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古玩市場的崛起，形形色色的藏品湧現市場的枝頭，古玩城，文交所，拍賣公司也大量浮現。然而，就在當下火熱的市場，出現了很多非法“假拍”的拍賣公司。
2015年5月，郭某某覺得做拍賣這一行比較有賺頭，就租了一處辦公地址，聯繫朋友成立了一個拍賣公司。公司有了，辦公場所有了，接下來就是招兵買馬。郭某某自稱總經理，通過網站和朋友介紹招聘了一些業務員。她讓每個業務員都使用假名，採用統一口徑，包括員工如何向客戶介紹公司、如何詢問客戶收藏品的情況、如何欺騙客戶將收藏品放在本公司出售、拍賣等。
萬事具備，郭某某利用自己之前在某拍賣行工作積累的客戶和人脈，陸續吸引了不少客戶。業務員們對客戶宣傳公司實力雄厚，具備舉辦拍賣會的資質和實力，並讓客戶將自己的藏品在此做鑑定。
其實該公司所謂的鑑定師就是普通員工，並未取得鑑定資質。他們憑經驗或按照略高於網上查到的同類物品價格向客戶報價，並以此價格為基礎，向收藏人收取圖錄費、標的費、宣傳費、服務費等費用。
郭某某在取得客戶藏品及收取相關費用後，向其承諾將藏品在香港進行拍賣，並向客戶發送虛假拍賣會圖片，讓客戶認為藏品確實正在香港拍賣，之後再告訴客戶藏品流拍了，需要再次交納費用進行拍賣，繼續騙取相關費用。郭某某還私自將一些客戶藏品變賣。
利用這個套路，郭某某共騙取30餘名收藏人各種名目的費用共計70萬餘元，用於購買高檔汽車等奢侈消費。在客戶向自己索要藏品後，為了躲避客戶，郭某某便將公司關門，還更換了手機號。2016年10月，郭某某被公安機關抓獲，後檢察機關以合同詐騙罪對郭某某提起公訴.
檢察官提醒
選擇拍賣公司要看清楚公司是否是正規拍賣公司，是否具備拍賣資質，拍賣公司鑑定評估藏品時，是否高估價、亂收費用。要提高法律意識和防範意識，通過正規拍賣平臺順利實現買賣交易，依法保護自身合法權益。
相對比這只是低端手段，更高端的還有以下：
相比曾經以買家為詐騙對象的“文物”鑑定、拍賣騙局，新興的詐騙公司將目標對準“對藏品鑑定沒什麼基礎知識、又急需出手藏品換錢”的賣家。圖為上海警方搗毀一個以古玩造假詐騙錢財的團伙。（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25日《南方週末》）
拍賣會場內的許多買家，不過是拍賣公司找來的“群眾演員”——參觀拍前展覽的“托兒”，每人每次550港幣，在拍賣會場假扮買家舉牌競拍的“托兒”，每人每次750港幣；西方面孔的“洋托兒”，每人每次2700港幣。
大部分受騙者並不瞭解：藏品如果拿到正規的拍賣企業，若鑑定人員回覆“願意出手拍賣嗎”，就意味著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場價值；若鑑定人員對東西不看好，一般會回：“好是蠻好的，自己留著玩玩吧”。
過去在文玩收藏市場，藏品鑑定騙局、拍賣騙局主要是騙買家；最近兩三年，在全國收藏市場，以賣家為目標的新型收藏詐騙越來越普遍。
新的詐騙方式將目標鎖定在“對藏品鑑定沒有什麼基礎知識、又急需出手藏品換錢”的人。受害者遍佈各地，遠至新疆喀什、四川阿壩、青海玉樹、貴州老區，甚至臺灣地區、日本。內蒙古的一位受害者，變賣掉了子女的婚房；阜陽的一位受害者，借高利貸8萬元…
2015年，股票大跌，謝先生急需用錢補窟窿，他想起了自己的那幾件“傳家寶”。他先是把其中一件傳家寶——他外婆的陪嫁，一對民國初年的花鳥蓋罐——的照片發給四川一家正規拍賣公司，得到回覆：“東西是真的，但是太普通。”謝先生不死心，又把照片上傳到“國寶網”。此後，他每天能接到幾十個來自全國各地鑑定、拍賣企業的電話。憑著圖片，這些企業為謝先生的藏品估價四五十萬到五六百萬不等，並邀請謝先生到他們公司現場確認。“去看看吧。”抱著這樣的心情，2015年11月，謝先生飛往上海。
