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育並不是你想像中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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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貴族“預校”畢業生進入常春藤名校的機會，是公立中學畢業生的5倍。無怪從老小布什、克里、麥凱恩、奧巴馬到羅姆尼等大多數總統候選人都是貴族“預校”畢業的精英教育產物。

作者：於時語，知名國際問題專家 新加坡《聯合早報》特約評論員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江河日下的美國公共教育

教育改革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社會的重要議題，但是在全球化浪潮中顯得更加迫切。美國儘管具有全球最先進的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體系，並因此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大量的知識產權利益，但是其小學教育質量和產出的相對地位卻不斷下降，成為美國製造業競爭力喪失、藍領中產階級衰亡的重要內因，從長遠角度來看，對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是一個威脅。

以中美匯率的長期爭議為例，明眼人都知道，即便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至多隻是改變美國消費品的進口來源，美國就業情況不會有多少改善，這是因為美國藍領階層的現有教育和技能，並不具有與亞洲許多新興工業國家競爭的能力。

這一情況並非由於美國的高工資水平造成。例證是工資水平不相上下、社會福利更多的德國依然維持了其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而出口增長的最主要對象正是中國。事實上，德國工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是這一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從歷史的角度看，教育是美國國運的基石。《紐約時報》曾強調：教育是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強國的真正動力。美國是普及公共教育的世界領袖，從而培養出平均教育程度全球第一的勞工階層，成為世界經濟領袖。

然而，今非昔比，美國的公共教育不僅在橫向國際的對比下顯得日漸落後，就是在縱向歷史的比較下也開始出現倒退之勢：正在成長接班的年輕一代的平均教育程度，逐漸低於“嬰兒潮”中誕生的父母一代。

1980 年，美國學齡青年的高中畢業率達到80%，而據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克曼（James Heckman）所言，2000 年這一高中畢業率已經減退到了74%。在教育上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是美國立國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狀況，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國際貨幣基金會首席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印裔教授拉揚（Raghuram Rajan）

按照前國際貨幣基金會首席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印裔教授拉揚（Raghuram Rajan）的看法，美國公共教育的停滯倒退，甚至觸發了“二戰”以來最大的全球經濟危機。拉揚向德國《明鏡》週刊指出：美國房產泡沫的根源，在於美國政客們無法通過改善教育來提高下層階級停滯不前的收入，只好通過寬鬆的房貸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最終導致了2008 年的金融海嘯。

還在競選總統期間，奧巴馬就在改善教育方面大肆許願。但美國公共教育的僵化和低效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一大弊病是歷來吃大鍋飯的教師隊伍內部缺乏競爭。但是教師工會是民主黨的重要社會基礎和施主，強烈反對引進“自相殘殺”的行內競爭機制。借共和黨執政期間經濟停滯而捲土重來的奧巴馬，難捅自己陣營內的這個馬蜂窩。華盛頓教育總監李陽熙“出師未捷身先去”，頗有殺雞儆猴的作用。龐大的美國教育工會勢力同時發動全國性的“大批判”，對常春藤康奈爾大學出身的李陽熙進行妖魔化，以保護自己成員的既得利益。

美國公共教育為何退化？

美國公共教育退化的背後，除了積重難返的教師工會，還有很深刻的社會和文化原因。

首先，與中國和東亞儒教文化中孔子被尊崇為“大成至聖先師”擁有至高地位完全不同，美國絕沒有東方文化裡那種老師的社會地位可以相當於君主和父母的“天地君親師”傳統。美國中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向來不高，不過是個普通飯碗而已，多數教師也談不上什麼敬業精神。筆者曾經有過個人經驗：小學各班級下午3 點半下課，3 點50 分打電話去學校，已經找不到任何老師。

美國某中學七年級課堂（來自搜狐網）

曾經不錯的美國公共教育，實際上部分得益於婦女社會地位低下。中小學教師的職位作為婦女就業的最主要途徑，得以僱用最優秀的職業婦女，因而維持了相當高的人員素質水準。

隨著近幾十年來的婦女解放運動，高收入職場對女強人和“女丈夫”們開放，智力高強的婦女紛紛選擇報酬和社會地位更高的行業，諸如醫生、律師、企業高管等等。中小學老師雖然也大都需要大學文憑，多數卻成為那些成績最差的大學畢業生無奈的職業選擇，使得學校教師質量江河日下。著名管理諮詢公司麥金利曾經發布研究報告，發現將近一半（47%）美國公立學校老師來自成績屬於最後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加上教師工會保護的鐵飯碗，不稱職混飯吃的比比皆是。

