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按：
《掃地出門》裡不僅僅有關於貧窮的滋味，更有關於我們大多數人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什麼才是家？
房子又等同於家嗎？
為什麼人之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們全力拼搏的目標？
為什麼實現人之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學習）成了折磨和負擔？
家：佔有與驅逐
文｜項飆
圖片均來自網絡
1
貧窮成為利潤的源泉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謝倫娜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良機。
她是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為數極少的黑人全職房東之一，靠出租房屋賺錢。次貸危機後，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貧民區置產。貧民區裡大量家庭因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掃地出門，房價跌至低谷。被掃地出門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謝倫娜買的這些房子特別便宜，因為它們沒什麼升值空間。但在黑人貧民區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窮人買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們在別處租不到房，只能在貧民區裡租。貧民區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脈金礦：不少在富人郊區賠了本的房東，都指望著在這裡把錢撈回來。
然而，在貧民區出租房產也有它的問題：窮人沒錢。很多窮人靠聯邦政府發的救濟金過活；有時候房租要吃掉家庭總收入的70%，所以他們不時拖欠房租，所以他們不斷被逐出家門。
上面是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修•德斯蒙德書寫的《掃地出門》中的故事。
這本書直擊了那些被驅逐者的生存狀態，對驅逐現象做了系統性的反思，幫助我們理解貧窮，理解住房問題。
《掃地出門》一書解釋了，強行驅逐是將一些人的貧困轉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額利潤的關鍵環節。
2009年至2011年間，密爾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經歷過強制性搬遷。2012年，紐約市的法院每天都會判出將近80筆以未繳租為由的驅逐令。被驅逐過的房客因為有了這個記錄，很難再租到好房子。
他們只能住進條件更為惡劣的社區。貧窮、暴力、毒品進而聚集到了一起。為保證按時繳租、不再被驅逐，他們更要節衣縮食。這樣，驅逐不僅是貧困的結果，還是致使貧困不斷惡化的原因。
貧窮能夠成為利潤的源泉，並不是因為窮人被剝削，而是因為他們不斷突破自己生存條件的底線—吃本來不能吃的東西，住本來不適合住的地方—為沒有價值的房子創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驅逐是不斷突破底線的重要驅動力。
被驅逐後的居民們把東西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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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房產證的意義
（作者）馬修告訴我，他要把這本書寫成一個道德批判。這個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礎，如書在結語部分中強調，是認為家居（home）是生活意義的載體。
“家是我們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風港，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歷劫種種之後的去處。有人說在家裡，我們可以‘做自己’。只要離開家，我們就會化身為另外一個人。只有回到家，我們才會褪下面具。”
他還援引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話：“要逼著一個人站出來關心整個國家的事務，談何容易？但如果說到要在他家門前開一條路，他就會立刻感覺到這件公共意義上的小事會對他的切身利益產生巨大的影響。”
馬修對家居的闡釋，很多中國讀者聽來可能像絲竹入耳。
而書中記錄的被驅逐的悲慘故事，更讓一些讀者感到買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佔有了房，才不會被驅逐。一張房產證，意味著安全、尊嚴、自我、意義，意味著可以放鬆地去參加同學會。
中國的私人住宅擁有率領跑全世界（90%），要比典型的福利國家瑞士（43%）高出一倍左右，也遠高於日本（62%）、韓國（57%）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上較為超前的國家。
12 月在 Milwaukee 的一次驅逐。房主通常會用非正式的方法讓租客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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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渴望佔有，是因為我們害怕被驅逐
然而，家居是不是從來就是“人之為人的泉源”？遊牧者，山民，水上民族居無定所，是不是就喪失了他們的人格（personhood）和自我身份意識（identity）？
我讀大學前的十八年人生是在兩個完全沒有產權證的家度過的。一個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廠的宿舍，由碼頭邊的倉庫改建而成；另一個則在我母親工作的中學，由教室改建的宿舍。雖然我們不必擔心被驅逐，但要是單位要我們搬，我們也必須搬。
我並不覺得，在倉庫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們，不算是完整的人。現在身邊的“炒房團”，尤其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房奴”，過得也並不比我們舒心。
有人可能會說，“房奴”總比無家可歸者好。如果人人都成為“房奴”，沒有人被驅逐，豈不是很好？
事實可能沒那麼簡單。當作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家成為被佔有的資產，佔有的邏輯可能會不斷強化和擴張，不斷產生新的排斥和驅逐。
驅逐是佔有的前提。驅逐也是佔有者維持、提升佔有物價值的手段。如果沒有排斥和驅逐，就不會有額外的市場價值。倒過來，驅逐又成為佔有的動力。我們渴望佔有，是因為我們害怕被驅逐。
歷史上，對佔有的渴望和麵臨的驅逐風險是成正比的。
“家天堂”的意識比較盛行的年代，比如維多利亞的英國和現在的美國，也是無家可歸者數量劇增的時期。在住房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西歐，“家天堂”的意識則相對薄弱。上世紀 60 和 70 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歐取得長足發展；當地的年輕人很少會動買房的念頭。
雖然中國沒有像這本書裡描述的驅逐，但那些在城裡買不起房、落不了戶、租不到合乎標準的房子、孩子因為不夠條件上不了學的，常常有被勸退清理的可能。
相反，被正式佔有的房產進一步升值。這種情況刺激著更多的人去佔有，以防再被“掃地出門”。在美國，認為佔有房產是天經地義、提倡“人人成為業主”的意識形態，和大規模的驅逐現象是緊密相聯的。
1910 年，紐約，被趕出街頭的男人和孩子