出發前，謝先生極盡小心地做了篩選。一家名為“東方寶利”的公司曾與他電話聯繫，他發現對方並沒有相關拍賣資質，於是沒再理會。誰知對方反而打電話來，把他罵了一頓。
在上海5天，謝先生每天坐著地鐵滿城跑，走訪了大約20家企業。都盛讚謝先生的藏品為真、很值錢，進而就向他收取展覽、鑑定、圖錄、出關或服務等名目的費用。帶著“花一點小錢，大錢就來了”的想法，在綜合考慮能否套現和是否正規後，謝先生和三家公司簽了合同。其中3萬元，付給了當時具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上海嘉璽拍賣有限公司，委託他們到香港拍賣他的一對花鳥蓋罐。在嘉璽，業務員為謝先生的花鳥蓋罐估價150萬；直到後來謝先生聽懂行的朋友說，這對瓷器“最多五六千塊錢”。
合同簽訂不到兩個月，謝先生就收到了花鳥蓋罐流拍的消息。3萬塊打了水漂，謝先生失落之餘，將流拍歸因為自己的東西“確實不好”。2016年1月7日，他再一次飛到上海，除了準備要回自己的花鳥蓋罐，還帶上了三枚“戶部造大清銅幣”，期待能相機賣出，彌補損失。這一次，他來到上海金堂拍賣有限公司。
謝先生等了大概一小時，終於來了一位自稱來自江西的“鑑定專家”。“專家”舉著放大鏡仔細觀察了一番，確定這三枚銅幣為真品。業務員給出了68萬元的估價，並稱銅幣會於2016年7月25日的拍賣會拍賣。擔心再次流拍，謝先生向業務員吐露了自己急用錢的情況。“我說68萬好像還有一點高，就58萬吧。”業務員點頭答應，謝先生簽了委託拍賣的合同。
謝先生相信金堂公司，因為業務員聲稱他們與上海文交所有合作，更重要的，是這家公司此前收購了當時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元亨利貞公司。半年後，2016年9月，元亨利貞公司才因未辦理年審，被吊銷了《文物拍賣許可證》。
東西委託給金堂公司兩個月後，一位上海熙雅拍賣公司的業務員，又給謝先生打電話，勸他去上海。謝先生提及，自己曾將藏品拿給嘉璽進行拍賣，結果流拍了。電話那面的業務員表示吃驚：“你去了嘉璽？那個公司都被查封了你不知道嗎？”回頭去看了新聞報道，謝先生才發現，就在2016年3月17日，嘉璽已經被上海市公安局查封。
謝先生意識到，自己可能陷入了相同的騙局。果不其然，半年過去，他的銅幣又流拍了，且至今還留在金堂公司，拍賣花鳥蓋罐的事也沒有了下文。
2017年5月，南方週末記者以藏家身份，致電已無文物拍賣資格的金堂公司，金堂公司業務員表示，若確定藏品為真品，公司可以辦理“唐三彩象耳罐”的委託拍賣業務，“事前收取3000-8000元資料費，若成交，再付8%的佣金。”
和大部分被騙賣家一樣，謝先生並不瞭解：在正規的拍賣企業中，“成交後付費”雖不是法律規定，卻是行業慣例。賣家持藏品到正規拍賣企業後，如果得到鑑定人員“願意出手拍賣嗎”的回覆，就意味著該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場價值；如果鑑定人員想暗示對藏品不抱多少市場期待，給出的回覆就會是“好是蠻好的，自己留著玩玩吧”。正規拍賣企業的主要盈利方式，是根據成交額，按比例向賣家和買家收取佣金；成交額越高，拍賣企業賺取的佣金就越高；如果拍品流拍，拍賣企業則不向賣家收費或少量收費。
假拍賣會上的“群眾演員”
2015年12月，一群外地維權者聚集到上海徐彙區宜山路光啟城的樓下，吸引了成片行人的目光。他們有的站在樓下，手舉“還我血汗錢”等橫幅，有的則爬上了24層高的光啟城樓頂。樓頂上的一位男子甚至跨出欄杆，坐在“光啟城”標牌中的“啟”字之外，隨時有從樓上墜下的可能。在這座樓裡，有一家專事收藏品拍賣的公司：寶藝公司。
