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在“新經濟、新產業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謝謝主持人。尊敬的到會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各位企業界和媒體的朋友，大家好！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來參加我們的高峰論壇。定位為研究者，就此來對中國經濟形勢分析和煤炭產業結構調整這個題目，談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各位做交流。
首先要說一說怎麼看待當下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態勢。我的基本看法是從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在告別了高速發展而必須認識、適應和引領的這個新常態的漸變過程中間，現在已經可以看得比較清晰，我們進入了一個平臺期，雖然仍然有不確定性，但是現在這個平臺期運行的直觀表現，是已經有了中期化特徵。我們可以從曲線圖上看到，2010年當年報出來的龍頭指標GDP增速表現的，是經濟運行中間的景氣水平和增長速度，達到了10.4%這個兩位數增長的高位，和前面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的高速增長——所謂年均兩位數增長的基本特徵，是一脈相承的。但是現在我們已清楚地知道這一年的表現，就是中國整個高速發展階段最後一年的迴光返照了，再往後經濟增長速度一路下降，在比較快地降到了8%以下之後，緩慢下降到2015年的7%以下，但是從2015年下半年到現在，十幾個季度，我們是在6.7-6.9%這個很窄的速度區間內有所波動地運行，已經是在一個平臺上運行。這樣一個平臺來之不易，應該講在直觀表現上，中央所說的我們軟著陸中間這個大寫的“L”型轉換，已經基本實現，我們現在應該力求在經濟表現為探底以後，要達成市場的企穩預期，就是使我們地方政府層面、廣大市場主體的企業層面，在預期上認同於確實可以擺脫繼續下跌的焦慮。這樣的一種預期，如果能形成市場層面的基本共識，那麼會回過來引導千千萬萬分散的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決策行為，那麼就是由探底而企穩。在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能夠緊緊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話，我們實質性的追求，就是從高速轉入中高速以後，以結構優化來支撐高質量發展的升級版。以這樣一個結構優化來支撐高質量發展，中央又特別強調了我們要抓全要素生產率。所以，當下對於整個宏觀經濟運行，我們應該在已經有的L型轉換基本實現的基礎之上，牢牢抓住全要素生產率不放。
怎麼理解這個概念呢？西方學者所強調的這一概念已經被中國的領導人反覆運用，十九大報告又特別強調了我們面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這個現代化中國夢，還有前面三十幾年衝關期的考驗，怎麼達到2035年的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和2049年的實現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就要用這個全要素生產率，來形成新的動力。這個新動力形成在全要素生產率裡，並不是講供給側所有要素的等量齊觀，實際上是在講要素組合的升級。已認識到勞動力這個要素它的支撐力在滑坡，民工荒、招工難、用工貴已經成了中國市場上的普遍現象，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開發現在又碰到了徵地拆遷補償等環節矛盾凸顯，綜合成本越抬越高，以及我們資本雖然雄厚了，但是手上有大量資金的金主、投資主體卻普遍反映說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而另外一邊大量的小微、三農、科技創新活動等等這些市場主體，又苦苦得不到應有的融資支持。這些矛盾的形成，使我們供給側要素前面幾年、幾十年大家感受到有比較優勢的低廉勞動成本、自然資源開發成本和資金的可得性等等的支撐力，都在褪色，都在滑坡，必須找到新的動力源對沖這些下行因素，以優化結構，支撐質量提升。那麼希望之所在，就是所謂“科技第一生產力”，它是發揮乘數、放大效應，所以被稱為“第一”，而能夠使科技第一生產力真正如願地發揮它的乘數放大效應，必須匹配上制度創新，領導人稱為這是我們“最大紅利”之所在。因為只有制度創新成功了，才能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使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經濟體已有的超常規發展態勢得以延續，速度雖然從高速落到中高速，但是我們的增長質量是從原來的低中端向中高端往上提升。