4
寧可讓房子空著，也不能讓別人便宜地住
《掃地出門》告訴我們：2008 年，聯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補貼上的金額不足 402 億，但業主拿到的稅務優惠竟高達 1710 億美元。
這個數目相當於教育部、退伍軍人事務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與農業部在當年的預算總和。美國每年在業主津貼上的投入，包括房貸利息扣抵與資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預估的三倍。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人是業主”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佔有者的利益遠遠壓過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條，那麼政策可能就會向居住者傾斜，驅逐可能不會那麼普遍。
佔有者保護資產價值的動機，也在促進驅逐。美國大量的房客被掃地出門，原因不是房子不夠。
就密爾沃基而言，其人口在 1960 年是 74 萬，現在卻不到 60 萬。驅逐數量的增加與房源的相對寬鬆是同時出現的。為什麼空出來的房子不能成為被驅逐者的家園？佔有者不願意。我 10 萬買下來的房子，白給別人住，豈不是降低了房子的價值？
中國二線以下城市政府辦公樓前和房產開發商公司門口時不時有業主靜坐，對房子降價表示抗議。不許房產降價，直接動機是保護自己投資的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不許那些比我窮的人擁有和我一樣的房子。寧可讓房子空著，也不能讓別人便宜地住。
業主當然不是壞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為利潤的源泉，對利潤的追逐就難免淪為“要命”的肉搏。
被驅逐者的所有物堆在街頭。
5
買不起房，國王進不進又有什麼意義？
“家天堂”意識的背後，也許是一個詭異的“雙重異化”。
這個過程首先把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和享受的東西—生命基本活動所需的起居空間—變成每個人要拼搏著去佔有的資產。
家在這種條件下有極高的價值，前提是把作為人類“詩意棲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她/他的生活空間剝離開來。
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早期的發起者威廉·莫里斯可能是最重視家居的思想家之一。他設計的住宅、傢俱、（特別是）壁紙，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愛，被奉為經典。
莫里斯強調精心設計、手工製作、獨一無二，從而讓人徹底享受家居；他強調人和生產工具、物質產品、製作過程、物理環境的有機融合。在他眼裡，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
今天的“家天堂”意識、對裝潢（在高度程序化標準化的格式下展示所謂個性）的重視，顯然大不一樣。
當起居空間成為被佔有的資產，本來自然的人際關係和不成問題的人的存在價值，也成了問題，被異化為要通過奮鬥去“證明”、去追求的對象。
房產證現在是你人之為人的一個基礎。沒有房產，年輕人找不到對象；不能幫子女買房，父母內疚自責，可能還會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而所謂雙重異化，是指當家被異化成資產之後，它又重新在意識形態上被異化為人性的依託、終極價值的載體等等。
“家是最後的聖土”、“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有恆產者有恆心”，這些說法將私有住宅的意義提高到了政治層面。
但是，如果你買不起房、動不動被驅逐，國王進不進你的房又有什麼意義？有產者確實可能趨於保守，但是說只有買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則心，這完全不能被歷史經驗證明。把對房產的佔有理解為民主的條件，更是臆斷。
我完全同意馬修對居住權的強調。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權。但是居住權之所以重要，無非是因為有個地方住和有碗飯吃、有口水喝一樣，是人的基本需求。
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義、精神、民主的層次，在今天的語境下，就可能在為雙重異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義、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社會聯繫和社會交往實現，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聖化，也是把家和社會分割開來，甚至對立起來。正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公共感，我們把家絕對化成為一個私人祭壇。
如果家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歷劫種種之後的去處”，那麼，工作越折磨、學校越有壓力，街頭越危險，家就越顯得溫馨而珍貴。也許，我們生活在這樣的循環裡：為了買房安家，我們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讓家居這個避風港顯得愈加寶貴。
於是，人之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們全力拼搏的目標，實現人之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學習、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負擔。
美國國旗下的被驅逐者
佔有者，是驅逐者，也是被驅逐者——從安詳、得體、自洽的生存狀態中被驅逐。
今天，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看到這些問題。他們在疑問，他們在反思，他們在想象新的生活方式。
敢於不佔有，在不佔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揚地過好每一天，這也許會是這個時代的最大的革命。向成長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2017年10月—2018年5月
牛津
[ 新書介紹 ]
居高不下的房租，停滯不前的收入，疲於奔命的日常生活……
社會學人臥底貧困社區，還原底層的居住現狀，直面房東、房客的糾纏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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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普利策獎最佳非虛構圖書，備受矚目的年度紀實作品。
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博士，曾任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作為一名民族誌學者，德斯蒙德關注居住正義、城市生活、底層剝削等議題。他的文章常見於《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等。2015年，德斯蒙德憑藉對驅逐議題和住房政策的出色研究，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2016年，他被評為“影響全美政治議題的五十位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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