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情形（共產主義的土地分配製度等除外），“人口增加，不論是由於移民還是生育，都不會使原有人們有經濟上的損失。相反地，通過對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攤，反而會使原有人們得利 ”。
筆者論述，“在決定生育的決策中，人們大致沒有考慮‘將來人們的福祉’”。這是造成由個人或各個家庭決定的生育率可能低於社會最優生育率的最大原因。但輿論與學者，以我（黃有光）所知，都沒有討論這個關鍵問題。
圖文無關
既然問題主要在於新生孩子將來的福祉，這是一種外部利益，不是成本。一般上，正確的對策是補貼生育，而不是對單身徵稅。然而，生孩子的時間與精力的成本，包括母親不能工作的機會成本，是很大的。因此，要有相當作用的生育補貼（包括金錢、假期、幼兒設施等），需要大量的稅收，很可能對經濟造成巨大負擔，可能需要輔助以單身稅或不育稅來配合。不過，這種稅，以間接的方式比較容易被人們接受。
當一個國家面臨人口大量減少時，涉及國力與長期生存，從整個社會的層面，要維持人口不大量減少的重要目標，可以說人人有責。那麼，單身與不生孩子者，在這方面沒有負起責任，社會讓他們在稅收上多負一些責任，在倫理上說，應該也有道理。
不過，反對徵稅的人，認為政府應該減少尸位素餐的行政人員，也有一些道理，因為根據一些數據，中國的政府人員占人口的比例在與以前以及國際比較都是大量偏高的，應該有減少的空間。因此，筆者對生育基金的建議，提出一些補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 著名經濟學家黃有光
第一，先從速全面放開生育限制，這應該是無可爭議的。
第二，生育第二個孩子及以上的，不但可以取出自己以前存在生育基金的數額與利息，政府還另外給予一定比例的補貼。這比例可以隨孩子數目的增加而提高。
第三，有人建議“奶粉免費”等措施。筆者認為主要應該補貼生育本身，而不是補貼某些支出，即使是與育兒有關的支出。尤其是不可以完全免費，以避免浪費與配置沒有效率。例如嬰兒吃母乳是最健康的，也增加母子之間的良好關係。奶粉免費過分鼓勵次優的育兒方式。
第四，可以指出，對於那些沒有生育子女的人，到他們退休沒有工作收入時，如果以前沒有存錢進入生育基金，或者需要政府的資助，或者需要依靠以前工作時的儲蓄。因此，生育基金要求在工作的人們繳納部分收入進入生育基金，大致而言，只是保證個人與社會有足夠的儲蓄，以應付將來生育或養老的需要。
第五，不論是徵收生育基金，還是單身稅，都是遠遠比禁止人們生育比較不違反人權的措施。當然，禁止生育的錯誤本身，不能得出單身稅的正確性的結論。
第六，我們以前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批判得體無完膚，筆者年輕時也認為這是非常封建的落後思想。但是，隨著年齡的增加，已經認識到這思想有相當的正確性。雖然筆者依然認為福祉或快樂才有內在價值，人口本身不是目的。但如果不考慮動物的福祉，我們需要有人，才能夠有福祉。在國家的層面，還有綜合國力的考量，而這也與人口有重大的關係。至少，防止人口數目快速與大量減少，應該是必要的。
根據報道，中國一對夫婦的平均生育率已經跌到約1.3，遠遠低於能夠維持人口不變的2.1。隨著城市化、教育水平、婦女工資與地位的繼續提高，平均生育率多數會繼續下跌。因此，儘快出臺對策，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2018年8月19日。
作者黃有光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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