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事實證明，韓芒的這個問題很重要。“1.15”案件破獲後，專案組開會總結經驗時，曾振環為此還作了檢討，說自己慮事欠周，竟然忘記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沒作佈置。現在，曾振環聽韓芒這麼一問，叫聲“哎呀，忘了”，隨即下令：“一旦發現目標，暫不驚動，悄然跟蹤，把她的工作單位和家庭住址都查摸清楚。”
案情分析會上如此這般說得清清楚楚，一干偵查員尋思這茬活兒幹起來應該不怎麼犯難，而且有見到曙光的盼頭。具體實施時，各人化裝後分別到21路電車的各個車站上去守候，看X是否現身。儘管她不一定每天都是“白無常”打扮，可是汪老爺子所說的幾點特徵是改變不了的，比如膚色白、體態瘦，比如戴眼鏡，比如錐子臉，比如身高。因此，應該是隻要一露臉就會被發現的。為防止偵查員在一個車站待的時間長了被人覺出異樣，曾振環規定各人在每個車站只待一個崗，下一班就調到另一個車站去。全組人馬一連守了三天，連1月30日除夕也是堅持守到下午六點半才返回建國西路聚餐吃年夜飯的，卻一點兒效果也沒見到。
可以想象，大夥兒這頓年夜飯吃得是味同嚼蠟，每個人的心思都在破案上。直到雷紹典副局長到食堂來給大家敬酒時，一干偵查員才活躍了些，話也漸漸多起來。當然，職業習慣使然，大家說著說著還是轉到了破案上，有人說
明天是大年初一，要不要接著去車站守候。
曾振環說：“我也正在考慮這事兒，請大家說說看。”
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既然大年夜都去守候了，年初一還是繼續守候為好，沒準正好年初X要去加班呢？
大家說這話時不曾料到，次日竟然真的發現了X！
那是內勤程博安的功勞。這天上午，輪到小夥子去21路電車終點站守候。他是新手上路，又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公安偵查工作訓練，更不會化裝，所以乾脆本色出演，穿著便衣，肩上挎了個書包在那裡站著佯裝候車。車還沒到，X卻出現了。這天是大年初一，她改變了裝束，穿著一件紫紅色的織錦緞絲棉襖和黑色毛呢褲，脖子上圍著一條墨綠色羊毛圍巾，短波浪也吹直了。如果不是那無法改變的細白膚色和那副銀絲框架的眼鏡，以及她隨身帶著的那個白色PRADA坤包，沒準兒程博安也認不出她來。
程博安認定這個女人就是X後，二話不說立刻跟著上了電車。大年初一乘客少，程博安特地挑選了右側靠窗的一個座位，以便暗示其他車站上的戰友目標已經出現，好上車配合他跟蹤——這是專案組會議上預先定下的方案。
接下來的事兒就簡單了，下一站守候著的偵查員韓芒一看小程在車上，立刻上車。然後，下面兩站又有兩個偵查員陸續上車來。到第四站，程博安下車了，換上了偵查員孫瑋鈞。就這樣，這趟車上始終有三個偵查員待著，一直到北京東路站X下車。這時跟蹤她的是副組長曾振環、偵查員貝世海和女內勤小曹。X根本沒有發現自己被人跟蹤了，只管款款而行，最後走進了“上海市公私合營正大棉紡廠”。
曾振環當即決定與該廠保衛股取得聯繫，由偵查員悄然邀約汪老爺子前往辨認這個女子是否就是他所說的“白無常”。辨認屬實的話，隨即通過市紡織局調出該女子的檔案。
中午，汪老爺子在該廠食堂吃了一餐四葷兩素的份飯，專案組特地將其位置安排在食堂進門左側的一個角落裡，要求他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對每一個進食堂吃飯的女性員工進行辨認。老爺子眼力很好，一邊吃飯，一邊漫不經心地朝走進食堂的七八個女員工略略一瞟，便認出了“白無常”。
下午，應專案組之約，“正大棉紡廠”保衛股股長裘雲陽帶著X的檔案袋來到了建國西路專案組駐地，介紹了X的一應情況
