被離婚。”
類似這種論調呢，其實每年總會聽到那麼幾次。只是那天我心情也有點煩悶，便在電梯裡大聲說了一句：“三八。”
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才在第二天跟大家交流了一個問題：你認為外地人對潮汕人最大的偏見是什麼？
收到了很多回復，粗略的估計了一下，回覆中有將近80%中的答案包含了一點：愛生孩子，而且得生男孩。
潮汕人一直被貼著一個“愛生孩子，而且得生男孩”的標籤，在本質上來說，這也是地域歧視的一種。
今天我們將從心理學和社會學來談談這個問題，瞭解這種對潮汕地域黑背後的社會原因以及揭示背後的歷史真相。
01
為什麼那些外地人會執著地認為“潮汕人愛生孩子，而且得生男孩”？
在社會心理學上，這種行為被稱為“社會刻板印象”，其定義是:“人們對某個社會群體形成的一種概括而固定的看法。”也即是對某一類人持有一套固定的看法(通常帶有片面、負面的色彩)，並以此作為參照框架，主觀認為這類人所有成員都符合這種看法。
而“社會刻板印象”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它包含了一定的社會真實；第二是它一旦形成便會固化，很難隨著現實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因此外地人對潮汕人“愛生孩子，而且得生男孩”這種“社會刻板印象”的心理行為，也即是暗示在過往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下，這種評價是帶有一定客觀性的，也即是“潮汕人愛生孩子，而且得生男孩”這種現象是確實存在過的。
而且一旦形成之後，這種歧視色彩便被固化。不管潮汕歷經了多少變化，它始終不會變化，還是停留在幾百年前形成的“社會刻板印象”中。這就是潮汕人特別痛恨別人貼所謂“生孩子”標籤背後的整個心理邏輯。換句簡單地話來說，我們可以對那些喜歡貼這個標籤的外地人說：“這張標籤是幾百年前的標籤了，你在幾百年後的今天還老拿來顯擺，不害臊嗎？”
02
但作為真實存在過的歷史現實，在舊社會，潮汕人確實是及其看重男丁的，這一點我們也並不能否認。但是凡事總有它出現的原因，在距今久遠的那個時代中，潮汕人崇尚生育且重視男丁的歷史真相又是什麼？
在這裡我要先講兩個故事，前者發生在200年前，後者發生在80年前。
故事一：
在200年前，在潮汕一個漁民家庭裡，男的叫做大鵝，女的叫做大鵝嫂。這對夫婦只產下了一個女兒。
後來大鵝的弟弟二鵝便把自己的小兒子過繼給了大鵝，這樣一來，大鵝這一戶也才能夠傳宗接代。
這對孩子，在村裡， 女孩子被人叫做大妹，男孩子被人家叫做大弟。
大妹16歲那年，便嫁給了隔壁鎮一戶人家，為另外一個家庭操勞，他惦念爹孃，可是婆家並不太樂意她經常回孃家。
後來有一天，大弟便跟著人家做著紅頭船，跟著同鄉到南洋賺錢去，答應只去三年，可是後來一去就沒有再回來，斷了音訊，有人說是客死他鄉了。
從此大鵝夫婦，生活有點說不出的辛酸。
隨著年齡的增長，下海捕魚的事，大鵝已經有點力不從心。可是兒子大弟在南洋，杳無音訊，是死是活更無人知，更別說寄番批（信和錢）回家。
大鵝嫂天天求媽祖保佑兒子能夠平安歸來，長久的焦慮也讓人憔悴了很多。
女兒出嫁，兒子南洋斷了音訊，夫妻已無法下海捕魚，家庭收入便斷了，夫妻倆的生活變過得更加苦不堪言。
現在的潮汕農村社會，由於封閉的原因，很多事總會引起很多人閒言閒語。更別提在200年的潮汕農村社會了，尤其是大鵝嫂，背後總是被別人指指點點，有人可憐，也有人偷笑。
而關於一切村裡的宗族事務，大鵝一戶也就成了最沒有份量的。因為男丁稀少的原因。
再後來，大鵝村跟隔壁村因為水源和土地爭奪的原因，又爆發了大型的宗族械鬥，家家戶戶必須派男丁帶上傢伙出動。大鵝家唯一過繼的男丁已經斷了音訊，無奈之下大鵝只能代表自己利家裡參加械鬥。本想湊湊人數，可是對方偏偏挑老的打。
上次大型械鬥，那時大鵝才二十多歲，血氣方剛，打不過，逃也能夠跑得快。這一次不同了，大鵝已經五十多歲了，不是年輕人，被隔壁村一個年輕人一棍打斷了腿。
後來大鵝嫂哭得呼天搶地。她不懂命運為什麼要如此對她不公。大鵝後來瘸了，出嫁的女兒只能久久才回一次孃家，而那個過繼的兒，後來同鄉確認是在南洋出意外死了。大鵝夫婦晚景更是淒涼。
故事二：
上世紀30年代，距今大概80年前，潮汕揭陽縣有一對夫婦，產了三男三女共六個孩子。
男主人在星洲（新加坡）做點小生意，在小女兒還很小的時候，便去世了。
大女兒出嫁後，便跟著丈夫到了星洲過番。
大兒子在十幾歲的時候，為了逃避國民黨抓壯丁，便跟著同鄉坐船到了星洲，在那邊賣起了豬肉。
戰亂時期，番批斷了，女主人一人要帶大剩下的四個孩子，談何容易。
二女兒和小女兒便給了人家做童養媳（潮汕稱為“新婦仔”），剩下二兒子和小兒子在身邊。
就這樣過了個7、8年，到了1943年，潮汕世紀大荒災，無數人向江西逃荒。那一年，二兒子22歲，小兒子17歲。女主人便帶上了二兒子和小兒子，跟著其他四戶宗親，一同“走江西”。
後來，因路行路程遙遠，條件艱苦，女主人病死於江西。
