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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剛剛被錄取的北大新生王心怡的《關於自己、關於貧窮、關於希望》一文被以“感謝貧窮”的主題在網上傳播，盛讚者有之，謾罵者有之。筆者也想在這裡簡單的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一、盛讚與謾罵共同呈現的扭曲
表面上看起來，盛讚“感謝貧窮”的人與謾罵“感謝貧窮”的人觀點是截然對立的，但實際上這兩者當中很大一部分人觀點的內核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把“富裕”或者說“財產”當作人生價值的唯一指向。
不少盛讚“感謝貧窮”的人其實是在為在為那些為自身生存而掙扎的人們煲一碗心靈的雞湯，宣傳“只要努力，就可以脫貧致富”這一套“勵志文字”，乃至沉浸在自己未來成為億萬富豪的虛彌幻境之中。也有不少謾罵感謝貧窮的人其實是在表達自身對貧窮的恐懼，其夢想仍然是在追求成為億萬富豪，只不過因為感到自己的夢想很難實現就發出切齒詛咒而已。
其實，把金錢當作人生價值的唯一指向本身就是錯誤的。不管是幻夢也好，詛咒也好，看似對立的背後都不過表達了近些年來部分人價值觀念的扭曲。
在中國的傳統中，很大一部分人並不把金錢當作成功的標誌，根本不像今天的某些媒體一看見有錢人就叫“老公”叫“爸爸”。早在2000多年之前，《孟子》當中就有一段名言：
【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中，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有人說，這段名言已經過時了，現在的大多數窮人很難改變自身的命運。其實這是根本沒有明白這句名言所要傳達的價值觀念。難道孟子那個年代裡窮苦人改變自身的命運很容易嗎？看一看文中前面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孟子所謂“天降大任”本身就排除了“成為億萬富豪”這樣一種情況。
這段名言背後的意思是，如果要是一個人要實現理想中的“王道”與“大同”這種造福於社會的“大任”，一輩子生活在紙醉金迷當中不瞭解普通人的疾苦是根本不可能的。這的確是一條永恆的真理。
不信，就請讓我們看一下2000多年之後的事情吧。毛澤東主席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回憶自身的經歷時如是說：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乾淨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
試想，如果要是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沒有經歷過革命之後艱苦卓絕的歲月，仍然認為只有資本家和專家學者等上流社會的人物才是高貴優雅的，普通的工人農民都是下賤骯髒的，那麼還會有新中國嗎？
相比之下，賈誼的《過秦論》就未免格局太小了些，總是徘徊在“有錢有勢的上等人才是高貴的”這種小圈子裡，以致對於陳勝吳廣大起義感到頗為不可思議：
【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
其實，陳勝如果真的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哪還會有什麼“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膽識？《左傳》當中的就借曹劌之口言簡意賅的概括了那些所謂上等人的真面目：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後來，毛澤東主席又把這句話換成了現代語言：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然而，今天在圍繞“感謝貧窮”的爭論之中，還有多少人記得從上古到新中國我們民族所傳承的這種靈魂？每當想到這種喧囂背後展示的資本對於媒體話語操控的力量，我都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二、兩種不同的“貧窮”與“感謝貧窮”的爭議
除了上文所說的這種情況，北大女生“感謝貧窮”引發重大爭議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近幾十年媒體輿論去馬克思主義盛行的氛圍之下“貧窮”觀念的混亂。
事實上，如果我們想討論是應該“感謝貧窮”還是應該“詛咒貧窮”這個問題，就應該先弄明白“貧窮”的內在含義。比如說，如果我們迴歸到王心怡的原文當中，就會發現其表達的“貧窮”其實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概念，而是一個包含著兩大類情況的集合體。
第一種是醫療、教育、就業等“基本需要”的短缺：
【小孩子的世界，本就沒有那麼多擔憂與沉重可言。而第一次直面貧窮與生活的真相，是在八歲那年。那年姥姥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平靜的生活如同湖面投了顆石子一般，突然被擊得粉碎。一家人焦急慌亂，卻難以從拮据的手頭擠出救命錢來。姥姥的生命像註定熄滅的蠟燭，慢慢地變弱、燃盡，直到失去最後的光亮。
姥姥辛苦了一輩子，卻未換來一日的閒暇，病床上的她依然記掛著牲畜與莊稼。一輩子勤勤懇懇的姥姥的離世，讓幼小的我第一次感到被貧困扼住了咽喉。可能有錢也未必能挽救姥姥的生命，但經濟的窘境的確將一家人推向了絕望的深淵。
我和比我小一歲的弟弟相繼踏上求學路，又給家中添了不少經濟負擔。母親由於身體原因，更因為無人料理的農活及生活難以自理的外公，而無法外出工作。只能靠父親一個人打工養家餬口。父親工作不穩定，工資又少得可憐，一家人的日常花銷都要靠母親精打細算，才勉強讓收支相抵。】
第二種是玩具、零食、遊戲等“享樂消費”的不足：
【感謝貧窮，你讓我領悟到真正的快樂與滿足。你讓我和玩具、零食、遊戲徹底絕緣，卻同時讓我擁抱到了更美好的世界。
我的童年可能少了動畫片，但我可以和媽媽一起去捉蟲子回來餵雞，等著第二天美味的雞蛋；我的世界可能沒有芭比娃娃，但我可以去香郁的麥田，在大人澆地的時候偷偷玩水；我的閒暇時光少了零食的陪伴，但我可以和弟弟做伴，爬上屋子後面高高的桑葚樹，摘下紫紅色的葉子，倚在樹枝上滿足地品嚐。】
這兩種情況被今天的人們都稱為“貧窮”，然而其實所代表的真實意義是截然不同的。第一種需要是客觀存在的，第二種需要則主要取決於人的主觀意志。比如說，芭比娃娃是否比傳統的布娃娃好玩，電子遊戲是否比跳皮筋踢毽子等傳統遊戲價值更大，漢堡薯條等零食是否比農家的蔬菜水果更好吃，這主要取決於媒體輿論的宣傳而很難有一個客觀的評定標準。
