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婷婷
馬伯庸對自己的期待是“說書人”：他沒有把通俗文學的寫作當成一個至高無上的使命，也沒有一定要寫出什麼鴻篇鉅著。覺得自然而然就好。
馬伯庸身材微胖，臉型微圓。見面時，他正以右括號的弧度坐在茶館裡寫稿，身上是一件印著早期迪士尼動畫中米老鼠的白色T恤衫。馬伯庸給讀者的印象，和這隻米奇有相似之處：隨和而充滿奇思妙想。
作家馬伯庸
2018年，38歲的馬伯庸迎來了他的“影視元年”。他的小說《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古董局中局》《長安十二時辰》相繼被改編成網劇。一路走來，他從一個互聯網興起時代混跡論壇的寫手，成為作家馬伯庸。
而在採訪中，馬伯庸本人卻一直聲稱沒有很真實地感覺到自己“紅”了。他習慣的狀態是，適應這個世界的規則，又與之保持距離。
局外人生存
馬伯庸在《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裡，有一段寫郭嘉笑罵賈詡：“你這個老東西，在長安的時候裝，在華陰的時候裝，在宛城的時候裝，到了許都還在裝。我看你不要叫賈詡了，不如叫賈裝。”
賈詡是馬伯庸喜歡的三國人物之一。馬伯庸說，喜歡的點在於：“他智慧高深，能夠在亂世旋渦中保全自己。這一點，整個三國裡沒有人會比得過他。別人是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建功立業，賈詡不做事情，一直在換主人，每次都換得極其精準。說白了，每次跳槽都能升職，即使把跳槽之後的老闆得罪了，還像沒事兒人一樣。你說他爭權奪利，他沒爭什麼。你說他為了隱居，他又在政治旋渦裡攪得很深。”
電視劇《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劇照，王陽明飾演的郭嘉與董璇飾演的任紅昌
儘管馬伯庸不認為自己和賈詡有什麼相似之處，但聊到一直以來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情形時，卻似曾相識。
學生時代，馬伯庸隨著在機場工作的父母的崗位變動，從一個學校轉到另一個學校。那時候，他的名字還是“馬力”。頻繁地轉學，讓他不像其他同學有固定的玩伴。但是馬伯庸很快總結出一個轉學生進入新環境迅速打開局面的辦法：“首先要自己摸清楚廁所在哪兒，第二是知道老師辦公室在哪兒，第三是跟同桌搞好關係。”馬伯庸得意地往後一仰：“轉學生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就是不要把自己當外人。”
適應頻繁轉學“沒朋友”的生活，馬伯庸另有妙計，就是交了一些長期通信的筆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互聯網進入中國，他把這種筆友互動從現實世界中轉移到了網絡，開始混小眾論壇找朋友。這些小眾論壇，聚集的是中國第一批理解互聯網的人，還是“馬力”的馬伯庸就是其一。也是在這裡，他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
1999年，19歲的馬伯庸到上海讀大學。這一年，他進入人生中的第一個互聯網論壇“黃金獅子旗”。“當時的論壇環境比現在好，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規則，很適合一個寫作新手成長。”馬伯庸回憶道。
在“黃金獅子旗”上，他發了自己的第一個帖子：“我來了。”
“那時候完全不懂網絡禮儀，發的那個帖子其實挺沒禮貌的。”他記得，很快就有網友給他的263郵箱發了封郵件指點他：“你是新人，不應該這樣，要言之有物。你發帖得說一件正經的事，‘我來了’屬於沒有任何意義的垃圾帖。”
