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述酒與色之關係,沒有酒色哪有真正的人生?!

再述酒與色之關係,沒有酒色哪有真正的人生?!

作者 趙愛民

雖然說“酒是色之媒”,但是在男權的社會里,人們的指責是女人,而不是酒。所以,不僅從宏觀上考察女性與酒的關係,可以判斷一個時代的進步與否,而且從微觀上考察酒與色的關係,也能比較公允的評價歷史上有影響的人物,庶幾能避免一些形而上學。

比如,李白嗜酒傳為美談,而杜甫重色卻鮮為人知。李白的嗜酒與狎妓,全都公開地標榜在詩篇中。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

(《金陵酒肆留別》)

“攜妓東山去,春光半道催。

遙看若桃李,雙入鏡中開。”

(《送侄良攜二妓赴會稽戲有此贈》)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

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裡奈何?

(《對酒》)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送斐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之一)

從詩中看,李白或隨著當壚酒妓的招喚而去,或攜妓邀遊,或同飲,或同帳,有吳女有胡姬,及時行樂無所顧忌。以至於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可謂放蕩不羈。但他對女性也有嚴肅的一面。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

(《贈內》)

他為自己沉溺於酒色而冷落了妻子內疚。詩人的性格是表裡一致的,即所謂色而不淫。而杜甫則不然,他重色輕酒。其實他與做供奉翰林的李白相比,並沒有多少機會能面見貴妃、嬪妃、宮娥們,但是李白卻沒有描寫過她們的色相。

再述酒與色之關係,沒有酒色哪有真正的人生?!

杜甫則在《麗人行》裡對楊氏姊妹描寫得十分微妙。杜甫能在一瞥之間,透過繡羅觀察到肌理,從頭飾看到鬢髮。至於對腰及體態的描寫,更是淋漓盡致。其實能發現女性的形體美並不是一件壞事,能把楊氏姊妹的色相寫入詩篇保留下來也是一大貢獻。但可悲的是由於杜甫曾經寫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詩句,就肯定老杜絕對不會重女色,就偏偏說《麗人行》中的豔句是對楊氏姊妹的諷刺,而絕對不是欣賞,更不承認這樣的詩正是花間派、婉約派之先河。其實杜甫作為現實主義詩人,他對女性的觀察往往比李白細膩得多。

除《麗人行》之外,杜詩中諸如:“絳唇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佳芬芳”;“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這樣的詩句也不少。

根據當代心理學家分析,男性的性感受首先是視覺,這些詩句無疑是老杜初步的性感受,沒有這些詩便不會有“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渡香腮雪”這類描寫。

從詩中看杜甫並沒有狎妓,也不酗酒,但並非不重色,其詩句的豔麗可謂淫而不色。

在酒與色的關係中,元稹的態度也很值得注意。

最初他與佐酒的詩妓薛濤相交甚篤,唱和頗多,人們認為是舉世無雙的一對情侶。

元稹入蜀相約日後迎娶,薛濤十年不改其志,望夫如初。但元稹卻遇到了周季南之妻劉採春,論才與薛濤相比萬不抵一,論姿色,元稹的感受是一刻勝於百年。

於是贈詩給劉採春:

“新妝巧樣畫雙娥,慢褒恆州透額羅。

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

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

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

當初若是元稹有唱薛濤無和則日夜思之,而雙獲得劉採春之後,兩相對照,薛濤雖然雅興有餘,但對低眉飛秀眼,香蓮踏官靴這樣的挑情卻不大在行。在剎那間移了情的元稹,不但對薛濤的專一感到是負擔,就是有人再唱《望夫歌》他都感到煩惱。

再述酒與色之關係,沒有酒色哪有真正的人生?!