X名叫齊佩珠，祖籍浙江鄞縣，1926年出生於上海，其父齊嘯山系十六鋪碼頭海產市場經紀人，已故。齊佩珠於初中二年級時輟學考入上海市第二護士學校，兩年後畢業，在上海市第二勞工醫院謀得了一個護士崗位。次年，嫁給該院一個名叫趙瘦君的外科醫生。趙的前妻也是該院護士，兩年前因車禍去世，齊佩珠嫁給趙醫生是滬上俗稱的“填房”——正規叫法應該是“續絃”。齊佩珠在婚姻方面的遭遇有點兒悲劇的意味。她嫁的這個趙瘦君是個留日醫科生，抗戰時竟跟日本人勾搭上了，謀得一份第二職業——駐滬日軍憲兵司令部特高課的秘密情報員。這樣，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政權從日軍檔案中獲知此情況，自然要找他算一算賬。雖然趙醫生沒給憲兵隊送過幾次情報，可是像他這種沒有背景、沒有後臺的小角色，懲罰是逃不了的，他於1947年6月被判了五年徒刑。
厄運尚未結束。判刑後，有個上訴期，上訴期過後方才押解監獄。趙瘦君自認倒黴，沒有上訴，乖乖地待在看守所等著押解提籃橋監獄。可是，也就不過三天，他忽然和其他二十多個犯人一起被叫出監房。去哪裡？龍華刑場！趙瘦君竟然與那些已判死刑的犯人一併被槍決了。執行死刑後，看守所的摩托車才急如星火地趕到刑場，說提錯了一個犯人。
那該怎麼善後呢？追究責任，國家賠償？做夢去吧！於是，齊佩珠在剛剛收到丈夫被判五年徒刑的判決書後，又收到了一份由國民黨上海市地方法院送達的判決書：因發現漢奸趙瘦君有新的罪行，故撤銷原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齊佩珠成了寡婦。而外界以為她的丈夫真是欠下血債的漢奸骨幹分子，連親友中也有人對其側目以對。不得已，齊佩珠辭去了第二勞工醫院的工作，參加了一家教會出資辦的初級醫士培訓學校。兩年後齊佩珠從該校畢業時，已經能夠看看一般的毛病，以及處理輕微外傷了。這時，上海已經解放，有記者在報紙上報道了國民黨錯殺趙瘦君的內幕，作為對國民黨政權腐敗行徑的揭露。親朋好友對齊佩珠的認識這才有了些改變。齊佩珠的姑夫是“正大棉紡廠”的主要股東之一，正好廠醫退休，要招一名新廠醫，姑夫就把齊佩珠推薦過去了。
在“正大棉紡廠”上上下下的印象中，齊佩珠是一個工作認真、待人和善、少言寡語的人，大家對她的評價都不錯。唯一對她看不慣的是，她喜歡把自己打扮成另類。新中國成立後，對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宣傳的主旋律是“艱苦樸素”，因此，齊佩珠的做法是跟當時社會風尚格格不入的，屬於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齊佩珠的另一做法也讓人疑惑，那就是給她介紹對象，她一律婉言謝絕，似乎是一心一意要奉行獨身主義。
不過，據裘股長說，他曾聽見過廠裡最近有人議論，說看見齊佩珠打扮得妖里妖氣的和一個男子挽著胳膊進了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還有人看見她和一個男子在梅龍鎮酒家吃飯，至於這兩個男子是不是同一個人，就不得而知了。
專案組決定按照事先制訂的策略，暫不跟齊佩珠接觸，先對其進行外圍調查。
六、順藤摸瓜牽扯出了情夫
專案組當天便啟動了對齊佩珠的外圍調查。根據安排，偵查員通過“正大廠”保衛股悄然訪問了那兩個目睹齊佩珠與男子看電影和用餐的女員工。
這兩個女員工對於和齊佩珠在一起的男伴兒的外貌描述是一致的：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帥哥，身高一米八，濃眉大眼，儀表堂堂。而兩人對齊佩珠與那帥哥親熱程度的看法也是相同的，說一看就知道是情侶關係，而且已經保持了一段時間。兩個目擊者都是四十來歲的婦女，過來之人，對這方面的直覺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當然，對於專案組來說，這個帥哥跟齊佩珠的關係不是用“情侶”兩個字就能解決問題的。他們要調查的是案子，具體而言就是齊佩珠為何打專案組的電話，又為何兩次接通後欲言又止，之後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沒有了下文。這，是否跟那帥哥有關係呢？有的話，又是什麼關係？是帥哥涉及“1.15”案件，齊佩珠要檢舉他而被攔下了呢？還是帥哥並不知曉齊佩珠意欲檢舉之舉？專案組認為有必要查清楚這一切。