在現實當中，媒體輿論往往把這兩種情況統稱為“貧窮”，片面地強調兩者一致的一面，而掩蓋了兩者之間存在的內在矛盾。事實上，一個社會如果傾向於人民基本生存發展的需要，就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摒棄為資本大量攫取利潤開道的消費主義觀念，反之亦然，乃至最終呈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貧窮”。
比如說，現今的媒體總是宣傳古巴是貧窮，美國是富裕的。然而事實上，古巴僅僅是在第二個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像高檔芭比娃娃的消費幾乎沒有，至於電子遊戲乾脆就是被禁止的。如果要是論第一個方面，那麼古巴要比美國富裕得多。不管是人均佔有的醫生數，還是人均佔有病床數都遠遠超過了美國，至於古巴絕大多數人享有的鐵飯碗更是絕大多數美國人難以想象的。
由於這種資本操控媒體的刻意誤導，在現實當中這兩種本來並不相同的情況往往被混為一談，以致“感謝貧窮”一文也出現了內在的邏輯混亂。
其實，作者真正想感謝的是摒棄了資本操控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之後發現的另一種生活的美好，而並非要感謝醫療、教育、就業等基本生活需要的缺失。否則如果要是資本操控的教育產業化再發展一點，像她這種困難的家庭根本就上不起學，還談什麼考上北大呢？
但是在文中，作者卻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統稱為“貧窮”一起來“感謝”，自然就會引起現實當中第一種情況大量存在的普通人不滿了。這並不應該簡單地歸咎於作者，在本質上仍然反映的是資本對於媒體話語權的廣泛操控。
三、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貧窮？
當然，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是，“貧窮”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有“富裕”也就無所謂“貧窮”。馬克思在其名著《僱傭勞動與資本》當中就指出：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可憐的茅舍模樣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講究或者要求很低；並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末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被人輕視。
工資的任何顯著的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等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比起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來，比起一般社會發展水平來，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對於需要和享受是以社會的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去衡量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是相對的。】
因此，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就會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在今天的中國在醫療與住房等方面的絕對數量要比建國初期大大上升，但是對於這些基本需求不滿意的人卻反而大大增加了。與其說人們是對於相關社會需求絕對數量的不滿，不如說是對於其巨大的分配差異的不滿。
其實，這種情況也並不是馬克思的發現。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的孔子也在《論語》當中做出了類似的表達，認為在社會均質化的情況下就不存在所謂貧窮：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同樣，一些人對於“感謝貧窮”的反感其實並也不真是反感物質的匱乏，而是反感社會的不公。只不過受到媒體輿論界去馬克思主義化的影響，使得很多人難以準確的表達自己真實意見罷了。但從不少批評該文的作者不約而同的談到“階級固化”，“寒門難出貴子”等現象當中，我們仍可以隱約的感受到這一點。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貧窮了：即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才能夠逐漸縮小乃至最終消滅人與人之間財產的巨大鴻溝，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的資本私有制社會當中貧富差距固然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有所反覆，但總趨勢終歸是趨於擴大的。更準確的說，是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消滅社會當中存在的貧富差距，使得“貧窮”與“富裕”這對相對的概念趨於消亡。
當然，這並不是說社會主義不改善人們的物質需求，但是也如前文所述，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經濟結構和資本主義是根本不同的。其更傾向於醫療、教育、就業等普通民眾的基本需求而非芭比娃娃和電子遊戲等以滿足資本利潤為中心的消費主義廣告宣傳品。像王心怡之所以能夠考上北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中國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公有制教育資源。
我們今天有兩個重要的口號，一個是要精準扶貧消滅貧困，一個是要建設節約型社會。很多人認為兩者是矛盾的，然而事實上兩者恰恰是有機統一的。一個重視消費主義享樂的社會最容易導致基本生活需求的短缺，摒棄了消費主義建立一種健康合理的經濟結構才能夠真正的消滅貧窮。
一句話，我們所要感謝的不應該是貧窮，而應該是在摒棄了資本鼓吹的消費主義後趨於健康的價值觀與殘存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我們所詛咒的也不應該是貧窮，而應該是資本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和價值觀念的扭曲。
【鹿野，察網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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