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健:我用笔端说变迁

我用笔端说变迁

——­­­—纪念改革改革开放40周年暨北京城建集团组建35周年

本文作者 沈健

沈健:我用笔端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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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所在企业——­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组建成立35周年,我本人到北京工作生活的38周年。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隶属于北京城建集团,是北京城建集团的一家主要从事市政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桥梁、深基础等专业施工的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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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时的沈健

企业组建后的35年发展历史,适逢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发展重要机遇期,迎来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变时代,赶上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住房等建设领域的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参与承建了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所有环形路,长安街、广安大街、德外大街、南中轴路等主要的轴线大动脉,京开、京承、京平、京藏高速公路等几乎所有的北京放射性道路,新东安市场、首都机场2、3号航站楼、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鸟巢、五棵松体育馆等北京的多项大型公共建筑,水源九厂、亚运会配水管线、石景山热力、西三环热力、石榴庄热力等多项水电气热工程,复八线地铁、13号线回龙观轻轨、燕房线轻轨、地铁19号线等轨道交通工程,天坛搬山、凉水河、小月河、北土城河、永定河整治等水利环境工程的建设。还承建了全国28个省市的累计上千公里高速公路、市政道路等工程的建设和多处棚改项目的建设。

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交通、住房等建设领域的巨变,是最明显的变化。我所在的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作为北京市的市属国有建筑企业,勇于担当和履行社会责任,讲政治,讲大局,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首先为北京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交通、住房等条件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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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人日报资深记者、编辑高晓林(右) 合影

我所在企业组建成立35周年来,与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同行,我本人到北京工作生活的38年,与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同行,企业从成立之初的年经营额仅仅千万元的企业,成长为年经营额超百亿元的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的特级资质企业,仅去年一年市场营销额达到280亿元,成为北京市乃至国内一流的有着强大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骨干企业,全国劳模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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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被评为企业岗位明星在表彰活动会场

我个人也水涨船高,同步发展,从一个业余新闻报道员,成长为企业宣传思想工作骨干。我38年的工作经历,从新闻写作方面的业余爱好,到走向专业,成为企业党委宣传部门的专业新闻宣传工作者,几乎所有的工作经历,都是在做新闻宣传工作,写新闻稿件,将新闻稿件投给报纸、杂志等媒体,在媒体上发表,一直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情,30多年如一日,从没有放下笔,从没有懒得动脑,而是一直勤奋的采撷和挖掘着身边员工参与各项重点工程建设的故事、资讯,累计发表大小稿件4000余篇,人物几百人次,所采写报道出的人物典型,有好几个人物在北京城建集团、北京市建设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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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企业功臣在表彰活动会场

一个时期的稿子,记录了一个时期承建的工程,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变化,一个人物新闻,是一个时代的奋斗足迹,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从事30多年的新闻宣传工作专业,所撰写发表的消息、工作通讯、人物通讯等稿件,比较完整的记录了北京市重大工程的建设史,全国主要的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史,建设行业投招标、劳务用工、施工材料、施工设备及其技术、工法的变迁变化史,从建设领域这个侧面,记录、反映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

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也带来了每个人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巨变。我的巨变,是从入伍到北京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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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时的沈健

我的家乡在江苏如皋的农村,1980年11月,我入伍成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名战士,来到了被誉为祖国心脏的首都北京。本来,到北京,应该是住高楼,过不同于家乡农村的生活。但来到北京,部队是基建工程兵,整体与工程打交道,与工地打交道,成天一身土,一身泥,住的是工棚,与自己想象的城市美好生活有天壤之别。

到北京时,我18岁,不甘于艰苦的工地生活,总想改变命运。崇尚于知识改变命运,工作之余,我把时间都用来读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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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城建报原总编辑胡峰参加新闻培训交流活动后合影

部队每个班订阅了基建工程兵报、解放军报,每个排有一份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我反复通读,部队的建设,北京的发展,国家的发展 ,我从中有了一定的了解。无形中,提高了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素养。还省下津贴费从报摊购买一些杂志,如饥似渴的广泛阅览,经常性阅读的杂志有诗刊、人民文学、大众电影等,这些文学期刊的作品,渐渐滋养、丰富了我当时荒漠一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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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照

我本是一个农村青年,高中毕业后,回到了生产队,在田间地头劳作了一年多,每天在地里干活,从春天的播种,夏日的除草、到平时的施肥、打药,秋天的收获,挑土、担粪,撒化肥,摘棉花,掰玉米棒子,都干过。理想,只能在庄稼的播种与收获中,逐渐远去,“暗无天日”的感觉,似乎一辈子就当农民,命运从此要永远维系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宿命上。

入伍改变了我的命运,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来到部队,来到北京,我的人生美好理想再次高高升起了风帆。

来到北京这座大都市后,我感觉生活一切都是新的。

入伍前,在农村时的生活,吃饱穿暖是最切实的需求,从来没有什么课外书籍,上学期间读过的唯一的一部课外的大部头书籍,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前后均缺了好几页的《水浒传》,看课外书,是不务正业,既影响学习,又耽误帮助干家务活儿,只能背着父母偷偷抓空看一看。看看电影,是那个时候的一场艺术盛宴, 读读小人书,是那个时候最基本的离不开的精神文化生活。

当我来到北京,来到部队生活,让我接触到了报纸、杂志等文化精神类读物,尽管工地干活,对于我是难以与人生理想追求划等号的选择,但部队学习的氛围、环境、条件,还是让我很享受部队时的生活。那些报纸上文艺版的散文、诗歌,是我反复阅读的心爱之物,那时候,我开始知道了巴金,知道了叶圣陶,知道了艾青,知道了丁玲、臧克家、刘半农……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吟。

