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衛報》報道，諾貝爾文學獎作家V.S.奈保爾已於倫敦家中去世，享年85歲。他的家人在週六的一份聲明中證實了這一消息。
奈保爾的妻子納迪拉·奈保爾（Nadira Naipaul）表示，他“被他所愛過的人所包圍，他們的一生充滿了極好的創造力和努力。”
從大學畢業開始從事寫作以來，奈保爾在一系列小說和遊記中向世界投下了細密而深切的關注，從印度到美洲到歐洲，他的寫作為他贏得了盛大榮譽：1971年獲得布克獎，1989年被英國女王授以爵位，1993年獲得英國大衛·柯恩文學獎，並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諾獎稱讚他的寫作為百年諾獎注入了生機
奈保爾最近出現在公眾面前是在7月初英國倫敦南岸中心舉行的“布克獎50年”系列作家講座活動上，作為“金布克獎”五位作家入圍者之一，活動上倫敦資深書評人羅伯特·麥可克魯姆表示，重讀過去的得獎作品時他發現，有些小說並沒有經得起時間考驗，“但奈保爾的《自由國度》，卻像是昨天才寫下的，譬如當中觸碰的難民問題，一點不過時。”
隨後，奈保爾由妻子推著輪椅一同上臺，一番真摯的感言凝練了作家一生的心路，成為了全場第一個高潮。
他妻子代表發言說：“奈保爾少年時就立志成為作家，他自己說是‘寫作找到了他’，但一開始也無計可施，他找不到出版商、代理人能理解他作品的原創性和文學性，然而他堅持不懈，沒有任何怨言。終其一身他都在找尋‘詞語’，他經歷過艱難世事。肯尼亞作家恩古齊·瓦·提安哥曾講奈保爾是‘作家中的作家’，但他也想做讀者的作家。他從不模仿別人，堅持‘用詞必須極其小心’，最複雜的思想要用最簡單的詞來表述……”她回顧了奈保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情景，“諾貝爾獎委員會代表到家裡對他說，這是諾貝爾獎的100週年，你為它注入了新的生機，鼓舞了希望，而現在是布克獎50週年，我希望並同時祈禱，這些年被選出來的優秀作品，會鼓舞更多人閱讀、寫作”。
圖為奈保爾獲得諾獎
2014年奈保爾曾參加上海書展，與中國作家交流寫作之道
V.S.奈保爾喜歡旅行。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除了他的出生地特立尼達這個西印度洋的小島外，他還走遍了加勒比海地區、印度、南美、非洲、伊朗、美國、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他的美國朋友保羅·索魯寫的《維迪亞爵士的影子》，以戲劇性的生動筆法記錄了他們周遊世界的足跡，這本以奈保爾作傳，甫一問世就鬧得沸沸揚揚的書副題就是：一場跨越五大洲的友誼。事實上，正是基於這些旅行的見聞和所做的相關研究，奈保爾寫出了《大河灣》、《信徒的國度》、“印度三部曲”等一系列的虛構與非虛構作品。
在2014年上海書展上，奈保爾與妻子參加了自己作品中文版的首發儀式，奈保爾回應：“也許我不能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了，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國家，需要認真的體驗，需要認真的觀察，需要很多的知識，但是現在我沒有這些東西。”
重看當時本報記者傅小平所寫報道，依然能讓我們深入瞭解奈保爾寫作之路，以此紀念這位偉大的世界性作家。
奈保爾訪滬 | 觀“世間之路”，尋“抵達之謎”
本報記者 傅小平
事實上，縱使奈保爾如很多人期望的那樣是預言家，或如他自己所言是“只要認真寫作，寫現在就意味著在寫未來”的大作家，他也沒法預言自己能不能寫一部中國的作品。這不僅在於他年事已高，精力受限，還在於他沒有在旅途中寫作的習慣。早年只有在回到倫敦郊外威爾特郡鄉間“茅舍”時，他才能在一片靜得出奇的環境中創作出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來。他需要一種審美意義上的距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奈保爾如是說：“有了這種距離，你才能對你的經歷進行不僅是地理、歷史意義上的，更是感情、美學意義上的沉澱和昇華。”
不僅如此，即使回到居住地，奈保爾通常也不是馬上就開始寫作。1962年，他首次踏訪印度，平生第一次發現在自己所置身的這個祖父輩生活過的家園裡，他與周圍人在相貌上相差無幾，在待人接物與內心世界方面卻有著天壤之別，他沒能與印度融為一體，只是感覺被印度以及他在印度看到的一切徹底“粉碎”了。起初他並沒有感到，這次旅行將讓他寫出日後讓印度人愛恨交集的作品。“有整整三個月我什麼也沒有做。我面對著有可能要把安德列·多伊奇預付的500英鎊定金還給他的局面。終於有一天，我打開一本練習本，在兩張紙上寫下所有打動我的東西，加上一些小標題，我看著它們，我形成了一個輪廓，並且或多或少就按照這個輪廓寫下去。”
