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新華日報》刊發了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張曄聯合撰寫的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的新任務》，引發熱議。文章中提到，要設立生育基金制度，40歲以下公民不論男女，每年必須以工資一定比例繳納生育基金，並進入個人賬戶。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時，可申請取出生育基金並領取補貼，但如果公民沒有生育二孩，賬戶資金則需等到退休時才能取出。
對此，鳳凰網財經國子策專訪了多位專家，攜程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中國量化金融論壇理事長孫建波、量子金融學院首席導師陳光磊分別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大家普遍對刊文理解過激，應鼓勵不同聲音出現
輿論普遍對《新華日報》刊文表達不滿，甚至有專家直接開罵，直呼有關教授為畜生。孫建波先生卻持有不同觀點，他向鳳凰網財經表示，原文作者說的生育基金是類似公積金的個人免稅安排制度，還有政府配套，說白了就是政府送錢，而不是大家所理解的要收錢。但是，孫建波也表示，對於生育基金這個政策建議，他個人也是不贊成的，主要是針對不生育的人，形成了強制儲蓄。生育基金不是稅，只是一種強制儲蓄。
孫建波還對鼓勵生育提出了三點個人建議。一是要撥亂反正，從更多的社會政策來看，取消戶籍制度，消除人口流動壁壘，消除教育、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的壁壘；
二是要尊重女性，建議給生孩子的女性免除個人所得稅，補貼社保和公積金，建議生一個孩子，個人所得稅免除3年，補貼社保和公積金補貼3年；三是教育公平，國家要向每一個基層教育單位撥付足額的資金，公平地發展教育。並批評有的人原文都不看，挾網絡暴力這樣亂噴，完全不顧文章絕大部分的正面建議，“以後誰還敢來為社會呼籲？”中國人口轉型的過程比較特殊，經濟發展得益於人口紅利
關於人口政策引起很大爭議，回顧一下過去的計劃生育的得失，再結合有關專家的論據，為調整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可能又帶來了新的結構問題，陳光磊生動形容這一新的生育政策提議：就好比被同一輛卡車撞倒了兩次。
中國經歷了壓縮型的人口轉型。中國和許多國家不一樣，中國的人口增長模式很快從過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的“高、低、高”的模式過渡到目前的
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低、低、低”的模式。大多數發達國家大約在上世紀50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轉變，但它們的轉變是緩慢的、漸進的，都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中國人口轉型的過程有兩個特點：
一是較強的調控性。
中國政府從1980年開始實行積極的計劃生育政策，把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予以貫徹和落實。1980年中共中央發表了一份致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在這個公開信裡中號召只生一個孩子。1982年又把計劃生育政策列入憲法。
二是人口轉型的時間更短。
中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實現了“高、低、高”到“低、低、低”模式的轉變，而很多發達國家甚至在50年以上，甚至近百年的時間才實現了這個轉變。出生率從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完成生育率轉變的法國用了78年，瑞士和瑞典用了44年，比利時用了38年，美國、荷蘭及英國分別用了32年、29年和27年。生育率轉變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17年。
中國的生育率從1972年的29.77‰降至1976年的19.91‰，僅用了短短4年時間。1990年代以來，婦女總和生育率降為1.8（主流認識的生育率為1.8，一說為1.6甚至更低），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2.1。
生育率水平短時期內的急速下降，使中國在近30年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屬於典型的轉變快、持續短的“壓縮型”模式。而一般來說，生育率水平下降越快，短期內人口紅利越明顯或勞動力比例越高。
人口紅利是一國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渡的時間內會出現一個人口增速高峰，由於人口轉變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而社會撫養負擔相對又較低，由這種“上無老、下無小”局面推動的社會發展。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時期，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比重大幅度下降、勞動力比重顯著上升）所帶來的利益，包括儲蓄率上升，人均消費提高等。
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對於人口結構也產生了兩個直接後果：
一是少兒人口下降。
中國少兒人口首先出現了絕對數大幅度下降趨勢，已經出現“少子化”現象，明顯低於正常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在1995年前後中國0-14歲少兒人口絕對數達到了最高峰，大約為3.34億人，而後便持續下降。
二是人口加快老齡化。
過去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只設定了人口總量峰值上限，但卻從沒確定過人口老齡化的峰值上限，這種政策上的不對稱，潛藏著人口老齡化失控的風險。2010年後中國老年人口加速上升，老齡化加速將持續到2030年左右。2010-2030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66%，2030-2050年年均增長速度下降到1.26%。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佔到總人口的23.4%，2050年將進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於屆時世界21.9%的平均水平。
