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天前剛剛結束的“羅德學者”中國行答謝晚宴上，十餘位羅德學者以及來自復旦大學和BU集團的“最強大腦”們，歡聚一堂。事實上，隨著這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進入了羅德學者的行列，他們自身的發展會獲得廣泛的關注和支持，其人生的軌跡也會延續輝煌和卓越的“羅德傳統”。
作為本次羅德學者中國行的負責人，年輕的江熹霖博士很是感慨，他舉杯祝酒道：“今天，我們想重申的是，羅德的目標是讓我們不斷思考為人類社會作出貢獻。而貢獻的根本，其實就在於學術與產業的結合。”
九零後的江熹霖的這番感觸，其實有著現實的體會，私下裡，江熹霖對BU君說：羅德的學者們與BU成員同處於“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層，所獲得的頭部資源使他們兼具開闊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也因此，雙方都肩負著回饋社會的責任和使命。
“好像蜘蛛俠說過的，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江熹霖笑著說。
從羅德的成功 看中國的教育
作為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獎學金之一，始於1903年的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s），有著“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之稱，其得獎者被稱為“羅德學者”（Rhodes Scholars）。羅德獎學金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每年，在13個國家選取30名25歲以下最優秀的青年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深造，羅德獎學金致力於為世界培養具有公共意識的未來領導者。目前，該獎學金已培養出8,000多名羅德學者，資助的範圍也擴展到全球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順理成章的，BU君與江熹霖的對話是從中西方教育的差異展開的。“我認為，中國的教育體制在短暫的時間裡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目前，我們的培養模式對大家的能力訓練到位，但是普遍比較心急，缺了給人自己的空間。”江熹霖的論點具有羅德學者的敏銳性。
“羅德學者們之所以大多做出了令人欽佩的職業選擇，都源於羅德學院給予了個人足夠自由的空間，學者們可以自己經過探索作出的選擇，而這些選擇往往最終解決了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江熹霖說。
“事實上，羅德對學者們的要求和評定標準極具人文關懷----除了學術表現之外，還包括個人特質、領導能力、仁愛理念、勇敢精神、和體能運動。所以，羅德學者從獲得贊助的那一刻，就肩負起了巨大的社會責任。”江熹霖進一步指出，“兩相對比，我覺得，中國的教育體制現階段更加地急功近利，給學生的空間相比更少。因此，學生們能夠自由發展的空間也比較小，學生們的相似度更加高。”
羅德學者所肩負的責任
江熹霖外形俊朗，熱情而善於表達。這個在青島長大的年輕人，初中時候就練過體育，喜好多種球類運動，且擅長中距離跑。江熹霖曾經三次參加上海市大學生田徑錦標賽1500m分獲金銀銅牌，三次參加400m接力獲一金二銀。在復旦校運會中，他一直保持不敗的記錄。
“其實，很多羅德學者都是出色的運動員，我們認識到，在運動中展示的拼搏精神，合作能力，日常訓練所需要的強大自制力，都是日後為社會做貢獻的不可缺少的能力。在羅德，你很少會看到處於不健康身體狀態的羅德學者。所以體育帶給學者們的遠不止是健壯的體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訓練----把人塑造成了一個更加能夠承受挑戰，承受困難的狀態。”江熹霖說。
健壯的體魄是基礎，更為強大的是羅德學者的責任感----這一點在江熹霖在獲悉自己成為羅德學者的那一刻，他就第一時間認識到了：榮譽能夠給人壓力。獲得如此殊榮的瞬間，我既感慨自己的幸運，同時，也深刻地意識到極大的榮譽背後，是極大的責任的到來。
“事實上，羅德獎學金的目標不是讓羅德學者僅僅做一些高深莫測的事情。身為羅德學者，獲得了極大的社會資源支持，自然就應該為社會作出同等級別的貢獻。同時，要時刻提醒自己，我從事的事業能否為人類社會作出貢獻。”江熹霖說。
也許“羅得斯獎學金”發起人澤西爾·羅德（Cecil John Rhodes）早已經認識到了“平凡中見真知”的深意，他採用了南非當地著名的“津巴布韋鳥”作為這個機構的LOGO，“津巴布韋鳥”的造型巧妙的和字母“R”進行結合，使其更加簡約現代化。但採用這一標識的目的，其實有心人亦能從中體會良多。
因天生叛逆 而選擇復旦
作為一名學霸，江熹霖在高中畢業時，除了復旦自招的名額，也收到了香港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錄取通知。在選擇學業上，他有著自己的判斷。
“我高考那幾年，去香港讀書是個很潮流的事情，可能是自己天生叛逆。遇到別人覺得該做的事情都喜歡反抗一下，表現自己的特立獨行。也可能是因為生物教材對摩爾根刻畫的神乎其神（復旦生科院創始人是摩爾根的弟子談家楨），似乎沒有什麼糾結地，就把復旦自然科學試驗班作為了自己的第一選擇。”
“大一，選擇了自己最為喜愛的生物科學作為專業。每天按部就班地學習訓練，混跡於各種團體中，過得輕鬆、執著。到了大二，終於進入了生命科學學院，挽起袖子開始準備大幹一場，於是進入了生科院的遺傳學實驗室。”回想當初，江熹霖的話語中還流露出興奮。