寶藝公司曾經向這些賣家承諾，所有藏品都會拍賣出去。臨近年關，按照合同，寶藝公司應該給賣家結款了。然而遠道而來的藏家，得到的卻是寶藝公司的搪塞。空手而歸的藏家越聚越多，逐漸形成“聯盟”。二十多天後，有三個註冊名（“寶藝文化傳播公司”“寶弈銷售中心”“寶藝展覽公司”）的寶藝公司乾脆人去樓空，搬到了上海的另一頭，楊浦區五角場。
表面上看，藏家向寶藝等公司支付費用，不僅出於自願，還有合同為證。所以一些區縣法院開始不約而同地將案件作為民事糾紛審理判決，有以收費不合理為由要求公司退還部分費用的，也有判藏家敗訴的。2015年底，此類案件接連浮出水面，相關鬧訪事件達十餘起，公安局和檢察院意識到：糾紛背後，可能有著更為複雜的隱情。
德寶軒公司將藏品以藝術品的名義運出關，送往香港、新加坡等地。德寶軒在香港設有分公司，他們可以在境外城市的顯要場所，如酒店大廳等地舉辦拍前展覽、拍賣會，並留存影像，甚至邀請部分賣家親臨現場觀看。只不過賣家們難以發現，拍賣會場內的許多買家，不過是德寶軒公司找來的“群眾演員”——參觀拍前展覽的“托兒”。
在公安機關公佈的視頻中可以看到，參加“假拍賣”的“托兒”，手拿的拍品圖錄上都標有不易被外人察覺的特殊記號。標有這些特殊記號的拍品，需要個別“托兒”按照事前商定的價格假裝舉牌競拍，它們並不來自真正的賣家。而來自真賣家的藏品，有的甚至只在拍賣會場出現了15秒，最終都無一例外地流拍，再被運回國內。正是這批暴露的假拍賣證據，讓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確定了寶藝公司與德寶軒公司在串通實施詐騙行為。
根據上海市徐彙區檢察院提供給南方週末記者的信息，為了騙取藏家的信任，寶藝公司在人力、官網製作、高檔“辦公場所”的租賃和裝潢等方面一擲千金。僅是在百度競價排名上，就已投入了四百多萬。
在2016年3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嚴厲打擊整治文玩藝術品流通領域合同詐騙犯罪專項行動（簡稱‘3.17行動’）”中，寶藝公司和嘉璽公司都遭到了重點打擊。
寶藝公司財務主管、人事主管與總經理電腦中的三份可以互相印證的電子報表被當場查獲，其中詳細記錄的“費用表”，為後期檢察院的起訴提供了關鍵性證據：2013-2015年，寶藝公司與客戶簽訂涉案“服務協議”並接受藏品委託展銷或拍賣共計4737件，據此收取“拍賣費，運作費等”共計82948311元。
據京華時報報道，2008年12月，北京某拍賣公司以“100%成交率”、“天價估值”等承諾將國內300餘收藏愛好者的2500餘件藏品彙聚一堂。但兩日的拍賣會未有買家出手。眾賣家質疑主辦方虛高估價套取高額宣傳費，圍堵拍賣公司工作人員18個小時，並連夜取回拍賣品。（東方IC/圖）
自2015年至今，上海、常州、嘉興等地公安機關偵辦、披露的“文物”鑑定、拍賣詐騙案件已達34起，批捕或控制犯罪嫌疑人412人，已核實受害者五千餘人。但對包括寶藝公司在內的上述涉案單位，基本尚未宣判。
相比審判的複雜，騙局卻可以快速迭代、擴張。寶藝、德寶軒公司的大部分員工，之前並未從事過鑑定、拍賣行業。但他們一旦掌握了詐騙邏輯，成為熟練工，很快就可以“自立門戶”、自成組織。徐彙區公安在另一家涉案公司璽允公司抓獲的78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1人即來自寶藝公司。如此一來，這些詐騙公司之間就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繫。