這樣對沖下行因素以後的升級版的發展，當然還要特別謹慎地注意矛盾凸顯之下防範系統性風險，在我們繼續追趕、趕超的道路上，使中國的現代化能夠如願地衝過它的衝關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達到偉大民族復興——這就是宏觀層面上總體的一個可做的前景圖勾畫。當下不確定性的方面，要特別注意，上半年雖然6.5%以上的增長已成定局，一季度報出來是6.8%，二季度一般人預計應該是在6.6-6.8%之間，最大可能性是6.7%左右，6.5%左右的年度增長的規劃性目標的實現,上半年是在它的上方，但下半年因為有了現在的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是不是會使運行態勢往下走一些?我現在感覺從可能性上來說,不排除下半年比上半年速度再往下落一落，但是不會出現有些人擔心的大滑坡，因為實話實說，中國這幾年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對於外貿淨出口的依存度是在降低的，外貿對於我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這幾年都相當低，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帶來的影響有人說在GDP的表現上就是0.3個點左右，這個估計是不是偏於樂觀？或者說有人還可能認為有高估？現在還不好對此做精確的量化，因為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還在不斷交織著演變，包括一個大家都矚目的中興芯片事件，昨天傳來消息說又對中興解禁了，結果聽說一下子資本市場表現為往上衝，今天又傳來消息說前面那個消息不實，到底怎麼回事兒，沒有得到官方權威的說法。這種波動中間的影響，現在還很難精確量化，但是從數量級上來說我是認同，充其量在今年年度表現上，就是0.3個百分點左右的GDP，這就是下半年充其量的一個影響。如果能從上半年的6.7-6.8%回調到6.5左右，仍然是我們原來年初時候說到的引導性的增長狀態，仍然是在我們“十三五”期間要兌現全面小康的保證速度之上的增長水平。
再往前看中長期，就要再多說幾句話：貿易戰其實只是中美關係全景圖裡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這部分，中美現在的關係應該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美國方面實際上是按照叢林法則，在打壓已經成為老二的中國，我們必須認賬：我們現在並沒有進入跟美國這個老大來做什麼對決的那個平臺，我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雖然有自己發展中的成就和加速度，但是我們一定要牢記鄧小平當年所說的戰略思維方面的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光養晦而有所作為。我們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要堅定不移地而有理有力有節地回應美國的壓力，努力繼續和西方發達經濟體，包括美國，按鄧小平的說法搞好關係，爭取鬥而不破。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做好自己能做的改革開放的事情，外面的壓力可以逼著我們把改革開放做得更好些，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潛力的經濟體，我們的迴旋餘地和我們自己的韌性，一定會有很好的表現。我國現在正在積極地和歐洲、和其他的經濟體開拓貿易和其他的合作領域，我們在發展過程中自己確實要認識到我們的開放還不足，我們的改革還不到位，值得我們自己痛下決心解決好這些問題，達到秉持現代化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來通過做好自己的事情，繼續推進超常規追趕過程。最後的目標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後，先達到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再邁步走向現代化強國，衝過我們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三峽而去實現中國夢。從長期的發展看，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重要的座標是時間，如果我們能在這樣一箇中高速的平臺上真正有高質量的發展，使這個平臺拉的時間段越長越好，如果我們能在這個平臺以後，比如八年、十年、十幾年、二十年以後還必然會下臺階的過程中，繼續提高我們增長質量（以後我們的速度會合乎一般規律地還要落到更低的一個臺階上，現在如6-7%，以後會落到5%左右），哪怕最後中國真正成為發達國家了很可能也就是3%多一點這樣的年均增長速度，但那個時候我們的綜合國力，整個發展中我們增長的質量，可以提供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所應得到的供給，就完全不可和現在同日而語了。我們要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中國的現代化。