《紐約時報》名筆紀思道提到紐約學校課堂裡會出現爛醉如泥的女教師，叫來校長也無法喚醒。2011 年，紐約市退休教育局長克萊因（Joel Klein）對倫敦《泰晤士報》抱怨：“在美國，起訴一樁死刑案件，也比開革一個不稱職的（公立學校）老師容易。”

《紐約時報》引用過一項量化研究的數據，顯示與SAT 平均考分相同的其他行業人員對比，美國公立學校老師們的平均薪水要高出一半。

美國當然不缺乏好的公共學區。這些學區基本上都在遠近郊區，屬於房產價格昂貴的中上階層社區。事實上，因房產價格以及居民族裔社會經濟狀況而產生的跨越這些學區邊界的衝突，是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熱門研究項目，也是傳媒上的常見故事。

例如2011 年1 月，《華盛頓郵報》報道，俄亥俄州有一位黑人母親，為了兩個女兒可以從亂糟糟的窮人市區學校轉往近郊白人居多的中產階級學校，偽報自己的家庭住址，而被判刑事犯罪，入監九天後才在輿論壓力下被釋放。這些優秀的學區得到當地充足的房產稅的支持，得以維持相對較高的教育質量。但也正是因為這些中上階層社區日益代表家長們的良好教育程度，所以更加深了美國人口代際教育水平與經濟收入的傳承關係，以及貧富差距的固化程度。

在美國城市內部和下層社區公共教育師資和“產出”持續惡化的情況下，美國一些知識精英組織發起了名為“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支教運動，動員常春藤和其他名牌大學畢業生去貧窮落後的學區參加中小學教育，以期提高當地的教育質量，增加窮人尤其是少數族裔子弟的社會上升機會。這一支教運動不無社會服務的理想主義成分，也產生了諸如上述李陽熙女士（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後加入“為美國而教”，被派發到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的落後小學任教）那樣的教育改革領袖。

但是在美國的職場和經濟社會現實下，大多數參加者都只有兩年左右的短期義務，這一經歷有時甚至成為常春藤畢業生美化個人履歷的鍍金工具。面對龐大的需求，每年短期支教的數千名名校畢業生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法根本變革已經根深蒂固的全美公共教育體系。

“拒考運動”中的標語

真正開始觸動到美國僵化的公共教育體制的事物，是“公立私辦”的所謂“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也可譯為委辦學校），這一運動於 20 世紀90 年代從北部的明尼蘇達州開始，目前已經擴展到40 多個州以及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特許學校雖然大都也靠當地稅收資助，但是基本上按照私立學校的章程管理。

儘管還沒有有力證據表明特許學校的教育質量高於公立學校，但是它們打破了公立學校對公共教育的壟斷，以及教師的鐵飯碗和大鍋飯，而受到越來越多的學生家長尤其少數族裔家庭的歡迎，同時也成為教師工會和民主黨左翼最大的眼中釘。

因此在教師工會大力支持下當選的紐約新任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一上臺就企圖關閉和限制市內的特許學校。美國教師工會反對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便是反對以標準化考試為主的各項考核措施。說到底，考試成績是教育質量最客觀的標尺。美國公共教育的質量問題，正是由於多年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測試（PISA）而被顯露無遺。

但考試也是暴露大批公立學校教師尸位素餐、濫竽充數的有力工具，所以近年來不僅眾多老師甚至校長帶頭的作弊行為時有發生，成為刑事案件，標準化考試也遭到教師工會和整個公共教育體制的極力反對。

既得利益者們反對考試的理由五花八門，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標準化考試的內容考非所教（實際企圖掩蓋教師的瀆職）；

第二，這些考核迫使學校和教師不做“正事”，浪費課堂教育時間從事備考訓練；

第三，考試造成學生們的極大精神壓力，影響身心健康；

第四，考試內容和方式都有社會經濟地位偏向，對窮人子弟不公，他們考試成績低下不是教師的責任，而歸罪於社會家庭和經濟因素。

總之，按照教師工會的觀點，只有考慮到所有各種因素的個人化評審，才是真正“公平”的考核。

然而，照顧到每個學生的個人化評審不僅主觀，並且缺乏大範圍的可比性，更因費用昂貴而不可能全面採用。在教師工會龐大的動員宣傳之下，上述這些反對理由確實都可以找到個別案例作為“證據”。特別是第三點也即增加學生精神壓力，容易獲得不少主流白人家長的認同，而響應“選擇拒考”（opt-out）運動。

李陽熙女士曾因此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評論，以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測試來提醒大眾美國教育質量下降的問題和考試的必要性，反對“選擇拒考”運動，卻再次遭到公共教育既得利益者鋪天蓋地的挖苦批判。

“拒考運動”中的孩子

平心而論，教師工會反對教育改革的理由只有最後一條確實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和正當性，也即教育質量低下應該歸因於學校和課堂之外的社會因素，換言之，不是“教不嚴，師之惰”，而是“養不教，父之過”。這是下面會討論的話題。

