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中國人的劣根性中，談到“從眾心理”。我們常藉以“大家都這樣做”，作為自己犯錯事的一塊遮羞布，這種時候，把自我躲在集體背後，便得安生，久而久之，也就不願意承擔什麼責任。”
From 一日一度
2008-2018年，彈指一揮，十年了，一個時代又過去了。
最近都忙著懷念北京奧運會，以至於國師在採訪中再次回應“林妙可假唱事件”，都沒激起多大水花。
“本來就是讓林妙可唱，我們都錄了，本來唱得也可以，就音準差一點。可是，我們這個技術團隊，一定要換聲音。我就去問國際轉播團隊，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情境表演，有五十六個民族兒童等等，所以沒問題。”
於是，8月8日當晚，整個團隊在億萬觀眾面前，締造了一場完美的假唱，鏡頭前的林妙可一襲紅裙、聲情並茂，而飄進我們耳朵裡輕靈純淨的童音，卻是幕後從未在公眾前露面的楊沛宜。
儘管林妙可當時並不知道會場上回蕩的不是原聲，事後，還是成為眾矢之的，多年來擺脫不掉“假唱”、“說謊者”的標籤，“天籟女孩”楊沛宜受到傷害也不容小覷。
那一晚，當她曲罷，鋪天蓋地的關注都落在了鏡頭前林妙可身上，楊沛宜只在老師的陪同下低調離開，據說還哭了一場，世界從此在一個7歲的孩子心中留下裂痕。
有網友評論說：
“為了國家面子工程，一個露臉，一個奉獻聲音，各盡所能。”
言外之意，舉國之幸事，哪怕讓兩個孩子的童真成為這場盛會下的犧牲品，在所不惜。
《烏合之眾》裡說：“數量，即是正義。”少數服從多數，個體服從集體，但這樣就一定真的對嗎？
時隔多年，張藝謀面對鏡頭十分坦誠，
“事後很長時間，我都很自責，當時我就該堅持一下，就用她的聲音，遺憾的就是讓大家擔了不是。”
這不應該是張藝謀一個人的反思，而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反思。
打著集體主義的幌子，親手毀掉兩個兒童的天真和對世界的遐想。還要教育他們為了多數人，犧牲自己是應該的，哪怕犧牲的是誠信，是人性的美德。
當集體主義演變成畸形的教化，後果將不堪設想。
畢竟，
“一個國家為其年輕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讓我們看到這個國家未來的樣子。”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在國家級盛會上露面，但我們成長過程中，遭遇的類似狀況，已然屢見不鮮，最常見的就是校園公開課。
很多時候，公開課就是一場大型表演秀。
在指定的日子，教室後方會坐上一群夾著筆記本的領導們，老師在這一天，格外注意著裝，經年不化妝的女老師會淡妝裝點，連講話都比平時溫柔動聽，不修邊幅的男老師也會難得正經地穿上西裝皮鞋，當然這出戏最重要的是臺下學生們的配合。
我至今對《田忌賽馬》這篇小學課文印象深刻，因為我們語文老師反反覆覆講了一個星期。
是考試重點嗎？不盡然，卻是語文公開課的指定內容。
我們班是中國隨處可見的一上課就死氣沉沉的課堂，經常老師拋出問題時，底下鴉雀無聲，宛如她正對著一片荒原自言自語。
為了不讓這樣的尷尬局面出現在公開課，老師幾乎給每個人都分配了必須回答的問題，還把標準答案寫在了紙條上，分發下來，口齒伶俐的就多給幾張紙條，像我笨嘴拙舌的，老師只給了一個簡短的條子。
還有硬性規定，無論她提問什麼，全班都要舉手，反正她早就把每道問題提問哪位同學，記在了花名冊上。
無論到時候，你是否把鄰座同學要回答的問題記得滾瓜爛熟，還是激昂地把左右手舉過頭頂揮舞，老師都不會喊你起來即興回答的。
許是我們學校是區裡重點考察對象，那個學期檢查得格外多，我們就一遍遍配合老師演出，誰也不敢視而不見。
那張寫滿答案的條子，也因而一直保留在筆袋裡，直到學期結束，終於再也不講《田忌賽馬》了。
這的確是場從上至下的騙局，教育局下來檢查會提前告知日期，哪怕抽取的班級是隨機的，但每位老師都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演練。
而我那時還不懂，只一個勁羨慕那些擁有好幾張紙條的同學，興許平時活躍些，老師就能多給我幾張了。