查的辦法就是繼續監視齊佩珠，反正專案組警力充足，輪流跟蹤就是。之後的兩天，年初二、年初三，齊佩珠繼續加班。偵查員對其進行全天候跟蹤，不但跟蹤她上下班，到廠和回家後還悄然監視，看她跟什麼人來往。使人不解的是，齊佩珠這兩天除了從家到廠、從廠到家兩點一線外，哪裡也沒去，也沒有客人去她家拜年。
年初四，情況出現了。根據“正大廠”保衛股提供的信息，這天齊佩珠補休。偵查員照常出動，兩小時一崗，每崗兩人守在梧州路齊佩珠的家門前。下午三點到五點那一崗輪到蕭孫石、韓芒，兩人化裝後前往齊佩珠家對面路邊的康樂球攤子前待著，一個玩著，另一個佯裝路人在旁邊觀看著。半小時後，一個穿黑色皮夾克的高個兒男子手裡提著蛋糕等禮品從一輛出租車上下來，齊佩珠開門，一見來客頓時笑靨如花，嘴裡是怎麼稱呼對方的，因為當時正好有一輛摩托車駛過，偵查員沒聽清。但看那男的年歲、身高和那副儀容，跟“正大廠”那兩個女工描述的帥哥八九不離十。
蕭孫石、韓芒頓時來了勁兒，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韓芒就去附近傳呼電話亭給專案組打電話報告情況，考慮到一會兒那帥哥出來時可能還要“打的”，便要求調派機動車輛。曾振環當即下令出動掛社會牌照的吉普車、摩托車各一輛。
發現了情況，蕭孫石、韓芒到點也不下崗了，留在那裡跟駕車而來的偵查員老楊、小牛、小豐三人繼續守候。那帥哥進了齊佩珠家門後，竟然到了天黑還沒出來。幾個偵查員在寒風中一直等到晚上八點多，才等到開門。這回熱鬧了，竟是全家把客人送出門的，除了齊佩珠，還有她的公公婆婆和女兒。客人臉色緋紅，應該是喝了些老酒。回程他倒沒有叫出租車，而是由齊佩珠陪同著送往21路車站，看他上了車，又等到電車起步，這才戀戀不捨揮手道別。
兩名偵查員跟著上了電車，那帥哥中間又換了趟車，在靜安寺附近的新閘路下了車，進了一條弄堂。跟蹤的蕭孫石、小牛有點兒犯愁，再跟進去，容易被對方發現，不跟吧，回頭查起來有點兒麻煩，而且如果這是一條活弄堂的話，目標從另一個口子出去了，那就丟了。正犯難時，正好有一個佩戴著同濟大學校徽的姑娘從他們旁邊經過。蕭孫石靈機一動，馬上悄聲喊住她，出示市局證件，要求她進弄堂尾隨目標，他們稍後跟進。
偵查員還沒跟進，那女大學生就出來了，告訴他們那人進了弄堂中段掛著49號門牌的房子。蕭孫石問明對方是掏鑰匙開的門，而不是叩門而入的，斷定這就是帥哥的家。
這時已是晚上九點多，可偵查員還是立刻去了靜安分局新閘路派出所，請值班副所長調出了那戶居民的戶籍檔案。副所長和另一位值班警員不是管段民警，不清楚情況，聽說是“1.15”案件專案調查，副所長便立刻讓警員騎車去把戶籍警叫來。
戶籍警向偵查員介紹了去齊佩珠家拜年的那個帥哥的情況。此人名叫薛健，三十歲，已婚，銀行職員，出身小業主家庭，父母已故，無政治問題。
次日，偵查員去銀行查閱了薛健的檔案，發現這小夥子跟齊佩珠原來是表兄妹關係，兩人的母親是一對嫡親姐妹。對齊佩珠的檔案已經熟稔於心的偵查員想到了一個問題：既然雙方是表兄妹，那麼，薛健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份職業登記表的“社會關係”欄裡填了齊佩珠，可是齊佩珠在登記表裡為何不填薛健呢？回去翻了翻，發現齊佩珠的兄弟姐妹有七個，登記表的位置不夠，所以她連嫂子、弟媳、姐夫、妹夫都沒填，更別說表哥了。偵查員向薛健供職的銀行保衛科瞭解了其平時的表現，得知這人老實，不善言辭，工作表現不錯。
幾個偵查員議了議，又前往薛健妻子羅寶蘭供職的外貿公司，問了保衛科，得知其在倉庫工作。保衛科根據偵查員的要求，找了工會文娛委員，讓她找個藉口去跟羅寶蘭閒聊，瞭解其夫平時跟親戚，主要是齊佩珠走動得是否頻繁。文娛委員正好要去倉庫發電影票，於是就以此為由前往，瞭解下來的結果是：薛健是個模範丈夫，平時很顧家，羅寶蘭有慢性腎病，所以薛健從來不讓她做家務。這樣，他的業餘時間就很忙碌，很少有空跟親戚走動，這次年初四他趁羅回孃家的機會去看了表妹。