馬伯庸趕緊又發了一條道歉帖，他怕只發道歉還會被人當成垃圾帖，於是加上了自己對當時很紅的一部小說《銀河英雄傳說》的看法。馬伯庸現在想想，“其實這也不符合禮儀，題目是道歉，內容又寫了對作品的看法，這叫詞不達意或者張冠李戴。可能大家看到我有誠意，覺得那就這樣吧。我從來沒在網上交過朋友，這麼多人跟我的興趣愛好都一樣，太好了，然後就跟他們開始混唄。反正我就是個小屁孩”。
習慣於“沒朋友”的馬伯庸那時小心翼翼，又充滿驚喜。他常常省下一週的早餐錢，總數20元，上一小時的網。對作為學生的他來說，這樣奢侈的一小時，拿來在線看小說太浪費，於是他用一個三寸軟盤把要看的小說拷貝下來，大都是利用《銀河英雄傳說》進行二次創作的小說。漸漸地，馬伯庸也開始以玩票的心態在論壇發表文章。
在研究中國網絡文化的高寒凝博士看來，馬伯庸的創作就始於這一時期《銀河英雄傳說》的同人寫作。“那時，網絡文學還沒有進入VIP付費閱讀時代，如今被視為網文‘典型形態’的日更連載、動輒百萬字篇幅的類型小說還不多見，反而是一些惡搞風格的論壇長帖、短篇小說更能得到廣泛傳播。考慮到《大話西遊》所創造的無厘頭風的深遠影響和論壇帖本身的長度限制，這也是非常合理的現象。馬伯庸的‘銀英’同人作品以及早期成名作《從〈機器貓〉看階級鬥爭殘酷本質》等，就是這種論壇體惡搞文裡質量極高的一批作品。”
論壇的興起，讓信息進入雙向反饋模式。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在進入新千年的頭10年裡，中國文學出現了一種新形式：網絡文學。網絡文學研究學者邵燕君認為：“從媒介革命的視野出發，中國網絡文學的爆發並不是被壓抑多年的通俗文學的‘補課式反彈’，而是一場伴隨媒介革命的文學革命。”
馬伯庸正是在這樣的網絡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批作家之一。他的創作軌跡，和其他網絡作家又有不同。他混跡的一些小眾論壇，在當時每天活躍人數有幾萬，但對於一些話題能夠真正有效反饋的人，集中在一兩百人的小圈子裡。如果作者對自己發佈的文字中的細節和考據沒有足夠把握，能夠很快獲得論壇其他人的反饋意見。這種小圈子互動的寫作，和2002年後興起的起點中文網有很大不同。起點中文網面向大眾，迅速成為主流，而這些小眾論壇很大部分都銷聲匿跡了。
關於馬伯庸和“網絡作家”這一身份的關係，高寒凝分析道：“如果說標準的‘網絡作家’的定義是在商業文學網站上進行VIP付費連載，並基本上保持日更的作者，那麼馬伯庸從來都不是網絡作家。但倘若把這個定義拓展到受互聯網文化影響的作者，那麼馬伯庸又是典型的網絡作家，他的創作從來沒有遠離過互聯網文化。他其實是在一個網絡趣緣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接受、討論這些作品和著作並從中吸取養分的。比如，他的歷史學術隨筆寫作，顯然沒有史學研究的學術背景，能寫這個題材是因為他本身就愛好歷史，並因此在論壇上結識了一批網絡歷史愛好者和歷史研究者，多年耳濡目染和密集的討論交流，才為他的歷史題材創作和學術隨筆寫作打下了基礎。”
為什麼沒有在起點中文網上混？馬伯庸毫不掩飾地回答：“因為水平不夠。寫網絡小說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容易，也不是想象中那樣粗製濫造。首先，它需要高強度的工作，每天更新，少則幾千字，多則2萬字。我懶，適應不了這個強度。第二，它要有起承轉合，每天的更新都要有高潮，很像評書。不像傳統的小說，前面鋪墊十幾章，可以在後面釋放一下。我也不適合這個創作模式。別說是在零幾年，就算現在，讓我跑到起點中文網披一個馬甲寫篇網文，我估計也直接就死了。”
2006年，算是中國網絡文學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已被盛大網絡收購的起點中文網開始了作家品牌運營，推出“白金作家”制度。“當年明月”開始在天涯論壇連載歷史小說《明朝那些事兒》並迅速走紅，“天下霸唱”的懸疑盜墓小說《鬼吹燈》也得到“起點”的大力推廣，掀起閱讀熱潮。