當有了這樣的想法，學校裡多年灌輸的誠實信念，就在不知不覺中被形式化的集體主義給閹割了。
上世紀70年代，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兒洪晃12歲時，作為官派留美生，赴紐約留學。
出國前夕，外交部給這批孩子每人分發了700塊錢作為服裝置買費。這麼一筆鉅款，孩子們拿到手就去做了統一制服。
28個人，28套一模一樣的衣服，代表了他們是一個來自中國的集體。在這樣集體氛圍濃郁長大的孩子，到了美國的寄宿家庭，反倒不合群了。
當時國內極力渲染“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生活作風，剛邁出國門的孩子當然要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洪晃也不例外。
寄宿家庭中，孩子們負責照顧寵物，其中有兩項雜活他們都不願意去幹，一項是上學前遛狗，另一項是放學後給貓鏟屎。孩子們都避之不及，儘量撿別的事做，而自從洪晃來了，他們就再也沒為這兩件事發愁過。
因為洪晃主動攬在了自己身上。為集體分憂解難的洪晃反而一直沒法加入集體，孩子們紛紛揣測，
“這個來自中國的胖女孩是不是傻了？腦子不正常？故意討好大人？”
直到有人告訴她，不需要委曲求全，來承擔別人都不願意做的事，這樣一點也不real，簡直太虛假了。
這樣的想法也太大膽了，洪晃一時還接受不過來，但自從她和其他孩子一樣“耍滑頭”，避開這兩樣，才算和周圍人打成一片。
這就能看出東西方教育模式下，培養出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孩子。
傳統的東方孩子長期被教育，要壓抑小我的慾望，成就他人的方便，這樣的想法一旦根深蒂固，孩子的自我就會逐漸塌陷。 偶爾有自己的想法，也會習慣性壓抑表達。
如果在恪守利他的社會環境中，這樣做問題並不是很明顯。但是來到追求個人價值的觀念體系，就會起衝突。
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說：
“教育的最終目的是造就完全人格。”
無論哪種教育方式，都只是過程，畢竟一個有獨立意識、能夠為自我判斷的人，才是理想的教育結晶。
事實上，很多人在出生後，還沒進入真正的集體生活，就被家庭教育奪去了自主權。
前段時間一檔展現明星親子模式的真人秀上，一個不怎麼紅的演員朱雨辰，因為母親過分參與的教育方式，火了一把。
先來看朱媽媽自白的“警世恆言”。
起先一切還沒這麼失控，在北京獨自生活的朱雨辰，在媽媽來看他時，小露身手做了一頓飯菜。
子女能夠照顧自己，這原本是值得天下父母欣慰的一件事，朱媽媽卻深感兒子的獨立，是自己做母親的失職，自此決意與兒子形影不離，做他的專職保姆。朱雨辰進劇組，她就隨行負責一日三餐，調配營養。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裡作者分析：
“中國人的上一代對成了年的下一代仍然不斷填塞食物之舉，其效果就是將每一代的中國人都阻滯在人格成長的早期階段上。”
事實上，朱雨辰是節目參演嘉賓裡標準的暖男，會做飯，十分照顧他人，看得出他很有交流的慾望，但至今未婚，談過幾任女朋友也皆因母親不同意，被迫分道揚鑣。
母親將注意力過分地放在朱雨辰身上，直接造成了朱雨辰的姐姐恐婚。
朱媽媽直言不諱，
“她看到我對兒子的，帶弟弟的這種，從小到大的態度，她說她負不了這個責任，我的家裡人都知道，包括同事，我是用整個生命來對待兒子的！”
如果永遠地將一個人只當作是一具“身體”去加以照顧，那麼，就會遏阻他的靈魂萌芽。朱雨辰和姐姐遲遲不肯跨入人生下一個階段，用這個觀點來說，就是靈魂沒有完全萌芽。
龍應臺在《目送》裡這樣描述與孩子的關係，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把子女當作獨立的個體對待，平和地看待他將要面對的人生，不強加干涉，有益無害。
臺灣有個漫畫家叫蔡志忠，15歲輟學成為漫畫家，此後開公司，賺了幾百萬存款，就決意繼續做自己喜歡的漫畫，不再為了賺錢而生活。在日本，觀察市場後，他開始畫諸子百家，又成為暢銷漫畫家。