生育基金在理論上很多站不住腳
關於新的生育政策干預的主要論據是，“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一旦國民生育意願下降的趨勢形成，尤其是生育水平跌到1.5以下就很難逆轉，即所謂
“低生育率陷阱”；而生育率跌到1.3以下而實現逆轉的國家，幾乎沒有先例。” 因此，“提高生育率，應成為新時代中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任務。”
陳光遠認為，發達國家跟中國的經驗截然不同，中國剛剛放鬆計劃生育政策，低生育率有之前政策影響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生育權也是一種選擇權，是個人選擇行為的結果，由個人的經濟狀況，生活壓力和撫養成本等所理性權衡的結果。所謂的“低生育率陷阱”說法並沒有理論依據。
關於新的生育政策干預的實施方案理由是，發達國家“財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家庭生育成本，因此各國的生育率水平與財稅支持力度大體正相關。”
前面所說生育權是個人選擇權，財稅政策與生育率水平的正相關的說法值得懷疑。
文中稱，“從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生育減稅政策實施成本高、難度大。”， 應當“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儘量實現二孩生育補貼的自我運轉。為了減輕國家財政的壓力，建議設立具有強制性和保障性的生育基金制度，鼓勵家庭生育。”
陳光遠說生育基金制度其實是個轉移支付的政策，這種生育基金會可能造成生育權的不平等問題，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由於生活壓力、尤其是經濟壓力的加大，年輕人推遲結婚、推遲生養小孩非常普遍。而農村同齡人早早地已享受天倫之樂。為調整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人口結構問題，可能又帶來了新的結構問題。
如果緊緊盯住生育率這個目標，為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改變了激勵，會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為。但是，在分析任何一種政策時，不能僅僅只考慮它的直接影響，而且應該考慮政策通過激勵產生的各種間接影響，可能會適得其反，這種教訓已經太多了。
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歷史長期積累的問題，人口發展的長期規律難以用短期政策來將其調整。人口結構調整過程至少需要花費幾代人的時間。市場經濟下，增加個人的選擇權，提高人口質量，才會有一個良性的人口結構。
任何強制手段都是強制性計劃生育思維的延續，是不能接受的
梁建章表示，無論是“公民工資按比例繳納生育基金”還是對丁克徵收“社會撫養稅”，都是強制性計劃生育思維的延續，這是不能接受的。
梁建章稱，人們有多生的權利，也有不生的權利。現在應該通過獎而不是罰來解決嚴峻的低生育率問題。獎和罰的區別在於減負還是加負。現在的中國經濟急需減負，因為總體稅負（包括社保和醫保等）處在一個很高的水平，而且總體稅負佔GDP收入比還在快速上升。所以這種徵收生育基金的加重整體稅負的方式是非常不合適，也引起了社會廣泛的批評。
鼓勵生育窗口期已出現很久了，國家應給予真金白銀的資金投入
與陳光遠看法不同，梁建章認為，中國社會早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人口紅利已經轉變為人口負債；隨著老年人口加速增加和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部分省份的養老金已經收不抵支 。而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效果則遠低於預期；隨著育齡女性數量的快速萎縮和年輕人生育意願節節走低，出生人口更是面臨雪崩。
長期低生育率會導致人口迅速老齡化，勞動力數量相對於需要撫養的老人數量迅速減少，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增加。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老齡化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會不斷惡化，這將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活力。
所以，鼓勵生育的窗口期，不是已經到來，而是已經出現很久了。
梁建章表示，如果仔細比較與中國擁有相似文化的其他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生育率，就會發現：無論有怎樣的政策干預，中國的生育率都將變得非常低。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的生育率，都在1.1～1.4，是全世界最低的。隨著中國越來越富裕，其生育率將繼續下降。今天中國的生育率會只有1.2，類似於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事實上，即使公佈了二孩政策，中國的城市生育率仍處於世界最低水平。
其他國家的模式非常多，比如歐洲的一些國家，德國的孩子可以直接從國家領取補助一直到18歲，有很長的產假，父母可以得到不菲的月收入補貼；法國的父母享受最長可達3年的育兒假，生育越多，國家給予的補貼越多；韓國和日本，也都是有相應的獎金獎勵以及假期保障的。方式很多，方法也很靈活，但是前提是國家肯給予這方面真金白銀的資金投入。
鼓勵生育是獎勵多生而非懲罰少生，可給養育家庭實施育兒免稅
梁建章提到，鼓勵生育的具體方式，可以是對養育家庭發放一次性現金獎勵，也可以是給養育家庭實施育兒免稅。要通過減稅增收來降低育兒成本，是要獎勵多生而不是懲罰少生。
稅收減免或發放現金補貼，實質是把從所有納稅人那裡收集的稅款，轉移支付給有孩子的家庭。這樣的轉移公平嗎？現代社會，養老和教育都一定程度的社會化，也就是用所有納稅人的錢去撫養老人和小孩。而一般來說，撫養老人的支出要遠遠大於教育支出。養老社會化就意味著用所有年輕人的錢養所有老人，包括那些沒有小孩的老人。現在多生一個小孩，是為未來的養老基金貢獻稅源，所以現在讓社會承擔一部分撫養小孩的費用是公平的。