對於韋應物,也不能從“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就斷言他是個人道主義者,更不能從“野渡無人舟自橫”便推崇他的雅潔。其實他遺棄了愛姬並一女兒,迫使她淪為佐酒的妓女,之後又出數十千重價買一鄂州名妓並納為妾。

對於杜牧也不能僅從“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就斷言他的無邪,從“霜葉紅於二月花”斷言他的清高。身為御史的杜牧,聽說李兵部蓄妓百餘人,並有色藝非常的崔紫雲,他便慕名而去,在達官墨客的酒宴之上,他便開口向李兵部討要,舉座皆驚。

所以,斷言一個封建士大夫的人格時,不能僅看他對人民的態度如何便評價過高,在男權的社會里,他們在女性與酒的關係中,更真情畢露,而女性是人民的一半。

封建文人的雙重人格,在宋代最突出。唐代崇武,宋代尚文,被重視的男性,往往就要謹慎些,希望在政界安身立命也就成了一種束縛。所以在唐代的邊塞詩中就很少有詩妓佐酒的記載。而在宋代的保守派、改革派、主戰派、主和派以及參與編書的文人,儘管在命運上各有不同,但都有馳騁自己才華的機會,所以在為人上就不能不有所顧忌。特別是在理不盛行以後,就又多了一層禁錮,宋代又不以詩取士,所以人們都把正經精神用在作文章上。

可是男人畢竟是男人,是離不了酒與色的,這樣在宋代男性身上幾乎都出現了雙重人格;文章則表現了他們道貌岸然的一面,在不登大雅之堂的詞裡則任意記載了他們綺羅香澤的私生活。

男人不全力作詩,女人當然也不必以詩佐酒,所以宋代妓女與唐代相比,詩妓就很少了,雖然也唱曲子,但又成了比較純粹的婦人,和酒一樣是男性的附屬品。

宋詞中寫女人與酒的比比皆是,特別是被稱為與花間派有關的晏殊、柳永、秦觀的作品,因為他們寫了閨情,寫了淺斟低唱,所以常常被人指為“不健康”,甚至說成是淫詞豔曲,其實如果認真讀他們的全部作品,寫酒與色的並不是多數,堪稱豔情的更不多。

再述酒與色之關係,沒有酒色哪有真正的人生?!

反倒是最道學的歐陽修的詞裡,酒色頗多。可是人們往往無視他的詞,只評價他的詩與文。蘇軾在《六一居士集序》裡稱讚他“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如果只看他諸如《朋黨論》之類的文章,蘇軾的評價恰如其分,真的會以為歐陽修是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但是不能忽略,歐陽修的這類作品:

“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

勸君滿滿酌金甌,總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浪淘沙》(下闕)

除此之外,像“紅粉佳人白玉杯”,“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檀板未終人去去……手把金樽能為別,更那聽亂鶯疏雨”,“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恨人去寂寥鳳枕孤難宿”……,

這類作品實在太多,不必一一枚舉。正因為太多,所以人們不能忽視它,於是就有不少人出來辯護。

羅長源雲:

“公嘗致意於詩,為之本意。溫柔寬厚,所得深矣。今詞之淺近者,前輩多謂是劉輝偽作。”

陳質齋雲:

“歐陽公詞,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亦有鄙褻之語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為也。”

再述酒與色之關係,沒有酒色哪有真正的人生?!

總之,深奧寬厚的詩文都是歐陽公的手筆,凡是與酒色相關的,就是花間派之偽作。其實,嚴肅與放蕩往往集於一人之身,精神才能平衡。所以,頹然而醉的歐陽公在妓女、金樽、檀板、粉黛中真情畢露,不一定是瑕疵,也不必為之諱去。

如此風流的不只歐陽修一個,就連“濁酒一杯家萬里”的范仲淹也是“酒未到,先成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就連列寧稱道的改革家王安石也有“與君相逢處,不道春將暮,把酒祝東風,且莫憑匆匆去”的一面。豪放派的蘇軾與辛棄疾同樣也與酒及色有不解之緣。

就連不幸的陸游也一樣。他與唐婉的悲劇傳為佳話,陸游也確實終生不忘,但也不難忽視他失去唐婉之後也很愜意,不但生了一大堆兒子,而且也酗酒狎妓,懷念唐婉的《釵頭鳳》不過只一首,而懷香暖玉的淫詞豔曲卻比比皆是,味同嚼蠟。

在“酒是色之媒”的男權社會里,反映在男性人格中的兩重性,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到元代才逐步有所改變。

那是由於在“八娼、九儒、十丐”的元代,讀書人的社會地位比娼妓低,大部分知識分子沒有進身之階,只能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這樣才出現了馬致遠、關漢卿這樣公開標榜自己是酒鬼、是“煙花客”的作家。

這種表裡如一的人格發展到曹雪芹可以算是一個頂峰,在《紅樓夢》裡他不把女子看得和酒一樣,都是男性的附屬品,相反,把女性放到了可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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