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
樊建川做客高曉松的《曉說》，
讓高曉松咋舌不已的，
有樊建川的健談，
而更多的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
和始終不改的赤子之心。
高曉松在節目中這樣說：“建川博物館用地是樊建川以商業用地方式買的，做了這麼多對國家民族有意義的事情，在今天這個時代，大家都說，誰有詩和遠方？必須得先買房子啊！但是有建川兄這樣的人 ，身體力行地告訴大家：‘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本期《山西晚報》封面人物
帶您走進樊建川的俠者世界。
（點擊閱讀原文可看《曉說》樊建川特輯）
引言
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四川省山西商會會長、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三個字前面可以有一長串定語。網絡裡，他是微博大V，網友呼他“舵爺”，他自稱“樊傻兒”，愛以安仁鎮“榮譽鎮長”為傲。
他當過知青，參過軍，做過老師，任過市長，榮登過胡潤中國富豪榜，與美國前總統老布什當過同學。
他賺了大把鈔票，風光無限時卻迷上“收破爛”，要搞博物館，揚言要建一百座。說幹就幹，馬不停蹄地在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折騰起了一處建川博物館聚落群，如今50多座博物館拔地而起。他曾誓言要做空前絕後的博物館人，如今已完成“空前”計劃，正在努力達到無人能及的“絕後”效果。
有人說他是“妖精”。這是蓉城夸人的一句話——“人怪異謂之妖，物怪異謂之精。”
怪異、另類、與眾不同，甚至打算空前絕後的樊建川是山西人。
見到樊建川，他光著腳板，紅著眼睛。前一宿凌晨三點多，才從鄂爾多斯返回，睡了三個多小時，上午安頓了急需處理的事務，午飯一過便接受了山西晚報記者的採訪。
祖籍山西省興縣的樊建川一個月前剛剛帶隊回了一趟山西，回了一趟興縣，看了祖屋，拜了祖先。
樊建川：
我們家在山西興縣
我們家在興縣交樓申鄉馬家梁村
“我們家在興縣交樓申鄉馬家梁村。”他自報家門，脫口而出，給出了清晰的行政區劃位置。其實，樊建川並沒有在那裡生活過一天，不過說到老家，他總是以“我們”做前綴，表明自己與故鄉的不可分割。
“我們姓樊的在村裡是個小姓，人不多。我父親1940年就離開了，到上世紀80年代去世都沒有回去過。弟兄們也都先後去世，村裡只有一個弟弟了，但是這個弟弟出生時，我父親已經當兵走了五六年了，也從來沒有見過面。因為窮，叔叔沒有結過婚，我父親每個月都給他寄點錢。”樊建川父親過世時留了遺言，讓樊建川每個月寄錢給叔叔，還表示想要葬回山西老家，但未能如願。
九年前，樊建川第一次回到興縣馬家梁村時，找到了叔叔樊有才，問他是願意跟著自己到四川，還是願意每個月繼續要些生活費，叔叔很痛快地跟著侄子樊建川南下了，還把堂妹一家也帶到了大邑縣安仁鎮，如今堂妹的孩子們也已經安家立戶、買房買車，算是安頓在了安仁鎮。血脈相連，縱然隔了千萬裡，縱然未曾謀面，也是不能割捨的情緣。
一個月前，樊建川再次回到興縣馬家梁村祖屋，“九年沒人住了，我讓朋友幫忙加固一下，我怕房子垮了。畢竟是老宅，是民國時候的房子，還有雕花，有個小院子，還挺漂亮的。”樊建川告訴叔叔，老宅快維修好了。老人告他：“我是不會去住了，修好了，今後你可以去住。”
回山西前，樊建川試圖帶著女兒一起，女兒沒同意。從山西回來，他跟母親彙報整修了祖墳，加固了祖屋。母親告訴他：“這兩件事該做，但是，不要太執著，順勢就可以了。”