這一年，26歲的馬伯庸當然也沒閒著。他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風起隴西》，此前，他的網絡氣質著作《她死在QQ上》也已出版，發表在《科幻世界》的《寂靜之城》也獲了獎。
2008年，“盛大文學”成立，被視為資本對網絡文學全方位介入。馬伯庸、“當年明月”、“天下霸唱”，此前都已經在各自的圈子有了不同程度的名氣，形成了通過與網友互動改善寫作的交流模式。在作家身份之外，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也都有一個“上班族”的身份，這種“雙重身份”是網絡文學發展初期很多作家的狀態。
馬伯庸對自己的期待是“說書人”：他沒有把通俗文學的寫作當成一個至高無上的神聖使命，也沒有一定要寫出什麼鴻篇鉅著。覺得自然而然就好。
“我有一個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是純粹給自己用的工作室。前一陣我把它整個裝修了一遍，然後擺上書架，裝上電視，擺上遊戲機。當時是冬天，裝完那天我就把門關嚴實，把窗簾拉上，整個屋子就我一個人。然後我坐在沙發上，開著電視，打遊戲機。玩的時候我就忽然特別幸福，因為當時兒子打擾不著我，我也不需要考慮上班的什麼事情。我已經快40了，玩遊戲家長也不會說我了。整個人的幸福感幾乎到了滿值。當時我仔細一想，就算讓我去遊艇和一群泳裝美女在海邊玩，或者去法國莊園品紅酒過那些有錢人的生活，也不會讓我覺得比當時坐在無人打擾的小房間裡玩遊戲那麼爽。突然覺得自己是不是太沒出息了？又一想，沒出息就沒出息吧，誠實面對自己比較好。”
《古董局中局》的局
2009年新浪微博出現。半年後，馬伯庸開通了微博賬號。在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微博粉絲並不知道這是個作家，只因為他微博段子手的身份而關注他。
對於別人給自己貼的“網絡作家”的標籤，馬伯庸感到困惑；對於“網紅”的標籤，他更感到頭疼。“我也沒做過網紅做的那些事兒呀。一提到‘網紅’這個詞，人們往往會想到營銷出來的大V。我是一個作家，我的粉絲是以作家身份帶來的，不是我專門去做這樣的事兒。”
也許是大學期間學市場與傳播的思維習慣，加上在外企工作10年的社會經歷使然，也許只是想賺錢使然，馬伯庸願意以一種大眾化的方式讓大家理解自己的表達。他對這個時代是接受的，不擰巴，不較勁，世界怎麼變，他自然跟著走，認為“沒必要逆潮流而動”。
“馬伯庸真正地火起來，顯然是在微博時代來臨之後。他對媒介傳播有天生的敏感，無論是在論壇、博客還是微博時代，他都能在互聯網社交中呈現出最引人好感的個人形象。但直到微博時代來臨，140字以下的段子成為最流行的文體，馬伯庸所擅長的那種靈光一閃的惡搞小短文和腦洞設定才得以化整為零地呈現出來，並得到爆炸式的傳播。事實上，馬伯庸作為微博自媒體大V的良好個人形象和粉絲基礎，才是他近期作品能夠快速變現的最大助力。”高寒凝說。
而馬伯庸自己，對於“火”這件事兒的說法，則體現了中國式的生存智慧：“我一直沒有覺得自己紅了。如果有什麼節點，就是我出每一部作品的時候。如果真要說我紅了，那也是緩步上升的。我挺喜歡這樣的，也不想太火，如果太火了，亢龍有悔，物極必反。”
在2006〜2015年的10年裡，馬伯庸在“上班族”和“作家”兩個身份之間切換得遊刃有餘。但2015年，馬伯庸決定辭職，並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已經35歲了，也想嘗試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關於為什麼辭職，馬伯庸的回答很誠實：“賺太少。同樣的時間成本，我用來寫作比用來上班賺得多。”突然間兩個身份只剩下一個，他覺得辭職後的日子“特別怡然自得，像遊牧民族似的”。