把中國現在所處的這樣一個宏觀變化態勢，與我們同時有自己的底氣和信心，繼續從追趕到趕超的考慮，放在一起作為前面的一個大的勾畫，後面我要跟著談一下，在中國宏觀經濟應該還能保持我們可接受的增長速度和努力追求高質量發展中，我們要特別注意分析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追求中，面對一個基本國情的“非常之局”，這是與我們後面要討論的重要的基礎能源行業——煤炭行業怎麼樣優化結構，提高我們行業發展中的質量，服務於全局的高質量發展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中國版圖上的格局，鮮明體現了上個世紀30年代胡煥庸教授所勾畫的“胡煥庸線”：從右上角咱們的黑龍江璦琿（現在稱作黑河）為起點拉一條直線，延到左下角雲南的騰衝，大概45度角的這條線，右下方的東南半壁，聚居著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當時4億人裡96%就聚居在這東南半壁上。這麼多年過去了，快一百年了，基本格局沒變，但我們人口已經上了數量級，現在是差不多14億人，仍然是96%以上的常住人口，就在這不到40%的國土上聚居，而現在這個時候中國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的上半區，我們人均GDP已經是八千多美元了，人均的資源能源的消費，顯然已經上了多少個臺階，這個資源能源消費所對於環境承載力造成的壓力，在“壓強”概念上一定是大大提高。在這之上，又疊加了我們前面幾十年經濟起飛階段的粗放發展問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想讓它集約，想讓它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但任何經濟體都要經過這個粗放過程。粗放的發展帶來的，就是資源能源帶有揮霍特徵的這種消耗形式，它直接造成的是什麼呢？我們的霧霾已經形成了危機因素，在大氣的汙染旁邊又伴隨著水流的汙染，土壤的汙染，食品安全問題等等，中央說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矛盾和社會問題交織”這種圖景之下，就包括大家現在都在關注的霧霾、環境汙染，家庭成員、自己孩子以後能不能有一個清潔的、青山綠水式的環境這樣的社會問題。於以上這兩層疊加上面，還要說到又一層疊加，就是我們的以煤為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像剛才主持人所說，我們的分析和學術界的基本共識也可以形成一個鮮明的結論：就是資源稟賦的中國國情決定的一個非常之局——可以遇見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我們仍然不得不以煤為主來解決中國的能源供應問題，而煤的清潔利用難度最高。這個非常之局的挑戰性，其挑戰的嚴峻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全球找不到另外一個經濟體可以跟中國做這種對比。有人說美國也有人口密集聚居的紐約灣區、舊金山臺灣區，日本也有東京都市圈，但是不要忘了美國的版圖跟中國差不多大，面積不相上下，但是總的人口規模只是中國的零頭都不到，三億出頭，已經是世界上數得著的人口大國。至於日本，它只有一億出頭的人口，這樣的人口密集的壓力，跟中國整個東南半壁多少個都市圈重重疊疊合在一起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方面的壓力，怎麼可以放在一起來簡單地做比較呢？
中國這個非常之局怎麼破解？我們特別強調的就是要有非常之策。要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必須立足國情，尋求高水平的非常之策來破解我們可持續發展的這種非常之局。那麼，要落到中央所強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而我們認為這個主線上實質的追求，可以稱為守正出奇：我們要認清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有效市場充分起作用，又並不是簡單照搬市場經濟的經驗，要讓政府這方面有為和理性而有限地更好發揮它的作用。首先要由政府牽頭形成一個罩著整個中國全局和中國長遠發展過程的理性的供給管理解決方案，其中就要包括我們的煤炭產業，怎麼樣在綠色發展的導向之下，通過結構優化調整服務於全局。在這個方面，我就想再著重就煤炭行業的綠色發展和結構優化稍加展開，談一些基本的看法。