或因如此，奈保爾對此次中國之行並沒有抱寫作上的期待。在他看來，一旦對一個地方有了期待，就會看不見要看的東西。“我只是過來，然後觀察就可以了。”由於年事已高、身體虛弱，奈保爾並沒有如讀者預想中的那樣侃侃而談，言語之間也不見被媒體大肆渲染的那般桀驁和鋒利，但他堅毅而深沉的眼神卻透著力量，讓你不由聯想到體現在他寫作上的那種無與倫比的觀察力。而奈保爾正是因為將敏銳的觀察能力和逼真的敘事藝術結合於作品之中，“驅使我們去認識那被掩蓋的歷史的存在”，獲得200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首發式上，學者止庵提到奈保爾發表於1979年的長篇小說《大河灣》裡有個總統，這個書中至關重要的角色，手握權力，不可一世。然而在書的結尾，這位總統眾叛親離。而在現實中這個角色的原型真的倒臺了，但無論在小說裡，還是現實中，這個國家所有的問題卻沒有因為總統的倒臺而得到任何的解決。娜迪拉由此想到，為寫作《非洲的假面具》去烏干達旅行時，接待他們的許多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都對奈保爾說，他在《大河灣》裡寫的正是這之後他們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他簡直就是一位預言家。當止庵問他：“你是一位預言家嗎？”奈保爾斷然否認道：“不，我是一個觀察家，僅僅是觀察。”
很顯然，奈保爾所做的並非習見的觀察。在《大河灣》裡，他塑造了一個學者：總統的導師雷蒙德，主人公薩林姆讀到他一些論文的時候大吃一驚，因為這些文章只是政府告示和報紙摘抄的拼湊。雷蒙德似乎從來沒有去過他寫到的任何地方，也沒有和任何人交談，更別奢望他能深入社論的背後理解事實的真相。實際上，正如娜迪拉所說，奈保爾在現實生活中經常碰到類似的“雷蒙德”，他們寫了大量的作品，但全部都是垃圾。而作為“雷蒙德”的對立面，奈保爾有著自己行之有效的研究和觀察方式。也正是這種獨特的觀察方式，造就了他獨一無二的寫作。
以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的理解，奈保爾找到了新的途徑去觀看、描述世界，特別是非西方世界。他聽人們說話，不光是他們的觀點，還有他們的語調，他們對詞彙的精確選擇，甚至他們的閃爍其辭。他的雙眼同時記錄下一切，服裝、姿態、表情、那些能讓他進行精準白描的物理細節。然後他那警覺、從不感傷、對浪漫主義矯情充滿懷疑的大腦會對這些細節觀察進行過濾。“奈保爾的聲音都是個人化的，因他從個人經驗中抽取材料。他最為執迷的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聲音：不斷探索他在世界中的位置，一種獨特的視角，一個寫作羅盤。他把經歷，旅行，對物理世界的細緻觀察，對理念、歷史、文化、政治的尖銳分析變成了一種藝術。”
當然，奈保爾的旅行、觀察，從來不是誇張地表現某種奇特的異國情調，他的遊記也並不是對異國民俗生活的浮光掠影的記錄，而是對多個後殖民國家的社會形態、社會心理的深入剖析。他深沉地關注這些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同時，他總能保持一種審慎的距離，於是就出現了止庵提到的《大河灣》裡獨特的敘事景觀：小說敘述者——在非洲謀生的印度裔雜貨店店主薩林姆，既是一個經歷者又是一個感受者。這種雙重視角，把薩林姆這個小人物和一個非洲大陸的大的背景結合在了一起。薩林姆的身份、處境、經歷和命運看起來無足輕重，透過他，或者說透過奈保爾賦予他的經歷、感受，我們卻看到了一部偉大的史詩。
看似他筆下主人公的原始摹本，奈保爾的寫作確乎更依賴於他的感受和記憶，而非想象。1954年，在倫敦BBC的一間屋子裡，他開始寫《米格爾街》，五年後小說出版，為他贏得毛姆獎。這部堪稱奈保爾六十年創作生涯起點的小說，由十七篇平行展開的短篇小說組成。瑞典文學院的授獎詞稱，這些短小的故事把契訶夫與特立尼達民間calypso小調結合在一起，奠定了奈保爾作為幽默作家和街道生活講述者的名聲。
作為“街道生活講述者”，奈保爾在寫了關於特立尼達生活的長篇和短篇小說後，很快就發現如果只依賴小說的話，很可能不久他就會發現自己無法寫下去了。畢竟記憶是可以窮盡的，何況他的記憶不過是那有限的十多年的時間。他需要轉向，而生活也正好給他提供了這種機緣：1961年，奈保爾從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政府那裡獲得一筆贊助，得以在加勒比海地區那些前西班牙殖民地進行廣泛的旅行，從此開始遊記寫作，這構成了他後半生主要的寫作內容。