專案組根據調查的情況，認為薛，齊乃是一對正常關係的表兄妹，齊佩珠給專案組打電話之舉應該與薛健無關。
於是，繼續盯著齊佩珠。次日沒有情況。隔日，2月6日，新的情況出現了。監視齊佩珠的偵查員發現，她下班時傳達室門衛交給她一封信。這下，偵查員傻眼了：我們怎麼沒想到留意信函這一塊兒啊？
當下，一人照例尾隨齊佩珠上了21路電車，另一人就通過保衛股瞭解這封信的情況。反饋過來的結果令人失望：這是一封貼了四分錢郵票的本埠平信，收信人寫的是齊佩珠的姓名，寄信人落款卻是內詳。郵戳呢？保衛股的人說問過門衛了，他根本沒留心。
這個偵查員立刻往專案組打電話，曾振環正好在向雷紹典彙報最近兩天的偵查工作情況，當下把電話內容一說。雷紹典說如果這封信對她來說很重要的話，她肯定會很快回信，最遲明天早晨上班時就會把回信投入馬路邊的郵筒，盯緊就是了。
果然，當晚七點多，齊佩珠忽然出門。偵查員尾隨其後，發現她往附近的郵筒裡投了一封信函。
不到一小時，偵查員通過郵電局取出的一厚沓信件送到了專案組。數了數，一共有六十九封。偵查員根據齊佩珠收到的是一封貼了四分錢郵票的本埠平信這一特點，先把寄往外埠的信清理出來，剩下的本埠平信有三十封。偵查員逐封查看了落款，沒有齊佩珠家的住址和姓氏，其中有幾封信落款內詳。那麼哪一封是齊佩珠寄出的信呢？難道要一封封拆開查看？偵查員想到了齊佩珠檔案卷宗裡有她填寫的登記表，可以比照筆跡進行確認。
把筆跡與登記表相似的那封信拆開，裡面只有一頁紙，上面只有一行字：正月十五以前必須離婚，否則，我正月十六零點就打電話！
對於專案組來說，光這一行字就足夠了。因為這行字透露了以下內容：齊佩珠前兩次撥通專案組電話後之所以沒講話，是因為心裡猶豫。為什麼猶豫？是因為跟這個收信人有情感糾葛。從離婚兩字判斷，她是第三者，要求對方離婚後與她結婚，而對方則有與1.15案件相關的把柄被齊佩珠掌握，她以此作為要挾。
那個收信人無疑就是正大廠那兩個女工看到過的帥哥了。
收信人是誰呢？只見信封上寫著：本市長寧區凱旋路193號佘葆真。
專案組討論下來，沒有連夜前往該地址的管段派出所查詢。因為之前曾分析過，關於治安，刑偵案件數據的情報可能是從公安內部洩露出去的，所以需要慎重，還是次日去長寧分局瞭解吧。
2月7日，曾振環親自出馬，叫上偵查員袁亞鵬，郭國成前往長寧分局，找到了分管治安的閔副局長。一說來意，閔副局長自然是熱情協助，說你們把名字地址給我，我這就派人去查。待看到姓名，老閔說：不用查了，這個人我知道，他原是分局治安科民警，前年七月調到延安西路派出所了。
檔案顯示：佘葆真，漢族，祖籍江蘇常州，1926年出生於上海。其父是開染坊的，又參股一家機修社，故成分是資本家。佘葆真初中畢業後，父親想讓他子承父業，於是他就在染坊做幫工，從最基本的學徒活兒學起。三年下來，該滿師了，老佘對兒子表現很滿意，可是，還沒來得及高興，佘葆真就做出來一個令人始料不及的決定，放棄日後染坊老闆的位置，去做警察。
當時，擔任上海警察總局局長的宣鐵吾正在招收優秀青年組織飛行堡壘——相當於特警，佘葆真便去報名了。他的文化程度，身體素質都達到了標準，初試順利通過。這時他老父親知道了，堅決反對，理由是你當警察我也沒辦法，但是不能當這種警察，這種警察的工作就是捉人，打人，殺人，以後要遭報應的。你如果要去當，我就登報斷絕父子關係。佘葆真無奈，只好退了一步，說我不參加飛行堡壘了，還是當站馬路的交警吧。這樣佘葆真就當了一名交警。交警當到1949年元旦，上級把他調到警署，待了半年不到，上海解放了，要留用一些舊警察，甄別時佘葆真一次就通過了，因為他既有文化，之前乾的是交警，沒有劣跡，為人又溫和低調，長得帥，誰看著都有好感。
佘葆真在派出所幹了三年，表現不好不壞，就是說沒有突出事蹟也沒有犯下過失。1953年，市局淘汰留用警察時，許多人被調到其他單位了，他反而去了分局治安科。在治安科表現還是如此，穩重，低調。1955年二次淘汰留用警察時，他又被留下，從分局調到派出所，一直幹到今天。