作品读多了,我渐渐有了创作的欲望。以诗歌的形式,让自己的心灵在笔尖间流淌,在稿纸上对话,成为那个时候活在理想世界里的最幸福的我,每天必干的最快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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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宣传部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兰山河、李树柏、张万国近日聚会合影留念

三年的部队生活,我的人生又迎来了新机遇。百万大裁军背景下,我所在部队,从事北京地铁工程施工的基建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改编组建了北京城建集团,当时叫北京市城市建设工程总公司。我的单位

——­­­北京城建道桥集团,当时叫北京城市建设机械施工公司,是专门从事机械化土石方开挖运输施工的企业。

我在部队里是一名战士,参加过新华社通讯大楼、地铁二号线建国门站、北护城河等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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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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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时建设的北京1号线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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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时建设的北京建国门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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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颐和园昆明湖清淤工程完工通水仪式现场

1983年7月随部队转业到企业后,是一名工人,只要从事建筑木工的工作。到企业后,参与施工的第一个工地,是参与清华大学校园里的万泉河水系整治施工,将河道清淤后拓宽在河床浇筑了混凝土,在河道两侧,砌筑了钢筋混凝土的挡墙。

上大学是那个时代多少人的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置身全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校园,对那些就读在清华大学的男男女女的学生,真是艳羡不已。校园里浓厚学习氛围,周边北京大学等一所所著名学府,让我工作生活在了一个知识的海洋里。

这更让我感到了自己的愚昧和自卑,对学习,对知识,对命运的改变,有了更强烈的渴求。于是,每到周末,我总是去成府路上的新华书店,把不多的工资,全部换成了一本本诗集、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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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采编专业和电视摄像专业两期大专学历教育班学习时与部分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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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采编专业和电视摄像专业两期大专学历教育班学习时与部分同学合影

我后来几十年的新闻宣传专业工作,应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起步和积淀。那个时候,我报名参加了业余时间方便就读的人文函授大学,大学教授、作家等一次次的讲座,让我得到了文学理论方面的系统学习,读到了读懂了更多的作品。

于是,每天一篇诗歌习作是我给自己制定的“硬任务”。功夫不负努力的人。北京晚报、城建工人报等先后刊登了我的诗歌习作。

当时,拿到的仅一元钱的稿费,让我足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是我工资之外的第一次劳动所得。后来,才知道刊发我诗歌习作的北京晚报文艺副刊编辑叫高立林,城建工人报的副刊《无名花》编辑叫王梓夫(也叫王宪福),后来的鲁嗣杰、殷敖陀,这些副刊编辑,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那个时候,稿件投出,用与不用,编辑与作者经常是通信进行说明和指点。

我的业余生活被诗歌的创作冲动占满了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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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闻启蒙老师北京城建报副刊编辑鲁嗣杰(左1)在一起

1984年,我所在企业举办的新闻写作通讯员培训班,给我的人生带来转机。

我在单位上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张家甫、公司第一任宣传部长陈修生,成为我生命中的最先出现的“贵人”,是在他们的引导和帮助下,当年22岁的我,结束了拿斧子、锯子的建筑木工生涯,转岗到了所在单位的公司机关党委宣传部,开始了新闻宣传工作履历的起步,就此改变了我工作的性质、职业的身份,也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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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任北京日报总编辑刘宗明、记者王晓东、工人日报摄影部主任于文国等合影

兰山河,一个部队大院长大的干部子弟,成为我从事专职新闻宣传工作后朝夕相处时间最多的人,在我的全面理论素养、职业素养上,给予了一以贯之的帮助。

当时到公司宣传部,宣传部的李树柏、孟萍、张万国,都是学识渊博的老兵,大多是部队的连营干部转业过来的,对我言传身教,工作上培养,生活上关心,至今几十年过去,还是满满的温暖。

贵人,一个接一个。王洪远、汪一明、高晓林、王增彪、赵建荣、于跃民、杨潇等北京城建集团宣传部门的领导和新闻干事,杨祝夫、江洁红、赵敬申、毛序国、刘正非、王晓东等新闻媒体的编辑记者,成为我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给以指导、帮助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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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时师生合影留念

企业就是一个平台,一片沃土。我所在的北京城建道桥集团从王礼贤、谭国兴,到尚平、王亚忠、李文,到康生龙、王强,再到陈代华、姚自然、涂海毅等一代代公司领导提供的宣传工作平台和带领企业实现的跳跃式发展,为我的新闻宣传工作与新闻写作人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闻宣传源泉。

原先的业余爱好,变成了“工作”和“事业”,我的工作与生活,如鱼得水。我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4年来,工作时间,是新闻采访和写作,业余时间也大多在写作或构思着一篇篇新闻,提炼着一个个题目,策划着下一个的采访目标中度过。我在部队时的营教导员王盘安,之后也到了公司宣传部一起工作,无论是什么时候,都对我照顾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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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宣传部部长兰山河、副部长王盘安,基础公司领导丁桂生合影

全部的精力致力于新闻宣传,全部的智慧想着新闻宣传的事情。

新闻,是我的工作,更是我全部的生活所在,让企业发展的点点滴滴,让身边的同事、朋友,通过自己的写作变成铅字,见诸于报端,是我最享受的事情。

我采写的众多人物通讯,是我新闻宣传工作履历的一个亮点。其中的一些典型,影响深远,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明星人物,影响和带动了企业的一批批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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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采写的优秀共产党员、普通钢筋工于忠新同志的事迹,先后在北京晚报等17家媒体刊登