服務於全局的這種必須處理好的以結構優化支持的高質量發展，我認為在煤炭產業方面，有幾個特定的視角。實話實說，我對煤炭行業有點兒特殊的感情淵源——我在上個世紀70年代在江西當兵以後，是回到北京礦務局，在礦務局的機電修配廠做了5年的裝配鉗工，那個時候的特點就是你在地面上工作也要常下井支持高產日，所以，井下掌子面上的工作，我也是都有親身體驗的，以後碰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恢復高考我才得以圓自己的大學夢，再以後走上研究的道路，但是我始終關注煤炭行業的發展。雖然調研不夠，我願意以自己初步的瞭解，談下面的一些看法。
首先，結構方面的一個大的視角，就是我們的煤電能源要放在全局這個視野之內，在和其他能源供給的關係協調方面做優化處理。顯然從全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看，必須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雖然現在撐大梁的是煤，但是要讓現在還撐不了大梁的其他的水電、核電、風電、光電合在一起，形成越來越大的對於整個全局能源供應的支撐力。那我們具體來看，水電現在大概還能在整個電力供應裡提供將近1/5的份額，但是實話實說，它的這個份額能夠勉強維持著不過快萎縮就不容易了，因為我們的水電裝機容量放眼看去，在中國版圖上主要還可以打主意的是怒江流域，但怒江領域是國際水系，還有環保組織的壓力，怎麼處理國際上的協調關係和怎麼應對環保組織的壓力，使我們這方面的開發需要非常謹慎，水電面對著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整個電力供應總規模上升的過程，它自己這個份額不過快萎縮，就相當不錯了。還有核電，雖然咱們沿海已經有若干的核電站，過去也曾經想在中部建核電站，但是日本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後，官方曾經明確表態中國不再考慮在內地建核電站，現在又有新的口風，我們知道在中部也重新啟動了核電站的一些具體的工作部署，但是不可能掄開膀子在這方面大規模去推進。所以，在核電的發展方面，雖然我們要堅持繼續做，但也不要指望它能很快形成一種多麼大的基礎能源供應方面的份額。還有就是一些年間中國可以稱得上不遺餘力發展的可再生能源，光伏電池、風力發電，全球來看，我們增長速度是最高的，現在份額也在不斷提升，我聽到最新的說法，風電的裝機容量在中國已經佔到全球60%左右，即使如此，因為基數很低，現在整個電力供應裡風電、光電合在一起，也就是幾個百分點，在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大家一聽就明白，撐大梁還輪不到它們。我們當然要繼續努力發展它們，在這個發展方面，就不是我們煤炭行業自身能夠去直接解決的問題，這是一箇中央有關部門要牽頭調動所有專家群體的智力支持，形成一個經得住歷史考驗的通盤解決方案，把所有這些各種各樣可能的電力供應，在未來幾十年，一直到幾百年，怎樣於開發利用中作為系統工程解決好，未來要逐漸地改變以煤為主。
為什麼要改變以煤為主呢？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在所有的能源供應裡，客觀地講，煤的清潔利用困難係數最高。我們已在努力使煤炭能夠得到清潔的利用，但是客觀地講，這種清潔利用的難度和它的綜合成本相比之下，當然我們要注意，能夠把煤炭的使用份額減少，是值得努力的一個結構優化方向。但是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這是個漸進過程。
所以，第二個角度，在處理和其他能源結構關係優化的旁邊，我們煤炭產業自身的結構關係，我認為必須從幾個視角做特別的、更積極的考慮。第一點就是在領導人已經提出要構建現代化能源產業這個戰略規劃之下，我們的煤炭資源開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要給中國貢獻基礎能源支撐支柱作用的這個煤電，到底怎麼樣優化它的產能佈局。具體來說，我們還可以建多少坑口電站。建坑口電站的好處是什麼？是節省把煤開採出來以後運至發電場所的運費——那些運輸成本。但坑口電站如想多建它，還會受到其他一些條件的限制，不是想建多少就能建多少的，必須合理規劃。另外，如果建了更多的坑口電站——減少了運輸成本，也減少了加快建設鐵路線和一些公路幹道的支出壓力，卻增加了另外一種支出壓力，就是輸變電系統的建設必須跟得上。這個輸變電系統建設在不同的線路上，自然條件造成的成本，又是大相徑庭的，沿線要走的是平原，相對來說好辦，如果你翻越的都是崇山峻嶺，那想想是另外一種什麼樣的建造成本？這都得具體考慮。所以，多少坑口電站、如何佈局的旁邊，還有多少非坑口的主力電站，佈局如何優化，和整個系統呼應的輸變電體系的建設怎麼優化，等等要一起考慮，這是同一個視角上的重要問題。