再後來，回鄉的時候，五戶人家集結而行的逃荒隊伍，共20餘人，最終只有這戶人家的二兒子和小兒子歸來。其他歲數小的在路上被賣掉了，其他老弱婦孺者，不是餓死，就是病死。在宗族裡，人稱“五戶去，二人返”。
在這個故事裡，男主人就是我的曾祖父，而裡面的小兒子就是我的祖父。這就是80年前，一個做普通潮汕農村家庭發生的最普通故事，這樣的類似的故事，在當時的潮汕社會，比比皆是。
03
說了這兩個故事，只是想跟大家談談在特殊的潮汕地域環境下，在上個世紀，甚至是幾百年前的時候，為什麼潮汕人在主觀上，必須生男丁的深層社會原因。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可選擇性。這裡面是地理因素、經濟因素、人文因素和武力鬥爭的綜合結果。
第一，潮汕的地理環境是三面背山，一面環海，猶如一個舀水的水瓢，這種地理環境在古代，就代表了封閉性，因為交通的不方便和外界接觸的低頻，導致了文化的單一和守舊。因此傳統的中國社會的“多子多福”和“養兒防老”的思想在潮汕根深蒂固。
直到這幾十年來，隨著媒體的發達，教育的提升，很多破舊的糟粕思想，才開始受到衝擊，在此之前，這種客觀的文化保守性，是歷史的選擇，而不是人為的選擇。
第二，在農業社會，潮汕人的經濟收入主要有幾個來源，農民、漁民、販夫和番客。除了農民之外，其他幾個角色，女性很難充當。
大量漁民的存在是因為潮汕海岸線廣佈的原因，這種區域的產業特徵並不為內陸居民所有，作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他的風險、辛苦程度和不可預測性要比農民的大得多，女性由於生理上的差異，並不太適合跟著出海。
至於販夫和番客其實都是因為潮汕地少人多的緣故，當耕地不足的情況下，除了漁民，販夫和番客也就成了兩外兩個選擇，一個走陸路，一個走水路，同樣，這些事明顯男性來得更有優勢。
因此以前整個潮汕社會的經濟來源，主要都是來源於男性，與內陸的社會形態還是差異較大的。因此男主外，女主內併成了社會認同的家庭結構。男性的地位也就難免比女性要高得一些。
像前面講的那兩個故事一樣，漁民和番客是潮汕傳統社會中最普遍的身份，而且身份要求大多是男性。
第三、男丁是家庭延續的最大保障。
潮汕自古多天災、人禍和兵事。單天災一點，我們不說久遠的。1922年潮汕的八二風災，保守估計死亡5萬餘人；1943年旱災，死亡人數更是將近100萬人。這種天生的不安全感，讓人不得不生多幾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家族觀念尤為濃厚的潮汕人，也便覺得多生一個，香火的延續便多了一個保險。
飄洋過海，身處異鄉是潮汕人的傳統，只有家裡兄弟姐妹多了。內外才能有人照應，父母自己老了才會有保障。在過去那些經濟落後的年代裡，很多海外的潮汕人通過寄僑批的方式養活了在家鄉的一家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四、資源的武力爭奪方式要求男丁的數量。
在潮汕傳統農村社會，鄉間話語權就由男丁的數量決定，這是過去中國傳統社會的共同情況。只不過在地少人多的潮汕，顯得尤為突出。因為地少，勢必會引起爭奪，爭奪就需要用武力解決，這時就需要男丁了。想要宗族強大，想要宗族中人人有飯可吃，這時多生男丁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換句話來說，以前在潮汕，誰家的兄弟多，誰家就可以不受起欺負，那個房頭的男丁多，那個房頭在宗族中說話就有分量；那個宗族的男丁多，那個宗族在與隔壁村寨的械鬥中就佔有優勢。
男丁其實代表就是生存優勢，代表就是用拳頭說話。
04
這些就是背後的深層歷史原因。既然存在果，就必然有因。若是因已不存在了，果就也就會發生變化。
一、文化的滲入，教育的普及，以及客觀條件的改變，傳統守舊的思想已經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二、社會角色的轉變，女性大多也走上工作崗位，女人同樣也充當著承擔家庭經濟來源的角色。
三、大環境轉變，生存風險微乎其微，大家再也不用怕這個，怕那個。
四、現在再也不用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了，也沒有村寨之間宗族械鬥出現，即使有，也就是一陣風。
五、育兒的負擔極大。這已經不是一個吃得飽就好的年代，生下來了，就要儘量給他最好的一切。尤其在廣深這些最多潮汕人移民的地方，估計沒幾人敢多生幾個。
在多種原因下，潮汕在生育的觀念上，其實已經跟中國社會的主流沒有太大的差別。
理解潮汕的歷史，就會明白那些別人口中落後與腐朽，其實是一堆辛酸族群史的堆積。而那些還用幾百年前的標籤來貼在現在潮汕人的身上的人，其實也就是一群傻子，因為傻子沒有邏輯，不會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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