1995年7月,我挖掘采写的以《平凡的岗位 闪光的人生》为题的人物通讯,写的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钢筋工于忠新同志,这篇一万多字的长篇事迹通讯,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全国17家新闻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发表,其中,北京晚报在作为重大典型以整版的篇幅报道后,又接着在两个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学习反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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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宣传于忠新先进典型时与首都建设报记者蔡青和于忠新所在单位领导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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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任北京城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崔育桢调研深挖共产党员于忠新先进典型时代精神

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市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等亲自撰写文章,谈于忠新先进典型的时代意义,北京市城建工委树立于忠新为全市建设系统的典型,召开事迹报告会推动学习活动的开展。北京市时任副市长张百发亲自批示解决了于忠新遗孀户口进京问题。

我通过自己的笔端,在社会上竖起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我自己的正能量,很好的宣传弘扬了正能量。

1997年的大年三十,外埠项目山东德州高速路工地有一个突发新闻,我得知线索后,已经是晚八点多,正全家观看大年三十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新闻线索就是命令。我立马离开正全家观看的春节文艺晚会荧屏前,离开家奔跑着到了附近的单位办公室,连夜打电话采访和赶写出新闻稿件,又连夜赶赴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送到夜班编辑手中,结果,这一新闻赶在了这些媒体的第二天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出来。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团北京市委高度重视,亲临山东德州表彰救火有功人员,授予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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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任公司副书记陈火荣(前排左2)及宣传部人员兰山河、李树柏、任士玺、任亚林、李胜军、田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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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位时任党委副书记康生龙和宣传部工作人员张锦华胡圣杰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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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组建20周年时与莅临集团公司道贺的新华社记者罗祖权(右)举杯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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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宣传部时任新闻干事、现集团党群部部长魏玉龙陪同北京电视台记者南中轴路工地采访

1988年前后,我在单位宣传部兰山河部长和城建集团宣传部新闻干事高晓林老师指导下,合作撰写的3篇新闻稿件,分别刊登在中国建设报和工人日报头版头条位置,稿件内容为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消息,引起全国各地多家企业前来学习参观。

企业2009年开赴四川地震灾区参加援建后,我几下什邡,挖掘采写了3万多字的援建事迹,几次在首都建设报等报刊以整版刊发,极大地鼓舞了援建将士。今年5月12日,是四川地震灾害发生10周年,我又撰写了四川地震十年祭的全景式追忆文章,把参加援建的员工带入到了当年的援建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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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参加迎香港回归祖国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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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参加鸟巢施工人员慰问演出观看活动场面

最近几年来,我虽然年过五十,但热爱新闻宣传的初心不改,又一篇接一篇,一个人物接一个人物的,撰写发表了大量的人物通讯文章。

我紧跟时代科技发展步伐,适时运用好新的宣传手段,发挥好全媒体时代的立体宣传效果。

充分运用好现代网络宣传平台,进一步在宣传典型上下功夫,撰写宣传的先进典型人物达到几十人。搜狐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华网、雅虎网、凤凰网、农业网等网络媒体刊登文章多达几百条,文字量超过100万字。

诗歌搭台,新闻唱戏。

业余爱好,变为工作。

从事文字工作,我把她作为有文化有感觉的工作,一个个事件,一个个人物,通过自己的弊端,记录下来,成为企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我感到意义重大。

时代成就了企业,成就了我。

用笔端记录企业历史、记录企业里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是我快乐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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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北京奥运村工程开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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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北京广安大街改造工程南中轴工程建成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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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通惠河路工程开工仪式现场

选择,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和人生非常重要。我因为,工作生活在了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大好时代里,工作在了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这样一个出色的市属国有建筑企业里,才有了目睹、见证、撰写、记录重大历史变迁的机会。

感谢这个时代,感谢这个企业,我从当初只会写些“火柴盒”、“豆腐块”大小的小消息,到笔走龙蛇,基本能够驾驭消息、通讯、特写、评论等新闻性文体,驾驭工作总结、教育提纲、经验材料等公文类文章,累计在省市级以上级别的30多家媒体刊播新闻稿件约4000篇;

我个人也先后从基层施工队工人、成长为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新闻干事、副部长、部长、报纸总编辑,同时从一个高中文凭,升到了大专文凭、本科文凭、研究生文凭,考上了高级政工师职称,不能不说是新闻写作带来的一种成长和幸福啊!

不忘初心,继续写新闻!

文字工作,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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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2018年七一前夕在辽宁雷锋纪念馆参观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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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2018年七一前夕在浙江南湖参观后留影

文字,是我最亲切的感情深厚的伙伴;文章,是我乐此不疲的永远的最爱!

跟上新时代,续写新篇章,宣传新典型……

我要开启我新闻宣传工作履历的新的长征,宣传弘扬好新时代新典型的新的时代精神!

(作者系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报总编辑)

延伸阅读:

1995年7月,沈健挖掘采写的以《平凡的岗位 闪光的人生》为题的人物通讯,写的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钢筋工于忠新同志的奉献事迹,这篇一万多字的长篇事迹通讯,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全国17家新闻媒体

23年前的追寻

平凡的岗位 闪光的人生

——­­­—记道桥公司基础公司共产党员于忠新

通讯员 沈健

公元1995年7月3日。

道桥公司基础公司职工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 ——一直与他们并肩战斗、朝夕相处、年仅40岁的于忠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直以企业为家,把工作、把党的事业看的高于一切的于忠新永远不会回来了!