接著要說第二點，我們煤炭的集約化、清潔化的開發和使用，要抓住不放。煤炭怎麼提高回採率，這是說了多年的問題，我也知道有很多具體的專門的研究，時間關係只是點到為止說一下，我們認為要在這方面處理好國家的一些特定的政策支持，無非就是一種利益考量。在自然運行過程中，煤炭資源開發主體就是想吃“白菜心”，白菜幫子扔掉對他最合算，如能加上另外一些經濟槓桿，讓他把“白菜幫子”一起儘可能都採收起來，都利用起來，那就必須有政策方面具體的處理，就必須要有效的政策槓桿。這方面要具體地形成可執行的合理方案。
還有第三點，就是煤炭怎麼樣在它使用中間脫硫，怎麼樣低碳排放，怎麼樣深度利用煤炭。同樣是把這個煤炭運用到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它的餘熱怎麼收集利用？多少年大家都在努力。還有一種技術路線上的“煤炭液化”，對它也有一些批評之聲，但是中國在總體佈局裡，已經不得不從能源的全球競爭戰略格局裡考慮，我們至少要留一手，設想如果在很高的石油對外依存度情況下，萬一人家再拿石油卡我們脖子，那麼中國豐富的煤炭我們怎麼把它變成液化的能源，就是由煤變成油，已經有中國產業佈局裡的重點項目，我們也去看過這種重點項目，但是怎麼合理地納入全盤的規劃？當然直觀地看是把煤炭清潔化使用，它變成油來使用了，但同時也得承認，它也造成一定的汙染，它在技術性考量上也有副作用，但是我們從戰略佈局來說又不得不至少是留一手，把它作為一個戰略能源供給能力儲備，是也要把它留好的這樣一個重要棋子。這些相關的研發，新建的項目，還有已建項目的升級改造，都必須結構優化。這涉及一個我沒有多少發言權，但是我聽到這個概念感覺很重要的煤化工，要升級發展。煤炭不光是燒來用，還可以通過化工的鏈條，在一個深度加工鏈條裡增加它的附加值，充分調動煤炭資源的潛力。
第四點，在結構方面，在概念上表述的“三去一降一補”裡涉及的去產能，降成本，補短板，還有安全生產，都必須抓好，都可以結合結構優化的要求把它處理好。去產能不是所謂概念化的、簡單的產能過剩不過剩的問題，是要在優勝劣汰中“去落後產能”的問題。降成本對企業來說，企業自己從利益出發努力要降而能降的成本，政府沒有必要去替它操心，你也沒那個本事，人家在“細節決定成敗”上能夠降的成本，人家早在努力做，關鍵是政府你和自己行為相關的制度成本，怎麼給企業降下來。除了降稅負之外，稅外的各種各樣的行政性收費，國家制度規定的五險一金，隱性的種種企業的負擔，包括企業時間上的一些不得不付出的忍耐、等待，這都是它的成本，怎麼往下降低？補短板在各個地方，各個企業，各個具體場景各不相同，必須做出高水平的分析，然後形成解決方案。安全生產是煤炭系統多年的問題，這方面我們爭取經過努力，逐步走到世界上比較高的水平。現階段指標表明，我們安全生產方面的水平還被人家遠遠甩在後面。
再有第三個角度，就是煤炭產業和其他產業的結構優化，這也是必須考慮的。我們的產業集群和通盤生產力佈局的優化，必須掌握好。我國的煤炭主產區有一些已經進入資源枯竭過程，這些資源枯竭區域前些年中央一直在努力給予一定政策支持做生態修復和後續產業的開發，其中的結構關係要處理好；還有就是和煤炭產業結構優化所需的配套改革，顯然我們必須攻堅克難。比如全供應鏈上，我們資源、能源的比價關係，和這個比價關係優化必須同時解決的價格形成機制問題，就聯繫到電改。我國的煤大半拿去發電，煤和電的比價關係理順前些年有了個契機，合同煤和非合同煤在市場力量作用之下已經自然並軌，再往下就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中央關於電力部門改革的精神，在前面的發電和後邊的面對千家萬戶的配電，一定要跟市場對接，讓它變成商品，讓它變成競爭性的、可選擇的，來提高它的績效。在整個產業鏈上讓市場充分起作用，才能優化比價關係，才能體現有一種經濟利益上的比價關係考慮，來鼓勵大家節能降耗、減排治汙，那麼就要配上環境稅收體系，即資源稅、環境稅、消費稅，以及要探討的碳稅等等，使大家在未來可以有更好的利益導向，在法定的稅收加入之後，促使千千萬萬的企業，最後還要使我們的居民家庭，大家都關心從自己利益出發的節能降耗，因為那時候的比價關係會促使在行為上企業是千方百計開發有利於節能降耗的產品，這樣才能擴大你的市場份額；老百姓中產階層以下的人會注意人走燈滅，以節電來優化自己的消費習慣。財政為後盾的產業引導基金和重大項目攻關的支持都是必要的，財政補貼政策的合理運用也是必要的，我們的補貼容易走到過多過濫，但也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完全否定財政補貼的作用，這些都要合理化。
最後我要簡單提一下，就是煤炭產業的去產能，現在感覺已經取得了明顯的結果，2016年下半年以後煤炭市場轉暖，但這裡面存在的一個問題，我願意直言不諱地指出，是以行政手段一刀切式的壓產量，達到的這種煤炭市場供求關係一下轉過來，使煤炭價格上升，這裡面存在的隱患，就是還沒有讓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充分起作用。靠行政手段一刀切的壓產量，實際上是保護了本來應該通過競爭陣痛擠出去的落後產能，這就是這一輪調整的不足。我們要注意到，這樣一個誤區在未來的發展中，是要努力加以避免的。
這些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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