在奈保爾的文學世界裡，小說寫作與遊記寫作，其實並沒有判然有別的界限。他的寫作之所以如此具有獨創性，正在於如有評論指出的那樣，他能特立獨行於各種文學流派和主義之外,將所有文學形式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一無二的風格。奈保爾的小說也更多是寫實、考察和虛構的完美融合。他寫於1994年的長篇小說《世間之路》副題即是：連續性的片斷或插曲。這意味著這部小說介於“歷史”、“小說”和“自傳”之間，有著明顯的碎片、片斷性質，更有著更為鬆散和開放的結構。而從這些相互分離而又有內在聯繫的系列故事裡，我們依稀能辨認出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印記，也能聽到19世紀西方敘事性散文的迴響。
以評論家石海峻的理解，這種獨特的文體，滲透了後殖民主義美學思想的影響，它深深紮根於奈保爾作為一個後殖民作家的心理體驗和從政治學的角度對流亡生活所進行的細察。用奈保爾自己的話說，小說作為一種固有的形式已不足以反映被殖民統治打亂了的世界，他打破小說和散文之間的界限要表明的只是他對世界發展的看法。而這個看法，究其實指的就是這個世界裡，他再也不可能有自己心靈中安寧的家了，也無怪乎他說，偉大的作家都描寫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但他擁有的只是一個被打亂了的世界，他註定無法分享那些經典作家的假設。
他出版於1961年的成名作《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就呈現了這樣一種錯位。生活在特立尼達的印度婆羅門摩罕·比斯瓦斯渴望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在嘗試了廣告招牌畫家、記者等各種工作之後，他最後取得了成功。然而對小說中的兒子阿南德來說，房子或家卻早已失去了意義。這誠可謂奈保爾的自況，還在牛津讀書時期，奈保爾就寫信給家裡說：他寧死不回特立尼達，併發誓要用英國人的語言來打敗英國人。而他的困惑就在於，他不相信殖民者，也不相信被殖民者。他認為殖民主義是不公正的，原先的殖民國家也無法重現昔日的輝煌，同時他又認為特立尼達等前殖民地國家不僅落後，而且愚昧。因此，特立尼達的獨立就像比斯瓦斯有了自己的房子一樣，並沒有因此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
何處才有真正的自由？在出版於1971年，並獲當年布克獎的中短篇小說集《自由國度》裡，奈保爾通過三個相互關聯的敘述者探討了這個問題。小說裡有幾個錯位的人物：一位印度廚師來到了美國, 一位西印度群島青年來到舉目無親的倫敦, 兩位白人來到充滿敵意的非洲國家。他們脫離了自身文化之根，卻沒能和所處環境的文化政治背景相互融洽。他們是流離失所者，他們的“自由” 也只能是一種漂泊無根的自由。在小說裡，奈保爾借英國漂泊者之口說道: “就目前而論，國籍是什麼? 就是我自己。我認為自己是一位世界公民。”
但這個所謂的“世界公民”，在奈保爾看來也無非是“絕望、失敗以及通常意義上的無知”所導致的產物，是一個人“被拋棄出去、不能面對他的現在也不能面對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反映，他充其量只是在這個世界上漂泊無根的遊子。而這種“無根性”恰恰是他最重要的特質和優勢。恰如同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在其回憶錄《伊斯坦布爾》中所說，那些傑出的移民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象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
然而正因為無根，奈保爾才像他極其推崇的英籍波蘭裔作家康拉德一樣，一生也沒有停止對“根”的尋找。在英國社會和英語語境中，他一直在試圖尋找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角落。而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他持續不斷的寫作，構成了他遊移不定、氣象萬千的“自由國度”。也因為此，奈保爾說，構成他寫作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動機，就是因為作為一個作家得寫書，而且得一直寫書。而他深刻的經歷與豐富的人格構成本身就是一部寫不完的書。在發表於1987年的小說《抵達之謎》中，奈保爾如是說：“常人與作家原本是同一個人，但這是作家的偉大發現。認識到這一點，要花多少的精力，要進行多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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