职工们为之惋惜,为之悲痛。党小组长刘登帝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好党员而泣不成声;

50多岁的副经理牛金福为失去这样一个好工人而痛哭流涕;

经理姚勇算得上是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亲生父亲去世都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可为失去于忠新这样一个好党员、好工人,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流;

为了能最后看一眼于忠新,职工们在于忠新住院期间,和他在一个岗位或不在一个岗位的单位职工争相前往看望他,每天前来的有二三十人,以至于住院处门口看门的老师傅纳闷的问:“你们看望的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干部?”医院探望病人有规定,每次只准进入两人,当老师傅得知看望的是一个优秀的党员、普通的职工时,一概破例放行;

就是为了看他最后一眼,毛展新承包组17人乘车途中堵车没赶上告别仪式,又从医院追赶到火化场;女员工张云秋没赶上班车,自己打“的”赶到医院。

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干部、工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于忠新一个普通党员、普通职工而这样动容?

工友情?同志情?

不仅仅是。更主要的是被这样一位共产党员的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精神而深受感动,对他崇高的思想境界而敬佩不已。

于忠新走了,但他永远活在职工们的心中,他生前的感人事迹又一幕幕浮现在人们的脑海里……

不好!有人中毒掉入20余米深的孔洞中,生命危在旦夕!于忠新闻讯后飞奔而来,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奋勇下到孔洞中两次,连续救起两条性命,展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崇高的献身精神。

1992年8月8日。

北京海关工地。

暴雨过后的天气在骄阳下热得如蒸笼一般,承担海关大楼基础钻孔施工的道桥公司基础公司的职工们仍奋战在工地上。

下午2时许,质量员岳春生象往常一样精心地检查着每道作业工序的质量。

当岳春生检查到钻孔现场的一个孔洞时,发现孔洞中的钢筋笼与孔壁之时卡着一块砖影响其垂直度。于是,岳春生便下到孔中欲将这块砖拿上来。谁知,刚下到三、四米深的位置时,一股臭气袭来,他顿时不醒人事,掉入孔底。在场的小队长何进军以为岳春生失足掉下,赶忙下去救人,也同样掉入孔洞中。

原来,该孔洞处在一个老河道的位置上,刚刚钻出来的孔洞,雨后一亮孔,便产生了一股沼气,成了毒害二人的罪魁祸首。

“不好了,快救人啊!快救人啊!”

时间就是生命。

死神紧逼着孔洞中的岳春生、何进军。这时,在附近加工钢筋笼的于忠新听到呼救声后,立即飞奔到出事地点。

考虑到孔洞因缺氧事发这个原因,于忠新带领其他人马上跑到百米外的一家施工单位工地借来两个氧气瓶,用来往孔洞中吹氧。每个氧气瓶重达一、二百斤,别人抬着走,他一人扛起一个就跑。

紧接着,一边吹着氧,他一边立即用绳子一头拴住自己的腰,一头拴住吊车,让吊车把他放到孔洞中救人。

当时,在场的职工有一二十人,不知洞中到底发生什么情况,怕下去再遭不测,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极力劝阻于忠新“别下,再想其它的办法解救”。况且,孔洞深达21米,直径仅0.8米,里面又黑又潮,又闷又热,下去救人是何等的危险。

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首先想到的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想到的是工友的生命,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下到洞中救人。

只有60多公斤体重的于忠新下到孔洞后,先是抱起掉在上面的人高马大的何进军,让吊车吊着他艰难地出了洞口。救出何进军时,于忠新已是气喘吁吁,不但浑身湿透了,而且身上多处被钢筋笼上的铁丝刮开了一道道血印子。职工们要换个人再下去。于忠新却坚持说:“孔中的情况我适应了,还是我下!”就这样,他不顾劝阻,再次下到孔洞中,用同样的方法救起了岳春生。

两条性命得救了。

工友的生命保住了。

医生说,假如再延误3—5分钟,俩人就没有生还的希望。

多困难的活儿交给他,都是“没问题”;多艰巨的任务让他负责,都说“行”。于忠新,总是出现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从不讲价钱,谈条件,展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铁一样的党性观念和勇于克服困难的豪迈气概。

于忠新1955年2月出生在山东省招远县一个农民家庭。

他19岁参军,21岁入党,28岁转业地方,成为首都的一名建筑工人。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他人生最大追求。

在家乡,他就是党组织培养的对象;在部队,他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他的入党志愿书上这样写到:“敬爱的党组织……我入党不是为脸面好看,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贪图安逸,图的是共产主义,为的是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刻苦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像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国福那样,拉革命的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部队9年,他先后在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几个岗位上工作,每个岗位都完成任务出色;先后换了瓦工、木工、抹灰工、混凝土工、钢筋工五个工种,很快其技术等级分别达到瓦工二级,木工二级,抹灰工六级,混凝土工二级,钢筋工三级;曾先后12次获连营嘉奖,1次被评为雷锋积极分子,2次荣立三等功,他入党后的每次奖励卡片上,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评价:“该同志较好地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1983年转业后,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做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优秀共产党员,先后12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双文明职工、优秀共产党员等。

“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党增添光彩,尤其是组织、工作需要的时侯,尤其是在一个又一个困难而前。”于忠新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7年初,是道桥公司基础公司组建不久、困难最大的时侯。当时,于忠新在效益较好的公司八队工作。基础公司缺少钢筋工,组织上找到于忠新,想把他调到基础公司。