如今，樊建川跟山西最密切的聯結來自胃。他說自己愛喝醋、吃麵。長期以來都是喝寧化府的醋，最近又喝了老家興縣的醋。每天早晨不是喝小米粥，就是吃麵條，非常喜歡西紅柿雞蛋麵。“我們興縣的小米很好，我們鄉的土豆特別好，澱粉非常充足，就是帶回來太費事。”
晉商開放、開拓、開明的精神要繼承下來
樊建川七月中旬的山西行，主要是考察投資項目，推動山西經濟發展和文化旅遊項目建設。作為四川省山西商會的會長，他帶領了二十餘位企業家，不僅有山西商人，還有武漢商會、浙江商會、甘肅商會的一些企業家，走訪了山西的忻州市、靜樂縣、興縣、汾陽市等地。
話題自然而然就聊到了晉商，一說到此，樊建川滔滔不絕。一個多小時裡，出現最多的詞便是——開明、開放、開拓。這三個詞是樊建川總結出的晉商精神，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不斷地滾動播出，再三強調。
“任何地方的商人都應該誠實守信，這是最基本的操守。真正的晉商精神是敢於開拓的，他們不懼戈壁灘、不怕走西口，面對艱難困苦，義無反顧，縱然九死一生都敢於去闖。晉商曾經位列八大商幫之首，本來是應該有機會走向現代銀行業的，但是到了近現代沒落了。當開放、開明、開拓的精神沒有了，就走向了窮途末路。”此次樊建川帶領四川省諸多商業人士到呂梁市考察投資項目，簽了一些約，“大家對呂梁市的情況有了新的瞭解，希望今後能夠帶來更多的商業合作項目。”
對於到山西投資，樊建川說，能讓外鄉人很好地融入當地就是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招商歸根結底是商人在招商，如果浙江商人在山西發展得很好，那麼自然會有更多的浙江人來投資；如果四川商人在山西發展得好，也會呼朋引伴，當這樣的氛圍形成後，不需要吆喝，資本自然就會流向山西市場。對於投資，商人最擔心的是項目推進的問題，都希望項目能正常開展，並且良好運作。沒有顧慮的投資自然會讓山西的經濟市場受益良多。當時代變了，要順應時代變化。“老晉商的傳統要發揚，開拓、開放、開明的精神一定要繼承下來。山西的開放很重要，一個內陸省，要讓外鄉創業者能很好地融入當地生活。”他滿臉真誠。
一直想在山西建一座軍民抗戰博物館
樊建川覺得自己身上依然保留有老晉商的精神，就是往前衝的開拓精神。在博物館建設上，這種精神體現得尤為突出。他每到一地，必定會下意識地產生建博物館、留住歷史的念頭。
七月中旬，他在山西走訪忻州市忻口村的一條山溝時，對忻口戰役時秘密構造的47個用於儲藏槍支彈藥的洞庫，產生了興趣，其中一個山洞，還曾做過郝夢齡將軍的指揮所。後來幾十年裡，一直作為各方的彈藥庫使用。如今已廢棄，做了一個臨時展廳。樊建川認為，這裡是建設《忻口戰役紀念館》的絕佳場所。在興縣蔡家崖時，他又專門講了蔡家崖糧站應予保護、不能拆遷的道理。
山西有豐厚的文化資源，在山西建博物館的想法樊建川早已想過。在他眼裡，博物館是文化的承載體。他說，文化就是一些美好的、可鑑賞的，能夠體現民族向善精神的集合。他覺得山西應該有一個“軍民抗戰館”，這也是他曾想建設的博物館之一。“我一直想做山西軍民抗戰館，完整反映山西在抗戰中槍口一致對外的歷史面貌，這個構想比在重慶建博物館還要早，重慶的博物館已經開放兩個多月了，狀況很不錯。重慶建館的想法一出來，重慶那邊就天天找，談條件，談方案，推進速度很快。”言語中有遺憾也有期待。
對於晉商博物館，樊建川也有一個構想，“晉商博物館不但要說馳騁數百年的老晉商，也要說當今拼搏商場頗有建樹的新晉商，老晉商部分採用老建築風情，新晉商部分體現新銳風格，把傳統風格和現代風格巧妙融為一體，合二為一做一個晉商博物館。晉商博物館可以辦到太谷去麼，太谷多好，曾是老晉商聚集地，距離太原又近，城市遺存也不少。”樊建川心中構想的晉商博物館已有模有樣。山西文化遺存無比豐富，可以建博物館的內容太多了，“萬榮的后土，黃天后土，多大的事，汾河與黃河交匯處，這麼好的沖積平原，以前皇上都要來山西拜祭后土，居然沒有人做，想不明白。”在深中博物館“劇毒”的樊建川眼裡，山西就是一座等待建設的大博物館。