他見過一些自由職業者因為沒有時間概念而不自由的狀態，因此辭職前他就給自己做了一個心理建設：“自由了也不能完全散漫，否則人和工作都會垮掉。”他仍然保持著自律。每天早上八九點，北京的上班族梳洗完畢，紛紛出門，匯聚成早高峰的人潮和車流。馬伯庸也混跡其中，足跡遍至附近的咖啡館和茶館。
他的《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被相中，同名網劇2018年播出。《古董局中局》和《長安十二時辰》也已被改編成影視劇。但他表現給媒體的，是對商業的“討厭”：“我很討厭商業上的事兒，也許我很擅長，但是我覺得太累。寫東西不一樣，只要把自己想的表達出來就夠了。”
馬伯庸說，曾經有人建議他自己開公司，招一群員工做更多的文學腳本，說這樣創業賺錢肯定比寫作來得多。馬伯庸覺得那種生活太痛苦：“那樣的話早上起來還得上班，甚至連偷懶都不能了，因為你要管理一群人以及他們的情緒。有這個時間我還不如老老實實在家待著，管好自己就夠了，雖然賺的錢相對少點，但也挺開心。”
辭職前，馬伯庸就已經和朋友鄭冰容的“中聯百文”簽約。公司幫他打理作品版權和其他商業上的事情，他也有了自己的策劃編輯。2010年，當馬伯庸還在為《三國機密》奮筆疾書的時候，鄭冰容已經在想下一步要跟馬伯庸約什麼作品。
“有一次我們出去吃燒烤，一邊吃一邊聊天，正好看到王剛在電視上砸東西。我們就覺得，如果有這麼一個小說，天天砸古董該多好。《古董局中局》最初的點子，就是這麼一起聊出來的。”馬伯庸說。
《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戎裝劇照
在初期策劃時，公司這邊的人已經想到了作品未來的影視劇改編。20萬字的小說，不可能填充一個劇的長度，於是在策劃時，他們就會考慮如何佈局更好，比如五條支脈中，小說中只寫兩三條之間的鬥爭，其餘埋在故事裡，這樣能留下充足的改編空間，隨時可以把這條線拎起來用。
馬伯庸開始下筆寫《古董局中局》第一部。試稿的過程頗費周折，試了三四個風格後才敲定。從前期策劃溝通到最後定版，馬伯庸用了近兩年的時間。當被問到跟策劃編輯意見不同時如何解決，馬伯庸說：“聽我的呀。”
公司圖書事業部經理遊婧怡回憶試稿的過程：“開始，馬伯庸寫的風格，一看就是典型的小資們會喜歡的。但是我說你要拋棄這種風格，因為很多人在閱讀上會有障礙。我要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通俗故事，你要讓我們公司的前臺小妹都能看得下去。我們意見不同，吵了一架。最後，馬伯庸同意我說的雅俗共賞的觀點，回去重寫了。”
但馬伯庸表示他試稿過程中的修改，很大程度上來自朋友的反饋。“我寫作也沒有固定的風格，就把《古董局中局》當試驗田。我當時發給我的一個朋友看，他說不行，太裝了⋯⋯古董對文化底蘊的要求比較高，我後來覺得，用評書的風格更好。”
“以《古董局中局》為代表的馬伯庸近期作品，一方面以知識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為他贏得了一批新讀者，但也沒有完全拋棄他賴以成名的拼貼風格和腦洞大開。或許馬伯庸也在尋找某個平衡點，即位於他過於強烈的個人風格和廣大讀者的接受能力之間的那個平衡點。其實翻翻《殷商艦隊瑪雅征服史》（2007）就知道，那是一部對於缺乏相關知識儲備的讀者而言極其不友好的小說，但卻也是張揚了馬伯庸個人風格的巔峰之作。”高寒凝分析道。
作家馬伯庸
“在創作手法上，我受西方作家的影響多一點。在題材和傳統文化運用方面，還是受中國作家的影響比較大。”馬伯庸說。