佘葆真在1949年已經結婚，有一個兒子，沒聽說他有婚外情。
那麼，佘葆真是否與1.15案件有關呢？接到分局電話匆匆趕來的派出所領導說，佘葆真自來所後，一直正常上班，值班，沒有請過假。所以他應該有機會接觸專案組要調查的治安，刑偵發案率的條件，至於是否洩密，甚至是否直接參與作案，那就不清楚了。
專案組決定傳訊齊佩珠、佘葆真兩人。
七、一網打盡
當天下午，齊佩珠、佘葆真被秘密帶到了專案組駐地，分別接受訊問，終於弄清了以下情況
先說佘葆真，他上學時有個要好的哥們兒，名叫倪代瑋。兩人從小學一路交往到初中畢業，關係特別鐵。餘葆真在老爸開的染坊學藝，倪代瑋在一家洋行謀到了一份差使。當時處於日偽統治下，社會上很混亂，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經常在馬路上設卡胡亂抓人，即使發現抓錯了也得讓人家花錢去撈人，否則，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條——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被送到日本當勞工，最後還是客死他鄉。因此倪代瑋也好，餘葆真也好，都是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後來有一天，餘葆真因有事要找倪代瑋，登門拜訪，卻得知他早己離家出走。去了哪裡？家人也說不清楚。
從此，佘葆真就再也沒聽說過倪代瑋的消息。一直到去年7月上旬的一天，忽然有人登門拜訪，竟是倪代瑋。倪代瑋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一副小開的打扮。兩人交談下來，餘葆真得知倪代瑋當年離家出走是因為父母為他選的對象不合他的意，他想自己找，父母堅決不允許，於是乾脆一走了之。這一走，有點兒遠，他在上海吳淞碼頭偷偷混上了一艘英國軍艦。
當時他也不知軍艦會開往哪裡，途中他又渴又餓，半夜出來想去廚房弄點兒吃的，結果還沒找到廚房就被水兵發現了。幸虧他出身買辦之家，初中畢業後又在英國洋行工作，一口英語說得軍艦上的官兵大吃一涼，好感頓生。他因此受到優待，不但好吃好喝，到了香港還由艦長出面替他在修船廠找了一份工作。倪代瑋人很聰明，一邊打工，一邊讀書，1953年獲得了船舶工程師證書。現在，他已經在香港娶妻生子。這次是回上海來跑採購的，順便看看老朋友——他的父母已在上海解放前夕攜全家老小前往美國了。
倪代瑋給老朋友捎來了許多外國禮品，還向從未見過面的佘葆真的妻子贈送了黃金首飾，又請佘葆真夫婦前往他下榻的上海大廈吃飯。之後幾天，倪代瑋邀請了包括齊佩珠在內的另外幾位同學去南京路七重天頂樓露天花園喝咖啡，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去梅龍鎮酒家用餐。閒聊時，他們自然要說說香港和上海的生活情況、社會治安。佘葆真的同學都知道他留用警察的身份，人家並沒有看不起他的意思，可是他自己卻總覺得低人一等抬不起頭，因此一有機會就要顯擺一下，以示自己消息靈通，是個重要人物。在說到上海社會治安情況時，他就把那幾天正在學習的市局政治部下發的內部資料上關於治安、刑事案件發案率的數據說了說。倪代瑋在上海停留了七天，最後佘葆真等老同學在南京路新雅粵菜館設宴為其餞行。
再說齊佩珠，她跟佘葆真也是從小學到初中的同學，一度還是同桌。初中畢業後，雙方各奔東西，就不再見面了。由於齊佩珠的現實境遇不佳，所以她刻意不跟以前的同學朋友來往，甚至還試圖把學生時代的生活從記憶中刪除。不料，前年秋天，一天她去淮海路購物時，途中遇到大雨，她急匆匆地奔向車站，腳卻給崴了一下，痛得鑽心，當場蹲地不起。就在這時，正好巡邏經過的佘葆真發現了她，給予了幫助。兩人久別重逢，自是都有一份意外驚喜。齊佩珠沒有想到，當年被她看不起的這個染坊小開，此刻竟然已經成了一名人民警察，而且又高又帥，簡直可與電影明星媲美，當下心中生出愛慕之情。