此外，大量年輕人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尤其是未滿三歲孩子的托兒服務嚴重缺乏。在這方面，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牽頭興建大量的幼托中心，並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
建議取消徵收社會撫養費，並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權益
梁建章就鼓勵生育政策提出了具體措施：在稅收、教育、醫療、就業等各個方面切實減輕養育家庭的負擔，讓普通家庭願意生、敢於生、樂於生、生得起、養得起、養得好。
具體的做法可以包括：
（1）全面放開生育，取消徵收社會撫養費，取消生育審批制度。
（2）對養育家庭給予財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數量抵稅，對養育家庭的補貼也可按孩子實行累進制，鼓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
對養育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接受免費的公立義務教育，相當於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補貼，但孩子長大後繳納的用於支持社會養老的社保等稅金，則相當於這個家庭未來對社會養老體系的補償。綜合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佔GDP的5%，而養老支出佔15%。因此，相對於個人收入，養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從政府獲得了5%的教育補貼，但未來則貢獻了15%來支持社會養老體系。從公平角度來看，政府對每個小孩應該補貼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補償養育家庭對社會的付出。所以，從公平角度看，應該補償多孩家庭。
（3）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
大量年輕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特別是在很多大城市中。
實際上，城市完全有能力為此提供足夠的看護和教育孩子的資源。此外，對整個社會來說，這是一項高回報的投資。中國很多行業投資過度、產能過剩，但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嚴重不足。我們建議，看護和教育資源應按維持常住人口更替水平的孩子數量來規劃和配置。
（4）在法律和法規上取消對非婚生育的歧視，充分保障非婚孩子的合法權益。
隨著女性教育水平和職業發展的提升，很多職業女性不願或者未能婚配，導致各國的結婚率在逐年降低。日本近幾年的結婚率已降低到70%，而中國的一些城市似乎也在步其後塵。這些趨勢也會嚴重影響未來生育率。假設女性不婚的比例達到30%，而且不婚女性都不生孩子，即使70%的已婚婦女平均生育兩個孩子，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4。
（5）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
大城市的優勢體現為集聚效應，更多的高素質人口聚集在一起，就會有更旺盛的創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業的企業集聚在一起會創造更多的機會，並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創新和創業的熱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業。大城市有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所以能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
此外，梁建章也呼籲整個社會更加關注女性賦能和平權，政府和企業出臺更多優惠政策幫助女性平衡家庭與事業，讓女性更願意生育，這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女性賦能和平權的措施，就包括了“縮短學制”、“代孕合法化”、“取消單親家庭歧視性政策”、“企業支持靈活工作時間地點”以及“轉變社會觀念”等。
對於企業而言，也要加大對女性職場權益的保護。例如女員工佔比較高的攜程，平衡女性的職業發展與家庭關係也是一個重要議題。
公司積極提供輔助生育福利，以此來解決育齡女員工的後顧之憂，幫助她們在事業的黃金期能夠充分享受投入工作的過程，同時，也不耽誤她們對下一代的培育。攜程推出了凍卵福利，最高可以享受200萬的金額保障，為孕期女員工提供3000元的額外生育津貼和上下班打車費用報銷。僅孕期女員工打車報銷這一項費用，攜程每年就支出超過300萬元人民幣。
中國至少要花2萬億來鼓勵生育，相比其他國家非常合理
梁建章提出，如果只是放開生育而不鼓勵生育的話，並不能有效扭轉生育率的降低。在中國，至少要用GDP的2%到5%來獎勵生育，才能夠將生育率提高到一個相對較好的水平。
如上圖所示，橫座標是每個國家用於補貼有孩子的家庭的財政補貼佔GDP的比例，縱座標是這個國家的生育率。可以看出這是個正相關的關係，所以更多的補貼能夠提高生育率，圖中的各個國家都給了GDP的1%到5%，獎勵生育真正比較成功的北歐國家，給了GDP的5%。中國的生育形勢比他們更嚴重，所以中國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到5%來獎勵生育，才能夠提升生育率到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水平。
由於房價、教育、女性就業等因素，中國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即使全面放開生育，自然生育意願以及實際生育率也將進入全球最低之列。
大部分低生育率國家將GDP的2%到5%用於鼓勵生育。照此標準，中國至少要花2萬億來鼓勵生育。乍一看，這似乎是個不可思議的天文數字，但分攤到中國2億多兒童，每人每年也才1萬元左右。我們認為，比起當年4萬億基建刺激，這2萬億的鼓勵生育刺激是非常值得和有必要的。除了發揮減輕家庭負擔和刺激相關消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播下希望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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