在第一部長篇小說《風起隴西》（2006）的後記中，馬伯庸細數了影響他的作家：“如果把我稱作《風起隴西》的親生父母的話，那麼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賈克，祖母則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羅貫中與陳壽，外祖母是丹·布朗。”
時隔12年，現在他對作家的看法也有了變化。對於丹·布朗的重複性他感到有點無聊了，但對於福塞斯，他依然肯定：“我的能力決定了我能學到最多的是福塞斯。還有一些作家屬於高山仰止，是我達不到的，比如金庸作品中的節奏感和博爾赫斯作品的靈巧。”
高寒凝則把馬伯庸歸屬於那種精力旺盛、閱讀速度極快而又從不偏食挑食的類型：“從動漫遊戲、流行文化到美劇日劇，再到古典小說、嚴肅文學甚至學術著作均有涉獵，這些閱讀經驗也都對他的個人創作產生過影響。”
馬伯庸真正脫離微博段子手的身份，令人刮目相看，始自他的《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和《古董局中局》。辭職後，他更是沒有懈怠，寫出了《長安十二時辰》這部廣受好評，他自己也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在既定的歷史題材之上，憑藉對歷史的考證，他把腦洞豐滿成一個又一個故事，賦予發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現代意義。
相比於對歷史的考證，馬伯庸小說更令人稱道的，是他的想象力。
《長安十二時辰》裡，是唐代天寶三載長安城在上元節（元宵節）24小時裡發生的一個暗流湧動的故事，亦正亦邪的主角張小敬從一個死囚搖身一變成為長安城的拯救者，他熟知這座城市的黑白兩道和三教九流並從中周旋。馬伯庸把這一年民間關於長安有神火降臨的傳說，與突厥入侵長安、賀知章之死以及名將王忠嗣的故事中的蛛絲馬跡串在一起，用豐富的細節描摹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對他來說，唐代的長安城是一個夢幻之地：“在那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實在是一個創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適的舞臺。”
圖片來自@長安十二時辰官微
在新作《草原動物園》中，馬伯庸把關於家鄉赤峰的當地民間傳說，和他查到的一則內蒙古的傳教士的史料結合在了一起。在他筆下，這位傳教士在傳教時，用的是一群動物：傳教士在《京話日報》上看到北京萬牲園的動物因為缺乏食物供應和照顧而被拍賣，於是買下這批動物，帶到了赤峰，由此展開了一個探討多種信仰共存的動物寓言。
同時期出道的“80後”作家，一部分開闢了新的“都市題材”寫作文體，建構了一種中產階層或者小資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馬伯庸則善於在歷史中發現有趣的蛛絲馬跡，從古代題材中尋找到現代意義，而不去試圖重新建構世界觀。例如，三國人物演繹至今，一直是中國民間感興趣的話題，也是馬伯庸很喜歡的題材。往前追溯，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是在中國歷史上流傳已久的《三國志》和《三國志平話》的基礎上再加工，同時加入了時代背景下作者的見解，這種方式也增強了作品的傳播性。從這一點來看，馬伯庸和羅貫中的路數有相似之處。
在馬伯庸的閱讀生涯中，他也很早就感受到了描摹細節對於寫作的重要性。他早年看到金庸曾以“五經”比喻“五嶽”，把華山比喻成“春秋”，很好奇，其他“四經”跟“四嶽”有什麼關係？在馬伯庸看來，這個典故很冷門，在金庸小說裡也沒有決定性作用，等於是一個閒筆。但是他暗暗感到很佩服：“首先，我就非常佩服金庸先生的知識面；其次，我又在想，加了這麼一段話，不僅讓人感覺到一種氣氛，文化內涵的厚度也增加了，忽然我會意識到細節對小說情節的重要性。”