這種獨立的精神源自童年的家教，蔡志忠說：
“和父母說話沒有懇求過，都是決定好之後，通知對方一聲。”
童年時，要去很遠的地方看電影，也只是告訴媽媽，“我要去看電影了。”
母親則會囑咐一句“早些回家。”
就連他收到臺北的職業漫畫家聘書，將要輟學離家時，也只是對藤椅中的父親告知了一下，就完成了人生中這個重大命題。
這樣的習慣，使得蔡志忠對自己的規劃格外清晰，沒有被財富迷惑，沒有被名利牽絆，簡言之，有獨立的人格。
那個年代，出身農村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復刻父輩的人生，父親是鐵匠，男孩打小就學會打鐵，父親是農民，那麼農活就要樣樣精通。
蔡志忠的父親在村裡當了個不大不小的官，而當官卻無法傳授下來，身材瘦小的他也不是做體力活的料。自從發現了對漫畫的興趣，蔡志忠就在往職業漫畫家的路上走。
在閉塞的農村，有這樣不合傳統的想法，是要受人嘲笑的，但他知道要麼順從地在人群中流於平庸，要麼隨心而動。
最終，蔡志忠選擇了踏上那列通往臺北的車，也通往他熱愛的漫畫。故鄉在車後的玻璃上，越縮越小，心中的迷霧反倒一層層散開。
往往邁入集體主義，盲目從眾，是自我墮落的第一步。
離開故鄉，是對過去的告別。
一位體制內遠動員能夠與國家隊“分手”，在體育界不甚開放的大環境下，離開集體，更有幾分賭上前程的悲劇意味。
而國家隊統一基準的訓練，對拔尖運動員的個人能力是種制約，就在2008年奧運會後，李娜、鄭潔、彭帥、晏紫這些網壇老將，紛紛選擇了“單飛”之路。
2009年，脫離網管中心的網壇一姐李娜，走向了個人職業化網球的道路。
這樣的選擇，在一個處處集體主義至上的國家，不單單意味著自負盈虧，也意味著每一步都必須更謹慎，進步也要更明顯，
否則背叛集體主義的帽子就會永遠扣在她的職業生涯上，這是不爭的事實。“單飛”後，她可以自主選擇個人教練，並只上交8%至12%的賽事獎金給政府，而不再是國家隊時的65%。
有了契合的教練，合理的賽事安排，靈活的時間調度，李娜不負眾望在“單飛”當年就殺進美網八強，這是一次足以改寫歷史的成績。一年後，再接再厲殺入澳網四強，華人世界為之驚呼，世界排名也首度升入前十。
隨後，11年的法網單打冠軍，14年澳網大滿貫單打冠軍，李娜用成績昭告，當年重壓下的決定，為她帶來了職業水平上質的提升。
至退役前，這位原本在世界上不惹眼的網球運動員一共21次打入WTA女單賽事決賽，斬獲了9個WTA和19個ITF單打冠軍，職業生涯總戰績為503勝188負，最終以排名世界第六的身份光榮退役。
李娜在這場集體與個人之戰中，大獲全勝。
當然，她也可以選擇留守國家隊，安穩度日，但不合規的訓練，只會磨損身為運動員激情，與其眼看著歲月流失，體能漸失，不如放手一搏。
集體主義是一架保護傘，也可能成為一道與外界隔絕的壁壘。
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是鼓勵孩子自由地發展個性。
一個良性的社會，是民眾的言論能夠有通道抒發。
治家如治國，堵不如疏，千篇一律終究會培養出一群提線木偶，缺乏活力。
脫離集體主義思維的桎梏，不是逃離合作，相反是以更成熟的個體各抒己見，達成更深度的交流。
因為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人往往不願意成為人群裡的“出頭鳥”，然而如果沒有跨出第一步，誰又能知道將來會不會有所改變。
魯迅先生在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就談到“從眾心理”。我們常藉以“大家都這樣做”，作為自己犯錯事的一塊遮羞布，這種時候，把自我躲在集體背後，便得安生，久而久之，也就不願意承擔什麼責任。
敢於在嘈雜的喧囂中，識別出自己內心的聲音，哪怕微弱，也要儘可能保護。
我們不抵制所有的集體主義，只是更要尊重個體的聲音。
一個有獨立意識的人，會越來越少為不必要的合群而折損自己，因為他知道生而在世，自己在堅守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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