除此之外，例如所謂“考試影響學習”，實在是站不住腳的藉口。2011 年，權威學報《科學》刊登了嚴格的對照實驗結果，證明作為鞏固學習結果的工具，考試遠比“概念構圖”課堂複習有效。雖然不少民主黨人士，包括紐約州州長科莫（Andrew Cuomo）和奧巴馬總統首任白宮大總管、後來出任芝加哥市長的伊曼紐爾（Rahm Emanuel），都開始認識到公共教育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在可見的未來，美國公共教育改革難以實現實質性的進步。

除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以及不斷惡化的下層社會家庭結構之外，主要的障礙在於公共教育投資。與歐洲及美國北鄰加拿大不同，美國公共教育主要依靠本地稅收，聯邦和州政府的“均貧富”附加撥款比例很小，在擴大學齡前教育的需求和日益增加的財政赤字下更是難以為繼。

美國公共教育不僅質量低下，浪費低效也是一大弊病，許多學區平均每個學生每年耗費的公共稅款，早就超過1 萬美元，甚至逼近私立學校的學費。在教育問題上，美國社會有非常強烈的反對平均主義和政府幹預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共和黨向來主張公共教育“鄉土自治”，堅決反對“外來干預”。小布什總統《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成為空頭官樣文章，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鄉土自治”派的抵制。

另外，遠近郊區的中上階層學區大都是共和黨的“紅色根據地”，學區董事會為共和黨把持，而不容他人染指，對在教育經費上“劫富濟貧”、照顧貧民學區等舉措尤其如此。

“磁石學校”重點中學

精英教育競爭的低齡化，與第一章介紹的美國公立中小學校質量江河日下的教育危機，形成一個尖銳的對比。美國上層精英不但繼續保持高比例的私立貴族中學校友數量（包括前任奧巴馬總統和拜登副總統），更為了延續這種社會地位，而紛紛將下一代送去昂貴的私立學校。奧巴馬總統的兩個千金便是例證。奧巴馬曾經公開對美國NBC 電視網記者承認：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顯著低於他的兩個女兒就讀的貴族私立學校。

這種貴族教育的前提是金錢，自不待言。奧巴馬政府在解救金融危機時，曾經規定接受救助的華爾街高管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引起華爾街怨聲載道。《紐約時報》不無中肯地指出，這些人光是每年送兩個子女上私立學校的費用就已經超過10 萬美元，50 萬美元一年，扣除所得稅之後，實在是沒法過日子。

對於一般收入的知識階層父母而言，這確是子女教育的一大難題。曾經酸溜溜批評蔡美兒的《紐約時報》大牌專欄作者布魯克斯也指出，收入並不豐盛的華盛頓聯邦政府要員，都千方百計把子女送進貴族預校，而對大部分中產階級父母而言，公立中小學還是唯一切實可行的教育方案，但是，他們因此不得不面對前面提到的美國公共教育的質量危機問題。

“虎媽”蔡美兒的兩位千金上的是耶魯大學所在紐黑文市的霍普金斯（Hopkins）學校，這是美國曆史第三悠久的“貴族預備學校”，每人每年學費超過3 萬美元

對於尖子學生和他們的家長來說，在美國公共教育體制內，“重點中學”幾乎是提高未來精英教育機會的唯一途徑。美國公立學校遵循按家庭住址就近入學的學區制，在小學階段，突出的學生最多隻能在本學區內就讀“尖子班”（gifted program），唯一可以跨學區入學的是有“磁石學校”（magnet school）之稱的“重點學校”，絕大多數是中學。

這些學校大都通過考試（另外加上種族平衡的考慮）跨區招收尖子學生，所以在教育界通稱“考試學校”（exam school）。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歷史比哈佛大學還悠久的波士頓拉丁學校，和歷史超過百年的紐約史岱文森高中（Stuyvensant High School）。其他較為著名的還有紐約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亨特學院高中（Hunter College High School）、弗吉尼亞州托馬斯· 傑斐遜科技高中（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等等。

美國常春藤名校招收的“寒門子弟”，大量來自這些“重點中學”。例如《紐約時報》曾經報道，與奧巴馬出身夏威夷老牌貴族中學不同，芝加哥黑人區長大的奧巴馬太太米歇爾，便是從芝加哥當時唯一的重點中學脫穎而出，考入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然後獲得哈佛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最後成為社會精英。