後來他讀福塞斯的作品，也有類似的感覺。最令馬伯庸印象深刻的是《戰爭猛犬》：“這部小說其實故事極其簡單，90%的篇幅都是講僱傭兵怎麼去買各種武器和裝備，召集各種人，幾乎沒有情節可言。但是我看起來就特別過癮，因為它裡面全都是非常真實非常精緻的細節。”馬伯庸還很喜歡福塞斯冷靜剋制的文筆、鏡頭式的語言：“不管多激烈多精彩的橋段，沒有華麗炫目的景物描寫，沒有深刻的心理剖析，就像寫一個新聞報道。他的鏡頭式語言，在一個人視野的延長線上，另外一個人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非常有電影的切鏡頭的感覺。”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一個細節，狡猾的元載憑藉對奢侈品的敏感，從被綁架姑娘頭上的金絲楠木簪，判斷出她一定是一個千金大小姐而非尋常商戶家的姑娘。這一個簡單的細節，既展現了元載的性格，又把情節迅速向前推進，而這個細節的背後是對唐代女性妝飾的考證。這樣的細節，在馬伯庸的作品中十分常見。
“我在高中時寫了兩年的日記。每天寫幾段。全都是事兒，沒有感悟，沒有文采，也沒有任何思想內容。寫得不長，最後也落實到瑣碎的細節上，其實有點跟流水賬一樣。比如，今天誰誰來了，跟我借5塊錢買飲料喝，我不借，他就走了。今天誰講了一個八卦，誰跟誰好了，老師不知道。今天聽了一首歌，挺好聽。就類似這種。我覺得這些東西對個人來說，比大段大段假模假式的日記更有價值，因為有一種日記是演出來的，只是為了給老師交作業。比如我今天看了一本經典名著，我要發奮努力。我今天看到陽光初升，我心潮澎湃，我要繼續努力。這樣的日記，你事後回來看，看不到價值。”馬伯庸說到他少年時對細節天生敏感，因為經常轉學帶給他孤獨感，多數時候自己在家自娛自樂，想一些好玩的事情。“可能想得多了，想象力就得到了鍛鍊，在作品中發揮了出來。”
提到文學，他話語中還是有一個寫作者的警惕和自覺。“我對文學的敬畏程度是很高的。我只是個通俗文學作家，不是個嚴肅的純文學作家，我也認為自己沒達到文學的程度，我只是寫了一些好看的故事而已。在故事之上，還有一些更高的東西，我欣賞那些東西，但目前我覺得我達不到。比如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叉的花園》，其實它的故事本身已經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表達出的那種氛圍，閱讀的美感、主題表達的優雅、作品的完整性，都是一致的。這個東西是我做不到的。”
至於怎樣看自己在文學圈獲得的評價，“我還真沒在文學圈混，”馬伯庸說，“我不混圈子，只交朋友。有些批評比較巧妙，我也會覺得挺好玩。因為從審美順序上看，我覺得批評的精妙程度比它本身批評的內容要高。”
幾年前，馬伯庸寫了一個和古典文學有關的奇幻小說。他拿給一個朋友看，朋友看完評價道：“你這個東西就像是一個網兜。”馬伯庸問：“什麼叫網兜？”朋友答：“全都是漏洞。”他指著馬伯庸書裡的一句話說：“比如你裡面主角拿著一本書，上面寫著繁體字‘李太白全集’。你給我說說看，‘李太白全集’這5個字，簡體和繁體到底有什麼不同？”
馬伯庸自嘲當時文化水平比較低。“這5個字簡繁體其實都一樣，我就是為了裝，然後寫了這麼一句話，其實是錯的。我覺得朋友吐槽吐得特別好玩。一來，這的確是我犯的錯；二來他指出的方式非常有趣。”後來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馬伯庸特意在序言裡把這件事寫了出來。
（本文刊發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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