兩人自此開始交往。都是過來人，老同學之間無須多少時間的鋪墊，不久就越過了那條界線。齊佩珠是一心一意跟定了佘葆真，跟佘來往到1956年春天就提出要他離婚娶她。佘葆真起初以為齊佩珠不過是說說而已，並未在意。可是，齊佩珠是當真的，不過她的性格不是那麼爽直，說話喜歡隱晦曲折，給對方一段時間去猜測，猜到了她大喜，猜不到呢，那就再重新說。當齊佩珠說到第三遍時，佘葆真終於明白原來他的這位老同學是玩真的，這下他不得不認真考慮。說心裡話他還真的想娶齊佩珠為妻，可是，他不敢跟妻子開口說離婚，除了生怕妻子吵鬧外，還怕因此驚動他所在的分局。他是留用警察，領導一句話就可以把他攆出警察隊伍，再說離婚對於年幼的兒子也不利，如果因此還被攆出警察隊伍的話，更會影響兒子的成長及前途。因此，佘葆真打定主意不離婚。
可是，齊佩珠卻不依，她堅持認為你既然已經和我上過床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你必須娶我，哪怕做小（妾）也行。可是新社會法律規定一夫一妻制，當時人民警察娶一妻還得向組織上打報告呢，別說二妻了，只怕報告交上去，批下來的是讓他立馬滾蛋！
就這樣，兩人為此事從1956年3月一直折騰到現在，齊佩珠終於忍無可忍，遂生一計：看來佘葆真最看重的是他的警察飯碗，我就以他和我的婚外情來要挾他，如果不同意離婚娶我，我就去公安局反映此事。到那時，他面臨著的就是兩條路，一條是同意離婚，警察飯碗不一定給砸掉，另一條是不同意，那肯定會砸掉，相信他會選擇前者的。齊佩珠對佘葆真的心思揣摩得還是有點兒準的，佘葆真一聽就動搖了，說讓他考慮考慮。
在佘葆真的考慮期內，齊佩珠對其施展溫柔攻勢，兩人頻頻幽會。哪知，佘葆真考慮了一週後給出的回覆依舊是不肯離婚。
齊佩珠氣得大哭，逼著佘葆真考慮後果。佘葆真不吭聲。齊佩珠腦子裡忽然冒出一個念頭：前一天，餘葆真在酒喝得七八分時告訴她，這幾天工作比較緊張，除了臨近春節要抓治安外，還在追查臺灣飛機在上海北郊空投反動宣傳品的大案，市局成立了“1.15”案件專案組，雷副局長親任組長，已經追查到公安內部，派出所每天開班前會時領導都會說到關於去年夏天市局政治部下發的內部學習資料洩露的問題，要求大家回憶，並交上書面情況報告。當時齊佩珠聽著沒什麼想法，因為此事跟她無關，跟佘葆真也無關。可是，此刻她想起來了，那次他和香港來的老同學倪代瑋一起在國際飯店聚餐時，曾談到過滬港兩地的社會治安，餘葆真還說過一組數據。齊佩珠就認為這是佘葆真洩密，至於倪代瑋是不是臺灣特務，她就不知道了。
於是，齊佩珠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一下子把佘葆真嚇得大驚失色，然後要求齊佩珠保密，並答應一定跟妻子離婚，然後和她結婚。齊佩珠沒想到自己歪打正著，大喜過望，說這事你必須在春節期間跟你老婆談妥，節後去辦手續，上午離婚，下午我們就去領結婚證。佘葆真拍胸脯保證沒問題，不過他要求這段時間兩人不要來往，以免引起人家的注意。齊佩珠一口答應。
可是，齊佩珠回家後想想不妥。這件事還有其他幾位老同學知曉，萬一他們透露了傳到公安局那裡，佘葆真還是逃脫不了洩密的責任。萬一倪代瑋真是臺灣特務，那佘葆真吃官司是跑不了的，他一招供，只怕還會牽連到自己啊！這樣想著，齊佩珠就決定主動向公安局報告，到這當兒，結婚不結婚反倒屬於小事了，安全第一啊！可是，當齊佩珠真的接通了專案組的電話時，卻又猶豫了，一連兩次都是這樣。她的想法是，佘葆真是警察，他目前穩得住，看來專案組不會懷疑到他頭上。既然他穩得住，我又怕什麼呢？先以此要挾他離婚和我領了結婚證再說吧。
春節期間，餘葆真沒敢跟妻子開口說離婚之事。2月6日，他給齊佩珠寫了封信，要求再給他一段時間，一定解決。這下，齊佩珠惱火了，立刻寫了一份最後通牒投進了郵筒。她還在扳著指頭計算佘葆真回函時間的時候，偵查員把她帶走了。
專案組隨即傳訊了齊佩珠、佘葆真兩人交代的那天和倪代瑋一起聚餐的其他六人，瞭解下來跟齊、佘交代的內容相符。
