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故事，篇篇精彩。今天重讀吳越春秋，頗有感慨。
自古歷史，多是君王史，能人志士能青史留名者，也不過是君王的註腳。
這樣的想法常使人情緒悲觀，如果我們窮極一生，庸庸碌碌，百年之後，終於湮滅，之於後世，無甚影響，無甚記憶，那麼何必來去人世間，意義何在？如果我們皆負使命而來，或建功立業，或著書立說，成為史書中的人物，不論主角或是註腳，被後人褒貶、評述功過是非，與我們而言，是否意味著使命達成，有了意義？
人生在世，要“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本身是否有意義？意義是否只存在於別人的評述？
可事實是，評價別人是否活出了生命意義的人，大多數活的並沒有“意義”。
什麼是意義，為別人，還是為自己？怎樣證明自己存在過，存在是否要被證明？
只有我知道，我曾經活過，這樣可以嗎？
“我思故我在”，我還在思考，說明我在。。。
閒言少敘，說說歷史。
今天我們不把吳王、楚王、越王當做故事的主角，我們把伍子胥、伯嚭、文種、范蠡當做主角。這四個人，是吳越春秋裡的四大謀臣，他們位高權重，對國君的決策有極強的影響力。
伍子胥的一生概括起來就是兩件事，報仇和報恩。為了報仇，他投奔到吳國，策劃了專諸刺王僚、要離刺慶忌，幫助公子光登上吳王位。推薦孫武為大將，率軍攻破楚國，掘墓鞭屍。報仇的故事達到高潮。為了報恩，他一心一意輔佐吳王，力圖爭霸。夫差打敗勾踐後，變得自我膨脹，盲目的想要實現爭霸的野心卻忽略了越國這一潛在的威脅。伍子胥多次進諫，引起夫差極大地不滿，最後被賜自盡。為了報恩，伍子胥搭上了自己的老命。
伯嚭則是一個純粹的利己主義者。滿嘴仁義道德，但仁義道德不過是偽裝自己的武器，使其能夠站在道德制高點引導輿論，影響決策者，從而實現自己意圖。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能夠救下與夫差有殺父之恨的勾踐，能夠借刀殺死伍子胥。國家存亡，於他是沒所謂的。但是越國復仇後，當他自以為有功於勾踐的時候，幻想著加官進爵享受榮華的時候，勾踐卻下令殺掉伯嚭告慰伍子胥在天之靈， 向越國眾臣明示何謂忠奸。
文仲是一個善用陰謀陽謀的人。他自以為深懂人性。他有七條毒計，用以削弱吳國。只用三條，吳國就滅了。他把最好的木材進貢給吳國，夫差用木材建造豪華的宮殿；他把最美的女人西施進貢給吳國，夫差就專寵西施，荒廢政事；他用大量錢財賄賂吳國眾臣，眾臣都為越國謀福利，獨獨伍子胥被殺。他把夫差研究的很透徹，對症下藥，真就把吳國搞死了。但是他沒有研究勾踐。勾踐復仇後，對文仲說，你有七條計謀，只用了三條，吳國就滅了，剩下四條怎麼辦？不如去地下繼續給夫差用吧！於是勾踐賜死文仲。深諳人性的文仲，即使明知“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謀臣亡”的道理，還是天真的以為這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范蠡是個見微知著，因勢利導的人。他不僅研究夫差，也研究勾踐。他研究夫差，知道夫差是個順毛驢，色厲內荏，婦人之仁，見小失大；他研究 勾踐，知道勾踐是個狼子野心，能屈能伸，能患難但不能共享福的人。他給勾踐出主意，讓勾踐為夫差當墊腳石，讓勾踐為夫差嘗 糞問診，博取夫差憐憫以求活命寬恕。他待勾踐復仇之後，主動請辭，駕舟遁去，免遭殺身之禍。
這是吳越春秋中最重要的四個謀臣，他們有不同的能力。伍子胥以忠臣自居，以為自己是忠臣，就可以言而無罪，可以坦蕩蕩直言不諱；伯嚭以能言善辯為傲，有能力顛倒黑白，便無視黑白；文仲以智謀稱善，以為憑藉智謀無雙，自己可以長久的被倚重；范蠡以結果為導向，因勢利導解決實際問題。
他們有不同的秉性和價值觀。伍子胥認為我說的是對的，是對國家有利的，就要說，就要做；伯嚭認為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傷害別人的利益或是國家的利益跟自己沒關係；文仲以為只要我有能力，別人就會喜歡我，重用我；范蠡認為，一切都在局勢中，局勢變了，一切都變了，情境的力量最大，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都是局勢和情境的附屬品。
所以，他們有不同的結局。伍子胥死在忠言逆耳；伯嚭死在沒有立場；文仲死在功成不退；范蠡沒死，卻脫離了這個局。
所以，你覺得四個謀臣，誰活出了生命的意義呢？
作為謀臣，除了這四種結局，還有別的出路嗎？
讀完故事，我想說：
給自己一個意義吧，人總得為意義而活；忘掉自己的意義吧，有時這個意義挺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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