于忠新爽快地回答:“行”!第二天便卷起行李到基础公司报到。

到基础公司后,人家开开机械、摁摁电钮就行,他一没“升官”二没“加薪”,他专门担负基础工程所需的钢筋笼、钢筋网架的加工任务,又是绑又是焊,另外还负责混凝土的搅拌、浇注。活既累又脏,又需体力又需技术,整天一身汗、一身锈、一身泥,每天下来,一人加工的钢筋达一吨左右,但于忠新没有叫过一声苦。

1988年承担秦皇岛丙丁码头施工那会儿,谁也没有这方面的施工经验,其中,加工钢筋的任务是最大难题,码头基础采用连续墙施工工艺,每段需用环套环的形状加工高达29.5米、宽达6米的钢筋网架,可环套环形状的加工不知如何下手。“难道就让困难给难住吗?”于忠新不信。在班上,他反复琢磨着;在班后,他人休息、打牌、逛街的时侯,他还拿着笔、纸反复画着、计算着,终于从先放骨料钢筋还是先放环钢筋且放多少方面入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八王坟地铁工程施工中,每个连续墙施工段需要的钢筋网架分别宽4—6米,高20余米,重达10多吨,焊点上万个,而且为“一”字型、“V字型”、“L”字型、“Z”字型等形状,钢筋的搭接相当复杂,又是于忠新带领大家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起初,三天才能加工一个钢筋网,后来,他合理组织、艰苦拼搏,变成一天加工一个半,提高工效4.5倍。为工程在全线三个地铁站中率先完成任务奠定了基础。

1994年7月,一家单位施工的亚运村某工地护坡桩出现倾斜的险情。增授抢险的任务给了单位,单位又将任务落实到于忠新头上,排除险情的办法是增加50多根锚杆用来加固,任务重,工期紧。于忠新带领一拔儿人吃住在工地,每天作业十六七个小时,比正常施工计划提前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为防止险情的发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于忠新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无论多么艰巨,他都是坚决地去完成。而且,组织上没有交给的只要是需要的任务,他也主动、自觉地去完成、去承担。

在八王坟的地铁工地施工的一个夏日,“哗啦啦”,突然下起瓢泼大雨,于忠新放心不下工地,怕出事故,便在雨中来回巡视着。果然,工地基坑外的积水迅速上涨,涨到了没膝深,忽然冲垮基坑边的一处防洪坝直向基坑倾泻。

“坏了,大水冲进工地了!”于忠新喊了一声,迅速操起铁锹,抓起草袋,直往防洪坝跑。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纷纷冒着暴雨抗洪抢险,筑起了一条100余米长的防洪加固坝,保住了工的的安全。

1994年12月。宣武门饭店工地。

当钻孔桩钻到五六米深时,一块1.2米长、0.6米宽的大石板成了“拦路虎”。唯一的办法用吊车把石板吊出。钻孔直径只有0.8米,仅够一个人下去,可人下去后,就那么大的空间,没法弯腰,又怎样才能把绳子拴在石板上呢?担负钻孔施工的职工们急得团团转。

这时,在另一现场加工钢筋的于忠新知道了,跑过来一看“我下去”。

为了在孔洞中可以弯下腰,他让钻机先在适当的位置把孔扩大些;为了防止塌孔,他钻到一个合适的钢筋笼子里,然后让吊车将他放下。同时,他下去时带了把铁锹,用铁锹将石板一段下面的土掏空,然后穿上绳子拴牢,吊车吊着钢筋笼带着他和石板一同吊出洞口。从孔洞中出来,只见他满身汗水,满身泥浆,大家让他休息一会儿。他说“不累”,转身又干他的钢筋活去了。

结婚16年,与妻子团聚的时光不足一年半;一起照过的相片仅一张“全家福”。于忠新,面对个人、家庭的利益,他首先顾全大局,展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的情怀。

建筑业是艰苦的事业。

从事建筑业,本身就是一种奉献。

而于忠新为之奉献的更多更多……

长年累月,这儿打桩,那儿做锚杆,这儿打护坡桩,那儿做连续墙,海关大楼、天元大厦、长安大厦、东安市场、复八线地铁等等工程,一会儿是在北京施工,一会儿要到西安、天津去干,任务一项接着一项,质量要求一项比一项高,工期一项比一项急,于忠新一天当两天干,整天围着工地忙。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可作为建筑工人的家庭却有着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苦衷,尤其是对于于忠新这样一个把工作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共产党员。

于忠新老家远在山东,早在他15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1979年他与姚瑞琴成婚,并做了上门女婿,定居在天津武清县。从此,他便承担起了瞻养老岳母和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哥哥的重担。从北京坐车到家仅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于忠新抽空回家帮妻子一把本是可以办到的事。但工地太需要他,他总是以工地为重。

农村最紧张的是夏秋收麦和收玉米的两个收获季节。然而,农忙季节,往往是工地施工的黄金季节。于忠新实在离不开,苦得他妻子承担了一个女人难以承担的重担,吃尽了一个女人难以吃的苦。

有道是生孩子如过鬼门关。姚瑞琴最艰难的日子莫过于生孩子的时侯。她生大孩子金波的时侯,为照顾有精神病的哥哥,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就下地,落下了腰腿痛等病。在孩子满月后的第七天,哥哥病逝。她不忍心影响于忠新的工作,自己独自处理完了后事,才写信给丈夫说明情况。等第二个孩子金龙将要出生时,于忠新疼爱的对妻子说:“月子里的病月子里能养好,这次我要好好伺候你”。他一直没正常休一次探亲假,准备在妻子生孩子后,踏踏实实休一个月。