往下，就是追查那個名叫倪代瑋的香港來客的下落了。偵查員去了上海大廈，按照佘葆真所說的大致日期查閱了海外來客下榻登記，並無倪代瑋其人。會不會是換了姓名登記的呢？那幾天入住的旅客中確有從香港過來的男性，可是，跟倪代瑋的年齡對不上，一差就是二三十歲。那時海外旅客來中國大陸是有規定的，比如必須下榻涉外賓館、飯店，必須出示護照，還要檢查護照上中國海關的入境簽章。當時香港屬於英國管轄，大陸接待港客時都是按照外賓規定執行的。偵查員又詢問了上海大廈的客房和餐廳服務員，都說時隔多日，已經沒有印象了。
專案組感到奇怪，是佘葆真記憶有誤呢？還是故意隱瞞？抑或是倪代瑋耍了什麼花招兒？於是，他們換了個方向奔邊防檢查站調查。邊防檢查站那幾天也沒有倪代瑋或者與其年齡相仿的男性旅客持香港護照入境。再奔海關檢查站，也是一無所獲。
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發覺這事兒似乎不大好辦。據佘葆真、齊佩珠和倪代瑋的其他幾個同學說，倪代瑋早在抗戰勝利後就不知去向了，後來上海解放前夕，他們全家遷居美國，現在在上海已經沒有家也找不到親戚了。
這條擺在面前的線索，要想調查卻找不到突破口。這情形有點兒像老虎面對著一頭豪豬，想下口卻找不著咬的位置。說著說著，曾振環火了，說乾脆兜底兒查個明白，把倪代瑋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戶籍登記資料翻出來查，另外，去人向倪家原住址的鄰居調查。看看這主兒到底是何方妖魔！
2月8日，偵查員分別對此進行了調查。
國民黨政權留下的戶籍資料裡沒有倪代瑋在抗戰後離家出走的記載，可能是家人沒有跟國民黨警方聯繫，而警方也沒留意此事。倪代瑋的戶口是在1949年3月13日與其全家一起註銷的，註銷原因是“去美國”。既然去了美國，去年他從海外來滬似乎也說得過去。問題在於他去年是怎麼入境的？又是怎麼登記下榻的？
另一路去倪家原址調查的偵查員走訪了幾十位老鄰居，都說倪家在上海解放前夕確實去了美國，房子賣給了“陸根記營造廠”。過了兩個月，“陸根記”老闆陸根泉也去了香港，把房子託交親戚打理。上海解放後，政府查明陸根泉系“軍統局”（後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貿易伙伴，跟戴笠以及後來執掌保密局的鄭介民、毛人鳳關係甚好，故該房產屬於敵產，就收歸國有了。現在住在裡面的幾戶居民都是房管局分配來的，根本不知道倪家的事。
大夥兒議論來議論去，卻是越議越沮喪。這時已近午夜時分，雷紹典副局長突然來了，聽曾振環彙報了簡況，說不著急，先吃夜宵吧，我已經通知食堂準備了。吃過夜宵，眾偵查員繼續討論對策。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有可能成為突破口的環節：蹊蹺應該出在“下榻上海大廈”這上面。佘葆真交代說倪代瑋下榻於上海大廈，而且他去拜訪過，到過客房，倪代瑋還在餐廳請他們夫婦吃了一頓飯，這是否表明他果真入住那裡呢？上海大廈的工作人員都調查過了，沒有線索。那麼，是否可以從佘葆真以及其他老同學那裡瞭解？
2月9日，偵查員分別對佘葆真、齊佩珠和其他六個同學再次進行了訊問。這些人中，除了齊佩珠之外，都去上海大廈看過倪代瑋。據一位在電臺當播音員的老同學回憶，可能是因為她對語音特別敏感，她發現倪代瑋說話有些蘇州口音。
專案組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跟未查到倪代瑋的入境記載這一點聯繫起來看，不排除倪代瑋其實是在大陸潛伏著，卻向老同學佯稱從香港入境。如果這個估測準確的話，那麼他應該潛伏在蘇州，多年待下來，就不知不覺染上了些許蘇州口音。這一點其他同學沒注意到，卻逃不過受過專業訓練的那位女播音員的耳朵。
