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叫我來巡山，聽聽三刀侃大山。
01
有個朋友長期從事思想工作，他告訴我最近常常碰到這樣的問題：道理講不過人家。特別是面對那些有文化的年輕人，他們講起理來，滔滔不絕，很雄辯，很機智，講過來是他的理，講過去還是他的理。
你說要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他說個人利益不容忽視，連憲法都要加以保護。你說要艱苦奮鬥，要有吃苦精神，他說革命難道不是為了使人們過得更好？你說個人要服從組織，他說組織要關心群眾，失去群眾，便失去一切……如此等等。
我一聽，是啊，都有理，條條道路通羅馬。可一想，不對。這裡面似乎缺少一點什麼。
02
我由此想起一件事。
戊戍變法失敗時，康梁東走日本，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執。譚嗣同是有機會逃走的，但他對康梁說：要變法需要宣傳，也需要流血，不宣傳，無以喚醒民眾，不流血，無以激勵人心。要流血，請自我始！ 君等暫避國外，做好宣傳，等待時機。
在這裡，走與留，宣傳與流血都有理。誰來流血？譚嗣同說，我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是何等氣慨！正是這股凜然正氣，使他的理更豪更壯更說服人。
如果倒過來說，走與留，宣傳與流血都有理，誰來流血？你們，請自君等始。我走了，拜拜。那麼這樣的理便顯得有點可悲可嘆了。
03
我想，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點“理”太多而“氣”太少了。
中國知識分子有個好傳統，那就是講氣節，所謂“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明講不是歷史，而是民間故事，但是在劉羅鍋的身上，卻把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氣”演足了。
其貌不揚的劉墉，他的機智，他的幽默，他的雄辯，甚至他對皇帝的頂撞，周旋……無不來自於他的一身正氣，只要他認為利國利民之事，他就敢於去做，去說，敢於冒殺頭抄家滅九族的危險，更不用說地位的升遷，利益的得失。
在劉墉的身上，“理”有了“氣”的支撐，氣壯理直，凌厲滂薄，令人折服，連皇帝老子也奈何不得。
04
真有其事的譚嗣同也好，民間傳說的劉羅鍋也好，他們身上的那一股正氣從何而來？來自於他們的“心”，來自於“心”對大道理的認同，即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地連聯在一起。
有了這種認同，心便有了靈魂，身便有了正氣。所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氣生丹田，氣衝宵漢，理在其中。
而我們現在的悲哀是，不少人，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些有文化有知識的人，他們把自己置身於大道理之外，卻去認同由於商業大潮的衝擊而帶來的高度的實用主義。一身俗氣，卻一嘴是“理”，說起來頭頭是道，口若懸河，滴水不漏，說來說去，其實全為一己私利。
更可悲的是，這種似正實歪之理往往得到人們的同情，社會的認可，其勢洶洶，令人擔憂。
05
社會在變。變是好事，不變不會進步。但不是一切都非變不可，我想知識分子講氣節的好傳統就不能變，非但不能變，而且要發揚光大。
理要有，氣更不可無。氣正而理從，氣旺而理明，“天地有正氣”“沛乎塞蒼冥”，這才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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