可真等到姚瑞琴生孩子时单位连续发来三份电报让他回去。头两份电报发的是他的名字,村上的人常年见不到他,不认识,他没收到;第三份电报拍给他妻子,他收到后就急了:“工地肯定有事,我得马上回去”就这样,在接到电报的当天就返回工地。这天,孩子出生刚刚第九天。

1987年的麦收,妻子一人在家累得嗓子发炎红肿,高烧一个星期下不了床,只好让孩子去买罐头吃。孩子吃罐头,她只喝了一点罐头水。最后,还是邻居到她家才发现她病倒了,并把她送到了医院。

事后,于忠新听了别人的诉说,直埋怨妻子“有病怎么不告诉我?”妻子说:“你工地忙,告诉你,你也回不来,还着急,我不落忍”。多么好的妻子!她始终想到的是支持丈夫的事业。

转眼间,于忠新与姚瑞琴已结婚16年了,可谁能相信,16年来,他俩在一起生活的时光不足一年半。没踏踏实实一起过一次团圆年,一般是大年三十到家,过不到初五就往工地赶。1995年的春节,他初一晚上到家,初二一早又赶回到工地。由于回家团聚的时间太少,孩子们都对他生疏。孩子小时侯,他有一次回家,孩子不认识他,管他叫“叔叔”。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人人向往之地。妻子在这十六年里才来过四次,第一次来“相亲”,后两次来看病,第四次来接孩子。匆匆地来,匆匆地去。这头于忠新工地忙,那头妻子家里忙,于忠新没有陪妻子上过一次公园,逛过一次街。妻子唯一的一次见到天安门,还是乘车去医院看病路过时匆匆地瞥了一眼。

第四次来京是1994年7月份的事。那时,姚瑞琴头痛病犯的厉害,实在带不了孩子,于忠新把孩子接到身边。孩子接来后,他吩咐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到食堂打饭吃,并跟门卫交代不让孩子出去,他就“安心”地天天扎在工地了。到第十七天,姚瑞琴病情稍稍好转,就来北京接孩子。姚瑞琴没来过于忠新单位,按于忠新以往的吩咐,在三间房二外车站等到了路过那的单位班车。于忠新见到妻子后,按理应带妻子回单位宿舍安排妻子休息,但于忠新首先考虑的还是工作,他让妻子随班车先上了工地。

一家人在一起照照相,本是平常事,但于忠新心中装的全是工地、工作,考虑不到这些。他和妻子、孩子在一起照的相,仅是一张“全家福”。那还是1986年的时侯,妻子姚瑞琴患十二指肠溃汤、阑尾炎等病,病的下不了床,找人打电报,把于忠新叫回去了。于忠新带妻子看病路过安平镇上的一家照相馆时,于忠新动员妻子一块照张相,姚瑞琴想,结婚这么多年了,婚前没照过相,结婚时没照张相,婚后更谈不上照相,哪来的雅兴照相呢?是不是自己不行了?姚瑞琴在疑惑的心态下和于忠新、孩子照了一张“全家福”。结果这张照片成了于忠新一生中与家人团聚的唯一的一张相片。

于忠新知道委屈了妻子,对不住妻子,也对不住孩子。他常常对妻子说:“瑞琴啊,我这个人嘴笨,说不出什么,只知道用行动来证明。”每年回家,都带回个这样或那样的大红本本——荣誉证书,一到家把荣誉证书往妻子手中一递“这有你的一半。”每当这时,姚瑞琴就情不自禁地落泪。因为,它来得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于忠新是普普通通的人,他爱妻子,爱孩子,爱家庭,他与妻子16年中,感情甚笃,从没吵过嘴红过脸,一旦回到家,收种、做饭、洗衣,样样抢着干,不让妻子沾手;他自己舍不得花钱,没见他穿过皮鞋,也没见他穿过好些的衣服,为的是省下钱来让妻子、孩子过得好些;他关心孩子的成长,孩子跟他住单位一起生活后,他尽管每天从工地回来很累,还常常辅导孩子学习到十一、二点。但是,于忠新还是个共产党员,在个人、家庭的利益与企业、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他首先想的是企业、国家的利益,牺牲的是个人、家庭的利益。

干着,干着,中暑晕倒在地,呕吐不止,眼睛一睁,接着干;手的一多半被烫得象烤鸡腿,又红肿又溃烂,接着干;病痛一次次向他袭来,用手捂一捂,缓一缓,接着干……“小车不倒只管推”,于忠新展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忘我的精神境界和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

于忠新不爱说话,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农民的儿子不怕苦,共产党员不怕累。”

工地上的活累,他更累,别人一天干一天的工作,他一天要干两天的工作量;别人上班到工地,先要在工地边上吃点油饼、喝点豆浆什么的,他一头扎到工地独自先干起来,等别人吃完开始干,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到了下班时,他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总要把工地收拾得顺顺当当。施工时,别人干一阵就歇一阵,他不知疲倦,总是不停地干。按说,安排他带着大家干,分配分配任务,指指点点,把把关即可,但他坚持做到说在前,干在前,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带动大家,干最累的活,最难的活。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当了工人是这样,过去当兵也是这样。职工们都说:“说一般人能干,只是干一阵子,说于忠新能干,谁也比不了,他干起来没个够,从不知道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一生一世如此。”

的确,工作就像是于忠新的生命,工作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不让他工作比有病还难受,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地。

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烈日炎炎,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正是人们午休避暑的时候,于忠新仍坚守在钢筋网架加工现场,进行焊接作业。太阳晒,电焊烤,焊着、焊着,他突然中暑晕倒在工地,呕吐不止。职工们把他抬到工棚里休息。等他一醒来,他首先想到工地急需继续钢筋网架,拔腿就向现场跑。