這樣一來，不是越來越難查了嗎？專案組卻不是這樣想的，因為他們終於找到了一條捷徑：既然倪代瑋確實在上海大廈客房和餐廳接待過老同學，那說明他當時並未顯露出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他的底氣從何而來？可能他是以其他合法入境的旅客的名義在上海大廈登記入住，然後，把那位旅客打發出去，他以其人的名義待在客房。這種情況，當時是允許的，而且經常發生。
如果確如上面所估測的那樣，倪代瑋是以誰的名義登記入住的？那人又去了哪裡呢？專案組決定查一查。
偵查員去了上海大廈，把之前調查過的那幾天入住的七名男性港客的資料調出來，先跟從邊檢獲取的入境記錄對照，發現都是合法入境。再看邊檢留下的護照資料，其中一位六十五歲、名叫盧石的旅客的籍貫是蘇州。偵查員盯著這位老者進一步調查。他出生於蘇州，那多半是在上海大廈登記後去蘇州了。
三名偵查員隨即驅車前往蘇州調查。當時蘇州的涉外賓館只有兩家，很快就查到了盧石確實在去年7月上旬住過五天，而那五天正好是佘葆真、齊佩珠等人跟倪代瑋頻頻接觸的日期。偵查員調取了盧石入住蘇州賓館期間來訪客人的登記資料後，去找那些訪客一一調查，終於有了收穫。
訪客中的幾位盧的親戚告訴偵查員，他們知道倪代瑋其人，他是盧石的外甥，跟他們也有著拐彎抹角的親戚關係。
當天，倪代瑋在蘇州家中被捕，隨即在蘇州市公安局內進行訊問。倪代瑋的供述如下——
抗戰勝利後，“保密局”根據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協議，決定在上海創辦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與重慶中美合作所無關），倪代瑋被物色為受訓學員。可是，後來該計劃流產了，他被送往美國接受了一年情報訓練，回國後分派到“保密局”情報分析室當了一名特務，按規定這個崗位上的特務是不能與家人有任何聯繫的。1949年初，他因為一場三角戀得罪了上司，被打發去了蘇州潛伏，由國民黨蘇州市警察局為他偽造了戶籍資料，表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經從上海來蘇州了。“保密局”安排倪代瑋在蘇州閶門開了一家專為飯店提供野味的“凌雲野味坊”，以便利用採購野味為名外出活動。野味坊共有四名店員，都是由倪代瑋領導的情報特務，“保密局”給他們的代號是“741”，全稱是“741情報組”，卻未配備任何特務活動器材，只給了二十兩黃金作為活動經費。倪代瑋根據在美訓練時洋教官授課的內容判斷，“741”是“保密局”用於特殊情況下發揮作用的一枚棋子，便讓下屬作好長期潛伏、緊急啟用的思想準備。
果然，一直到去年6月接到為反動宣傳品收集情報的指令為止，“741”從未進行過活動。指令是通過暗語書寫的平郵信函寄達的，對於倪代瑋來說，唯有接受。於是，他開始策劃，並付諸實施。倪代瑋知道遲早有一天要執行此類使命的，所以平時對報刊、電臺上的一些情況特別注意，此刻制訂方案時就省了很多麻煩。然後，他讓幾個組員輪流外出，收集以上海為主的華東地區黨政軍、工農商、文教等方面的情報。從6月活動到9月，總算搞到了若干真真假假的情報。去年7月，倪代瑋利用其舅舅盧石從香港回鄉探親的機會，前往上海自導自演了一出“狸貓換太子”的把戲，竟然成功地騙過了有著人民警察身份的老同學佘葆真，獲取了上海市治安、刑事發案率的情報。至於“二勞”系統關押人數的情報，是倪代瑋指派組員沈德方、蔣平前往上海、安徽、江蘇勞改隊、勞教隊附近轉悠，物色釋放、解教返回原籍的人員打聽到的。
訊問結束後，偵查員在蘇州警方的協助下，成功地逮捕了“741情報組”的沈德方、蔣平、褚曉白、莫森林四名成員。
1958年3月21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作出判決：判處倪代瑋死刑，立即執行；沈德方、蔣平、褚曉白、莫森林、佘葆真分別領刑七年至十二年。齊佩珠未被起訴，由市公安局決定勞教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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