“但是慢慢的，我發現自己的時間被做實驗的等待撕裂（這對習慣用大塊時間思考的我是個災難），更重要的是，我發現一直痴迷的生物系統，與我的工作似乎毫無關聯。但由於擔心只是因為沒有入門所以才不喜歡，我還是決定堅持下去。作為一個接受大量遺傳學訓練的復旦生科學生，在牛津的學習中，我依然希望迴歸疾病的基因本質，探究更好的檢測及預測疾病的統計學方法。”
為此，江熹霖努力鑽研生物學與統計學的結合領域，希望能夠研發出高效率的診斷統計學工具。他爭取到了新加坡、美國等地的研究機會，在計算生物學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科研經驗。“我開始嘗試各種新事情：在神農架大山裡跟著老師採植物，重新體會到宏觀生物學的魅力；前往美國參與亞裔青年會議（APAPA annual summit），同未來的美國政治家們討論亞裔的生存空間；在廣州深圳參訪企業，重新認識中國力量；在波士頓參與學術競賽，體會同齡的生物學工作者的科研熱情。”他說。
因特立獨行 重尋學術目標
在江熹霖進入實驗室幾個月後，發覺所做工作同理想中的生物科研相差甚遠。在經過艱難的思考之後，江熹霖毅然退出實驗室，開始重尋目標。在生物科學與統計學專業之外，他開始攻讀軟件工程碩士學位。同時攻讀這些學科使他的求學的生活充實而忙碌。
“在一次次的考察活動中，我開始重新認識到：科技依舊是唯一能夠讓我熱血沸騰的----在硅谷Pericom手捧硅片時，我的心跳加速；在科研競賽中，為了一個實驗細節和別人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經歷都一再告訴我，我這輩子依舊是科學技術的人。我開始認真反思之前選擇的魯莽，明白自己需要做最有興趣的事。”
“總體而言，我的生活並沒有太多特別的地方，但是相比於大多數人，我的特點是：更加渴望把事情做好，也比較堅定，往往能堅持做事情到最後一刻。”江熹霖說。
學以致用 保持理智的自信
作為一個時刻準備著為中國社會做出貢獻的羅德學者，江熹霖很早就開始有意識地去觀察社會，體驗社會。“我認為，理解中國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意識到其複雜性：中國有上海北京這樣的發達大都市，也有西部貧困山區；我們要去理解這個社會內部的分化，去了解社會兩極的狀態；因此，我覺得，最為直接的方式就是，到鄉村去，到都市去。在貧困地區的支教、調研，給了我機會去了解道中國社會面對的挑戰；在深圳、廣州企業的調研，又讓我們見證了中國近年來飛速的發展。 這兩個經歷，對我來說，是對祖國面貌最好的刻畫。”
“當然，我也有很多海外的經歷，這些經歷也讓我瞭解到中國在國際中的地位。對我的幫助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這些經歷讓我對這個國家更加親切，也更有信心----不是忽略當下中國存在的問題而盲目自信，而是認識到中國存在的問題，但依舊保有理智的自信。”
對於未來，江熹霖也有著清晰的規劃。“我的工作目標是為醫學問題設計數學和統計學工具。數學的研究是非常的抽象的，因此很多時候會讓人感覺很難理解，從而限制了應用。”
“我對求學的理解是：聚集在世界上的學術中心，思考學術問題，最終會將學識帶回中國，將這些知識運用於解決中國的問題。因此，我同時也開始修讀軟件工程碩士，目的是為了把這些‘高深’的數學變成更容易應用的軟件，從而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
談及自己的職業定位，江熹霖舉了個生動的例子：我們在一個大城市和一個小鎮買的iPhone是同樣質量的產品，但是在不同的地方，去醫院接受的治療的質量卻是不同的。就此，我目前很希望通過統計學的方法，標準化診斷的一些流程，從而能夠在不同的情況下給出統一的高標準診斷治療，這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目標。
“目前，我所獲得的所有教育和我的研究都指向未來的自動化疾病檢測。我們社會的醫療體制問題在於，醫療依舊是服務為導向的，也就是我們把求醫用藥當作一個服務問題。服務的質量決定於醫生的水平，而不是我們產業的水平和技術的水平。我希望，能夠通過努力，讓醫療也能實現工業化，讓醫療變成一個產品，變成一個在中國各地，每個人都能享用的產品，這是我希望對社會作出的回饋。只要能夠為這個目標努力，具體的職業形式並不重要。”
包容的人試圖理解，懷疑的人不斷質詢
談及自己，江熹霖表現出的是一個典型的羅德學者的謙遜。“我的一些優勢都來自於需要長時間積累的領域，比如數學基礎，比如身體素質。”
“但同時，我是一個做事情很堅定的人，對於每個決定都有很強的動力，並一直堅持到最後。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做一些選擇讓短期的收益很大；但同時，也有很多事情需要長時間的積累，而這些事情只有堅持才能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似乎是為了驗證這一觀點，江熹霖提及了最近看過的一步電影《The man from earth》“這部電影主要描述的是一個人在講故事，他自始至終只講了同一個故事。但是，聽眾卻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反應，包容的人試圖理解，懷疑的人不斷質詢，曾經親密的人會變得陌生，相愛的人一如既往地選擇信任。而無論聽的人作出怎樣的反應，故事本身卻始終沒有變。所以，我總想知道，我們每個人看到的世界究竟會有多大差別？”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最有意思的，就是每個人的角度不同，會有不一樣的理解，哪怕這是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而理解其他人的位置又是多麼難啊。”
說這些話的時候，BU君眼前的那個陽光快樂，滔滔不絕的江熹霖忽然之間像是變了一個人。從他的眼中流露出的是嚴肅而探尋的目光。BU君覺得，這樣的感情流露似曾相識。姑且，我們把它稱為“羅德學者”的目光吧。
閱讀更多 BU大姨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