1995年4月12日,于忠新的一只手不慎被烫伤了,如烤鸡腿一般,起的泡连成一片,鼓起一公分多高,火辣辣的疼痛。回到家里,妻子劝他第二天不要上班了,他只是到单位医务室拿了点药就又忙碌在工地。他怕妻子不放心,还安慰说:“上工地,我不干活,就指挥指挥”。可到了工地,照干不误。当看到有个地方没焊好时,他边给这个工人解说,边用那只伤手焊接起来。这以后,被烫伤的手肿得更高,皮肤也溃烂了。妻子说:“是不是干活了?”他边比划边说: “没有,没有,我就这么指挥的呀。”

于忠新,简直是个铁人。

然而,纵然是铁人,也有被熔化的时候。

于忠新病了。一直到后来临终住进医院,才发现患的是可怕的致命的肝癌。

于忠新病情的症状近一年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时常感到腹部隐隐作痛,但工地实在太忙,他没有时间去趟医院,每次痛起来,用手压一压,缓一缓就过去了。

今年以来,病情加重,职工们发现他捂肚子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脸色也比较黄,吃饭的时候,没胃口,常吐,劝他休息、看病,于忠新总说:“一点病看什么,工地那么忙。”

3月中旬,西单三十六中教学楼护坡桩工地。于忠新腹部每天疼痛,一痛起来达半小时左右,比以往长好长时间,且剧烈得多。于忠新常常不吭一声,一手捂肚子,一手拿焊把缓一缓又接着往下干。6月初,西单石化办公楼工地,是于忠新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一天,气温高达30多度,他带病仍爬到基坑的半空中打支撑。打到第三根支撑时,病情突然大作,只见于忠新脸色发白,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流,负责该工程施工生产的谭祖国见了,让他休息,换个人替着干。“没关系,是天气热”。他这时候,考虑的仍然是工作。见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执意换人替他,他还是不让,“没关系,疼过去就好了”。

职工们谁也没有想到,于忠新患上了癌症,并且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

此后过了三天,天津市天星河畔广场工程需补几根支撑,于忠新又主动请战。打支撑不仅要求电焊技术好,还需配合吊车作业,爬上爬下,空中施工,不好干,不安全。于忠新是最适合的人选。但考虑到于忠新的健康状况,领导不让他去。“这活我熟悉,还是让我去”,于忠新又执意要求到天津工地。

这时的于忠新已开始拉肚、呕吐,一夜间跑厕所跑了四趟。妻子得知他要上天津后,劝阻他,让他看病,他说:“工地这么紧,老让我看病,今天抽血,明天拿化验单,要耽误多少事?”

妻子这次也认真了:“这次天津工地我就不让你去,你身体好了出国都行。”

于忠新看来硬的不行,便来软的:“好,好,好,我不去行了吧?”

妻子知道于忠新离不开工地,不去天津工地也要去在北京的工地。于是第二天一早5点多就起来给他做早饭。

“你这么早起做饭,干吗?”

“你不去天津还不去西单工地?”妻子答到。

“今天我休息。”

妻子纳闷了:“真新鲜啊,我来北京跟你在一起近9个月,从来没听说你休息过一天。”于忠新笑着说:“我就不能休息一天?”

哪知,这是于忠新使的一计。原来,于忠新约好了在家等去天津的车呢,等车一到就跟妻子“拜拜”了。

上天津前两天,妻子在于忠新抽不出时间去医院的情况下,到附近的长营医院先开好化验单,逼着于忠新下班后跟她去医院化验,结果查出肝、胆、脾、胃均有毛病,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努力工作的决心。

到天津后,于忠新带头打支撑,支撑的铁楔子板每个100多斤,别人常常两人抬,他一人抱。这次,病再次向他袭来,他被送往天津一家医院,一检查,已是肝癌晚期,医院婉转地表示治不了,需马上回北京治疗。

天津工地,是于忠新施工的最后一个工地,是于忠新拼出全身的光和热,为之作出全部奉献的最后一个工地。天津工地,你可知道,一个优秀的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优秀的普通的工人,在离开你10多天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花公家那么多的钱看病,“太贵了”;单位派职工护理他,“你们回去吧,这要影响多少工作”;职工们来看他,他关心的是“工地怎么样”;在病床上,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想的首先是公家是单位是他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当一个优秀党员荣誉证书送到他手时,他捧着证书泪流满面:“我贡献得太少了,我不能贡献了”;而对他家人的唯一愿望是:“我不是工伤,而是正常得病。我不行了,不要给单位添任何麻烦”。展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公家利益他人利益高于一切的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

住院部肿瘤609病室。

于忠新,因患原发性弥散性肝癌,躺在了病床上。

他是6月19日住进医院的。住院时,医疗人员说,他的病治的太晚了。当时,于忠新的肝脏已经看不到正常的肝细胞,消化道已开始出血,正常人摸不出的剑突下肝部他已摸出有12公分,预料其生命随时会有危险,最多只有几天时间。医务人员还说这种病形成、发展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如果早治疗,不要太劳累,吃饭规律些,不至于发展这么快。

病魔是无情的。7月3日,于忠新,一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仅仅40岁。

在病魔折磨他的最后的日子里,他想到的仍然是公家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唯独没有他自己。

中日友好医院是单位的合同医院,离位于东坝的单位驻地约20公里。于忠新病成那样,妻子让他向单位要个车去看病,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于忠新数落了妻子一顿,“工地那么忙,你怎么想得出,车又不是你家的。”就骑自行车去了医院。到医院一化验,医院通知马上住院,需押金5000—10000元。他一听说要那么多钱,心想:“自己病了不能去上班,却一下要花这么多钱,我才做出过多少贡献呢?”觉得“太贵了”于是又骑车返回单位。