謝先生先後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國家信訪局等多處舉報金堂公司。2016年，金堂公司反以“名譽侵權”為由，起訴謝先生，虹口區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金堂公司又將一份措辭嚴厲的《特別聲明》貼上官網，指責謝先生“四處誣告、百般造謠、煽風點火”，“是一個野蠻人的行徑”……
這樁案子還沒有開庭，不知為什麼，原告就撤訴了。公司還依舊紅火地辦著：2017年2月26日，金堂公司舉辦了“中國民間收藏研究會走進金堂”大型免費鑑寶活動；打開公司官網，還能看到“成交第一，服務至上”的承諾。
受害藏家有貪心
兩年多來，無數被騙藏家致電上海市文物局，期待文物局“主持公道”。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文物局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被騙前就來諮詢的藏家少，被騙後才來申冤的藏家多。有的人是藏品被正規拍賣企業鑑定為沒有什麼價值，但仍不死心，最後被騙，也有的人連續六七次被騙才恍然大悟；甚至有“黑吃黑”失敗者——本想用地攤上低價買來的藏品“以小博大”，騙那些“來者不拒”的鑑定、拍賣公司，未曾想反而落入了後者的圈套。
文物局並沒有與此相關的“主持公道”的執法權。文物保護法、《文物拍賣管理辦法》賦予文物行政部門具有約束力的職權，只有簡單幾條：頒發給符合條件的拍賣企業《文物拍賣許可證》，對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的拍賣企業進行拍賣前的文物審核、拍賣後的文物記錄備案。一方面，《文物拍賣許可證》“申請容易吊銷難”，最高的申請門檻，也不過是“有5名以上文物拍賣專業人員（具有文博系列高級職稱或具有《文物拍賣企業專業人員資格證書》）”。但吊銷程序，卻只能在拍賣企業明確違法違規時才能進行。要把關，文物行政部門只能守緊每兩年一次的年審這道“關口”。
在涉案的拍賣企業中，絕大多數根本未持有《文物拍賣許可證》。按照文物保護法，它們若被認定為“尚不構成犯罪”，就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予以制止”，並處以相應罰款。
更無奈的是，“文物拍賣”的相關法律法規，對很多受騙的藏家其實沒有效力。因為他們的許多藏品根本就是現代製品，不在文物保護法規定的五種“文物”範圍之內。
如果藏家已經被騙，心急如焚，工作人員就只能建議他們轉向工商或公安機關報案。但鑑定、拍賣類案件，在這兩者的工作範疇中，只佔很小的比例。
最近一年來，上海市文物局和國家文物局也做了一些主動嘗試，比如拍攝《遠離古玩陷阱》等宣傳片，揭露鑑定、拍賣騙局。早在2014年10月，國家文物局就批准了天津市文物開發諮詢服務中心等7家文博單位，在民間開展收藏文物鑑定的試點工作，至2016年底，共為四千多名藏家鑑定了7萬餘件藏品。
文物鑑定主觀性強，相關法律也長期存在空白。國家文物局正在加緊制定《文物鑑定規程》。規程出臺後，將對文物鑑定機構及從業人員提出引導性要求，對文物鑑定業務的全流程進行規範，對“文物鑑定證書”的出具及內容做出明確的要求。
“文物鑑定、拍賣詐騙之所以頻發，”上海市文物局的相關工作人員這樣向南方週末記者分析，“首先是詐騙公司動邪念，其次是制度建設不完備，最後是受害藏家有貪心。”
當大量藏家的藏品無法得到正規拍賣企業的青睞時，鑑定、拍賣詐騙公司就應運而生，正好投合一批藏家“撿漏”的想法。在承載看來，撿漏在現如今也不是沒有可能，“文物本身的神秘性正是它們對藏家的吸引所在”，但撿漏終歸需要的還是知識，而非運氣：“任何的盲目自大，最後都會導致不必要的代價。”
閱讀更多 華夏古玩俱樂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