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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馬克思全家離開巴黎，遷居到比利時布魯塞爾，並在這裡住了三年。這段時光裡，馬克思享受到了愛人在身邊，最好的朋友就住在隔壁的日子——沒錯，當時恩格斯也在布魯塞爾，住處緊挨著馬克思一家，並且由於積累了不少來自書商和報社的稿費，生活條件不至於太壞。這段時光裡，馬克思和燕妮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可愛的娃娃，給家裡帶來了許多快樂的氣氛。
27歲的馬克思，處在哲學思考、思想創造最為旺盛的年齡，大量閱讀、思考和寫作。同時，他與恩格斯幾乎天天晚上在一起交談。這一年，他們合作了第二本書——《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著作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真正誕生，天才的新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問世。
馬克思的新世界觀“新”在哪裡呢？讓我們從他的一句名言談起：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我們知道，所謂世界觀，無非是某種理解世界的哲學思想，而經典意義上的哲學——PHILOSOPHY，是發源於西方的。自古深情留不住，從來套路得人心。那麼，西方哲學的基本套路是什麼呢？這一切還要從古希臘文明談起。
我們知道，古希臘文明發源於愛琴海沿岸和星羅棋佈的島嶼上。自然條件並不理想。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需要乘船往返西亞和北非地區，通過貿易往來，換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當船隊開往大海的時候，生命就像海面上的葉子，隨時會感受到大海波濤洶湧和去來無定，暴風雨到來時，隨時會感受到死亡的威脅；而風平浪靜的夜裡，又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斗。因此，希臘人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既然生命周圍都是劇烈無常的變化，那麼，什麼東西才是永恆不變的？
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它並不容易回答。因為嚴格說來，世界上的所有東西在時間的考驗中都會起到一定的變化，而只有一種東西可以不變，那就是思想。那麼，什麼樣的思想才是永恆不變的呢？古希臘人有一種特別的提問技巧。
比如我手邊有一個茶杯蓋，我說這個茶杯蓋是圓的。古希臘人會問我：它圓嗎？
我一看沒問題啊，挺圓的。
古希臘人會繼續問我：你再仔細看看，它到底圓不圓呢？
我把茶杯蓋拿在手裡反覆看，確實不算是一個完美的圓，它在這裡或那裡，還有小小的瑕疵。
於是我拿出了圓規，在紙上畫了一個圓，問古希臘人：這總算圓了吧？
古希臘人盯著我，好像能看穿我的靈魂。他還是那個老問題：它圓嗎？
我翻來覆去的看，也不是嚴格意義的圓：紙上消耗了鉛筆的一些石墨粉，它像一個救生圈一樣，是一個圈型“體”，而不是二維世界裡的圓。
最後我洩氣地說：我放棄。三維世界裡沒有你要的完美的圓。
古希臘人說：沒錯。所以真正的完美的圓，只在我們的腦海裡，現實世界裡沒有這樣的圓。
我反問道：可你如何證明我腦中的圓和你腦中的圓是同一種圓呢？
古希臘人說：人是無法證明的。之所以咱們對圓的理解是一樣的，那是因為我們都有關於圓的“理念”，而“理念”是神的造物。我們生活世界中所有的圓形物體，都是這種圓的理念的“摹仿”。既然是“摹仿”，就總歸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只有圓的理念是沒有缺陷的。
這樣一來，古希臘人就形成了他們的世界觀：他們把世界一分為二：一半是事物，一半是思想，而事物是思想的摹仿，因而思想是第一性的。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到馬克思，中間經歷了兩千多年。甚至這種刨根問底的提問方法本身，都是古希臘人創造的，確切來說起源於蘇格拉底，他把這種提問方法叫“精神助產術”。
按照中國人的說法：“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既然西方哲學是討論“器”之上的“道”，因此西方哲學又叫“形而上學”。
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西方哲學也經過了不同階段的發展。在中世紀神學，僧侶們討論的是“一個針尖上到底能站幾個天使”，到了近代，哲學家們討論的是“人的理性究竟怎樣認識世界”，如此等等。不管思想的主體是神還是人，重要的是思想始終是第一位的。
到了18世紀的時候，西方哲學進入了它的鼎盛時代，也就是“德國古典哲學”時期，代表人物是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特別是黑格爾的哲學成為了西方哲學的集大成，他把過去幾千年哲學思考的所有方向和所有可能性，都用辯證法包含在內了。但是，仍然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能不能用思想去證明事物的存在？我看到一個茶杯蓋，並在放在手裡感覺到了它，它就真實存在嗎？怎樣保證我不是在做夢呢？這個茶杯蓋不是我幻想出來的東西嗎？這個問題難倒了無數哲學家，康德甚至把這種難題叫作“人類理性的恥辱”。
這個時候，馬克思平地一聲驚雷：“哲學家先生們，你們全都錯了！問題根本不是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就算我真的解決了用思維證明存在的難題，世界就能和平嗎？人類就能解放嗎？顯然不能。
在當時，德國人簡直把苦思冥想伸到了極致，換來的結果是連隔壁法國的社會發展都超過了自己。在當時的歐洲，法國和德國之間存在著比較大的差別：德國在思想和哲學上高於法國，而法國在社會發展、文明程度高於德國。兩國人對待同一件事的習慣也很不同，舉例來說，如果讓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德國人去實現“自由”，這個法國人會拿起武器，走上街頭，甚至會攻佔巴士底獄來實現自由；而德國人卻戴著睡帽在書房裡安靜地沉思，僅僅是在腦海中翻湧著顛覆世界的自由思想。
馬克思認為，對於德國來說，不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太多：有太多從事批判工作的思想派別，彼此之間互相寫文吵架，但只是流於詞語和表達形式上的爭辯；真正要緊的是關注社會實際的發展變化，並展開切實有效的行動方案。
所以，馬克思用實踐的原則代替了思辨的原則，而“實踐”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基石與活的靈魂。馬克思關注人，但不是像以往哲學家那樣關注人的理性，而是關注人的現實生活，關注人的勞動生產。
因此，馬克思不屑於與“哲學家”為伍，他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個前提是現實的人”，而人的活動首先是吃穿住行和生產活動，所以討論人的問題，只有討論人的活動的歷史和人類社會的生產歷史，才是真正有效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新世界觀。
你可能會問：這有什麼稀奇？道理中國人都懂啊！它“新”在何處？
中國人能夠順利接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很大程度上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不同於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並且天然與馬克思主義相連結。
我們剛才講到，西方文明和哲學思想發展出了“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的對立，對於中國人來說，也知道有這種區分，但並不會把這兩者嚴格對立起來，因為中國講究“道器不分，體用不二”，大道不離人倫日用。按照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的看法，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講實踐和實用理性的文明，因此小到家庭教育，大到治理國家，沒有哪個文明比中華文明更擅長了。正是由於中國人講實幹，重現實，因此與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內在一致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總體來說也是非常順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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