这是于忠新从天津工地返京后去看病的第一次,为了不给单位添麻烦,他没有声张。

到这时,职工们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病情的严重程度。单位领导主动向他了解病情,得知他舍不得花公家那么多钱住院时,强迫他住院疗。6月19日住院这天早上,于忠新让妻子骑车跟着去,妻子再次提出找领导要车送一下,他就火了:“张口就要车,你有多大岁数?工地那么忙,车是给你家开的?”妻子为他着想,一次次落得个埋怨。最终,单位委派一名领导和医生硬是用车把他送去住了院。

犹如睛天一声霹雳。单位从领导到一般职工,以前从没听说于忠新患有这种可怕的疾病,更没有料到一直奋战在工地的于忠新病情已严重得不能再严重,其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几个日夜。“医生,他是单位里年年先进,先进党员,双文明职工,一定想想办法救活他吧?”党支部书记胡才洪等领导及职工们纷纷向医生恳求,医生们深为感动,但实在是没有回天之术啊!

单位先后专门派来四名职工护理于忠新,派一台车专门负责护理职工及于忠新的妻子来往医院的接送,单位领导轮流来看望他,问长问短。为此,于忠新这样一个企业功臣,不是心安理得,而是时时感到不安。

“工地那忙,我没事儿。”他始终不要职工护理,催他们回工地。最后,护理他的职工说是医生的“决定”,他才没有办法。妻子一头要照顾他,一头还要照应在家的两个孩子,每天乘单位的车来来回回。于忠新考虑单位用车拉来拉去,执意不让妻子上医字陪伴他。妻子知道他的脾气,每次都答应不来了,但又不能不来。见妻子说话不算数,他又一次次地生气:“不让来,还来,车是给你服务的呀?你多大岁数了?懂不懂人情世故?”在公与私面前,于忠新泾渭分明,从不照顾面子,妻子只得说她是:“打的”来的,委屈得妻子连哭都得背着他。

病成这种程度,谁不想亲人守在身边?于忠新自小失去父母,跟哥哥、妹妹们一块生活,打十九岁参军离开家后,在这21个春秋里一共才回去过三次。妻子姚瑞琴为让于忠新跟亲人们见上最后一面,瞒着于忠新请人给老家发了电报。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于忠新的大哥、大姐和妹妹都赶到了,姐妹们痛哭不止,“他出来20年了,平均一年回家还不到一天。”于忠新见到兄妹们,心里怎么不激动。但同时心中又有了一种不安:家里来人,又是住又是吃,给单位添多少麻烦?于是,一方面又是数落妻子一顿,一方面动员家人尽快返回。这简直有些不尽情理。但在于忠新,这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上,实实在在发生了,他实在容不得那些损公肥私的事。

躺在病床上,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念念不忘的是工作和他人。“我就想上工地。”、“西单工地怎么样了?”“哎,打了三根桩,又歪了一根,急人不急人?”睁眼想的是工地,闭眼想的还是工地,一旦提起工地,就眼睛放光,就来精气神儿。

每次,领导来看他,他都眼泪刷刷地说:“那么忙,还来看我,耽误你们多少事?我们家来了人,让他们早点回去,别给单位添麻烦。”一次,副经理丁桂生来看他,他泪眼汪汪地说:“我想上工地。”“你用车把我拉到工地看看,我才放心,行吗?”

他不仅想着工地,想着公家利益,还想着他人。医生吩咐夜间疼痛随时叫他们。可是有一次,尽管他疼得死去活来,也不肯去叫医生,为的是不打扰医生休息,要解小手了,医生让在床上解,可他强撑着上厕所,为的是少给别人添麻烦;自己吐了不少血,为了安慰在身边的护理,说是吐的“豆粥”,“不要害怕”;自己奄奄一息,还问护理他的小胡想学什么技术,鼓励小胡学学开吊车。一次,怕小胡吃不好,硬给小胡20元钱让他买吃的。他生活俭朴,不乱花一分钱,但组织上的一次次捐款,他次次参加,一次,为一位患胃癌的职工家属捐款,别人20元他拿出40元。

于忠新的病情迅速恶化着。在生命最后的几天,他先后吐血40多次。有一天的晚上,连续吐血用脸盆接了三次达3000毫升之多。

当组织把1995年度被上级公司党委评出的优秀党员的荣誉证书带到病房送到他手中时,他紧紧地捧住证书感情的闸门任着汩汩泪水流淌,痛哭失声:“我贡献得太少了,我不能再贡献了!”那场面,那情景,不是亲眼看到,简直不敢相信,石头见了也会止不住流泪。

面对妻子,他也泪光闪闪,他动情地说:“难道人家有家我没有,人家有孩子我没有吗?工地太忙,我实在是顾不过来。我的家、我的孩子我能不想吗?我欠你们太多了,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爸爸,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过去没顾得上管理你们,这下永远管不了了。”“以后,你带两个孩子生活,肯定有困难,有麻烦,但我有个愿望,我不是工伤,是正常得病,你们不要给单位给领导找麻烦。”“不管想什么办法,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让孩子上学,把孩子哺育成人。”

于忠新还说:“我死了,不要买什么衣服,人死了一烧了之,买衣服是浪费,把省下的钱给孩子上学,以后需要的地方多。”

这,就是于忠新,一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的全部风愿。

这,就是于忠新,一个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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