痼疾難醫

但是，重點公立高中所面臨的問題也不少。

首先，這些重點中學屬於公立學校體系，如果過多地佔用主要來自當地房產稅的教育經費和其他資源，必然會引起普通學校家長的不滿和抗議。美國聯邦政府原來唯一一個用以資助天才教育的賈維茨計劃（源自已故紐約州聯邦參議員雅各布· 賈維茨[ Jacob Javits ]），早就被國會取消了經費，而入不敷出的各州政府近年來在教育開支上也是一再縮減。由於針對少數尖子精英的天才教育難以獲得一般公眾的熱情支持，更是難逃成為裁減開支對象的命運。

據斯坦福大學教育專家統計，全美有兩萬多所公立高中，其中教育條件比得上私立貴族預校的，只有165 所“考試學校”。有19個州根本沒有這樣的尖子學校，就算像洛杉磯這樣的大都市，竟然也沒有一所這樣的公立“考試學校”。米歇爾· 奧巴馬回憶她上芝加哥重點中學時，必須每天凌晨6 點搭乘公共汽車，花費一個多鐘頭穿過整個城市才能到校。

筆者有一位加州友人的女兒考進哈佛之前上的也是這樣的公立重點中學，整整四年每天搭乘商家組織的專門客車上學，單程也超過一個小時。可以估算一下，四年高中下來，一個尖子生為此喪失的寶貴時間，原本可以投入到學習和其他活動上，增加自己的競爭優勢。

這樣的情況使得高質量重點中學成為嚴重稀缺教育資源，僧多粥少，入學競爭極為激烈。例如上述弗吉尼亞州托馬斯· 傑斐遜科技高中，每年招生480 名，卻有3300 多名學生報考。其結果便是大量資質出眾的尖子中學生不得其門而入，被迫混跡於普通高中，而失去高質量教育機會。

其次，在公立學校體系中，由於很難實施常春藤名校採納的憑“全面素質”招生，只能普遍採用嚴格的以考分劃線的標準，結果導致亞裔華裔的高比例，以及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學生的相對匱乏，造成了相當不正常的學校環境。例如，亞裔在全美高中生中的比例約為5%，在重點中學的比例卻超過了20%。托馬斯· 傑斐遜科技高中甚至出現了黑人學生組織缺乏成員、由白人出任會長的局面。

這些重點高中的入學競爭之激烈，是精英教育競爭下延的例證，而入學之後的學業競爭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擇手段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其中，史岱文森高中的學生考試作弊案是一個典型。以科學教育著稱的史岱文森高中算得上是世界名校，校友中已經有4 名諾貝爾獎得主，入學全憑嚴格考試，錄取的是大紐約區最出色的學業尖子，據《華爾街日報》統計，史岱文森高中的畢業生有近一成進入了美國頂尖名牌大學，屬於美國公立中學中的翹楚。

正因如此，史岱文森高中的學業競爭異常激烈。2012 年夏季傳出的近百名學生在並非緊要的公共課程考試中利用手機短信作弊的醜聞，或許只是冰山一角。作為擁有百多年曆史的名牌中學，史岱文森高中的這一大規模作弊案震動美國教育界，也顯示了美國精英教育“割喉”競爭的低齡化。《紐約時報》引述的史岱文森高中一位應屆畢業生的解釋“只要幾分之差就能決定是否進得了常春藤學校”，很好地說明了作弊的動機。

“重點中學”即便有各種不足，仍然是寒門子弟進入名校的重要跳板，但是，這些“重點中學”隸屬於公共教育體系的特性，令它們無法避免政治的干擾。2014 年，在紐約最新選出的“極左”市長白思豪的鼓勵下，若干紐約州議員提出議案，要求改革紐約市8 所公立“重點高中”現有的考試入學招生制度，以增加黑人和拉美裔的入學機會。這可算作是用政治手段來干預教育競爭的最新事例。

紐約市的現有制度因做到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兩年前還獲得了當時的市長彭博的高度讚揚。而一旦削弱考試入學的制度，目前在這些名牌高中比例超過一半的亞裔學生接受精英教育的機會將會大大減少。大紐約區是華人積聚之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辛苦勞作的工薪階層和小業主，全力打拼為子女創造教育機會。因此這一威脅到華裔教育競爭優勢的事態，不能不引起美東地區華人社區的高度關注。

美國名校升學率最高的65 所中學的畢業班人數與升學率的關係（來源：《華爾街日報》）

總的說來，除了有幸擠進165 所重點“考試學校”的1% 的尖子高中生之外，公立中學與私立貴族“預校”學生之間的質量差距越來越大。

筆者曾經粗略統計：貴族“預校”畢業生進入常春藤名校的機會，是公立中學畢業生的5倍！上圖清楚地反映了私立對公立中學名校的升學率優勢。無怪從老小布什、克里、麥凱恩、奧巴馬到羅姆尼等大多數總統候選人都是貴族“預校”畢業的精英教育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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