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在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当然，在这个背后的则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亚洲其他国家在知识体系上也都被西方所“殖民”。近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尤其是精英学者）都是受西方教育的，他们没有意识来改造西方知识体系，更无意识来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在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学者有这个意识，但他们是决少数。不过，除了日本，即使这些国家的学者拥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规模很重要，很小的社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的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象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而生存。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现实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不过，这些有利于的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相反，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局势。很多主观层面的要素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朝建设知识体系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我称之为“宏大的论述”阶段。西方的知识体系自16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18、19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20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达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维伯、杜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不过，这里我们要看到欧洲和美国的分工和合作。美国和欧洲同属一个文化传统。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如上所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橛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苹果”。上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的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
中国有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可能？我强调过了，具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历史上看，中国可以也能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很多的主观上的努力。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主观的产物。知识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我觉得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制度改革入手。
第一，政治和行政分开。对知识体系的创造来说，政治和行政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对现行政治应当有个新的定义。现在的政治是知识体系的阻力，因为其强调的是控制。政治一方面要从知识体系领域撤出来，另一方面要为知识体系的创造者造就有利的环境来进行知识创新。现在的政治控制必须通过政治方法才能得到解决。要意识到，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传统中国是这样，西方社会也是这样。中国当代政治的脆弱就是因为缺失知识体系。因为知识体系是人创造的，行政不可避免。高教、研究所、智库等知识生产组织不可避免行政管理。撤出政治，强化行政有利于知识体系的生产。
第二，重新设计基金分配制度。如前面所述，现在的基金或者研究经费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有效经济手段。随着国家这方面的投入的增多，控制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怎么办？我觉得应当把大部分研究经费作为工资分配给研究者。如果一个研究者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经济资源来自工资收入，那么他/她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而不会为了求生存而去申请研究基金了。同时，制度要透明化。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好的经验，不难学。
第三，设计中国本身的评审制度，去除极端西方化倾向。评审制度是需要的，但是要去除那些不利于中国知识体系生产的评审制度。在西方，评审制度本来只是研究者同行之间的事情，和政府毫无关系。并且，西方的评审制度是多元的，不通的价值和思想偏好的学者和其研究产品都能找得到自己的市场和平台。但到了中国，评审制度就成为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这就是说，要把评审制度从政治人物和官僚手中移交给专业人才。再者，评审制度的内容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内容管理来促进知识体系的生产。比如说，可以鼓励那些有“宏大的论述”的作品的出版。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出知识体系创造这个问题，使得大家对此都有一个意识，有了意识才能自觉地去做。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大家照抄照搬西方知识体系，应用西方知识体系，并且以为就是掌握的真理。这种心态是知识体系生产的最大的阻力。有必要开展一场知识界的大讨论，以达到一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客观条件，而是缺乏知识体系生产的意识和动员机制。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和发展过程学到很多经验。我们的问题是本末倒置，花了大量的经历来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知识体系，但完全忘记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创造出来这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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