採訪結束時，樊建川寫下了寄語“山西好風光。”落筆之時，還在唸叨：“真心希望山西好。”
建川博物館聚落群裡的“山西”痕跡
一座大型博物館聚落群，裡面展出的文物非常多，每每參觀中出現與“山西”有關的展品，我還是忍不住多看兩眼。這裡記錄了幾樣有山西印記的展品。
長治回民化學廠介紹信
這是一份擺放在紅色記憶展區的展品，是1971年12月25日長治回民化學廠革命委員會給該廠戰茂生同志開出的介紹信，介紹該同志前往天津市日用化學廠，接洽求援酸性媒介桃紅3BM試劑。這張介紹信上同時還有1972年1月24日，天津日用化學廠方面給出的“同意支援”的簽名。
在紅色記憶館裡，山西晚報記者還看到了當年批判晉劇《三上桃峰》的老照片以及一些棄用的上世紀70年代的公章。
晉冀魯豫軍區頒發的復員證
這是山西一位老兵的復員證明，已經成了褐黃色。樊治元是山西原平縣人。“七七”事變後，先後在八路軍病工部當炊事員、軍需部當保管員。1946年7月5日，八路軍晉冀魯豫軍區給他頒發了復員證。
臨晉“復聚長”商號的宣傳單
喜慶的紅色宣傳單大約32K紙大小，正中寫著“醬王瓜”“慶壽蟠桃”，宣傳單的最上方標明瞭是臨晉縣“復聚長”號，在商品品名的兩側，有這樣的宣傳語“犧牲救國守土抗戰”“加緊自強，踢破經濟的範圍，抱著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等。
1954年8月，臨晉、猗氏兩縣合併為臨猗縣。“復聚長”這家商號是否存在已不知，但是醬王瓜這種產品卻依舊是臨猗特產，被喚為“臨猗醬玉瓜”。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救助美軍飛行員的聯合佈告
展示抗戰期間美國飛虎隊歷史的展廳內，有一件國家一級文物，是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與子弟兵太行軍區聯合發佈的關於救助美軍飛行員的佈告。這張佈告簽署的時間為1945年5月。
展廳還有多幅老照片反映了救助美國飛行員的往事。其中有一幅為1944年6月，名為白格里歐的第十四航空戰鬥機飛行員，在太原執行任務時負傷，被八路軍營救並護送歸隊。照片中一名美國飛行員騎在馬上，八路軍戰士跟隨其後。
改革開放雕塑人物廣場有兩位山西人
正在布展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展館中有很多讓人熟悉的場景和實物，在改革開放四十年雕塑人物廣場上，將擺放四十位代表人物，其中有兩位山西籍人士。
一位是中共大寨黨總支書記、大寨集團董事長郭鳳蓮；另一位為百度公司創始人李彥宏。
樊建川：
散盡家財收藏800萬件文物
引言
山西晚報記者第一次見樊建川，是在8月2日，電影《大寒》在建川博物館的老兵手印廣場上舉辦復映首映式的時候。他希望這段悲愴的歷史，能讓世人銘記，所以二話不說，策劃《大寒》復映，並且在微博上天天為該劇站臺推廣。亦如導演張躍平說的那樣，“舵爺”（網友對樊建川的稱呼）有責任、有擔當，血性、仗義！就是從那時起，樊建川的故事再度“霸屏”，他的過往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甚至還有不少網友扒出了他光腳坐在重慶火車站等車的照片，感慨昔日富翁成“負翁”，坐高鐵只坐二等座，吃飯只吃路邊攤，標準不超過10塊錢。
再次見到樊建川，是為了完成他作為山西晚報8月號封面人物的採訪，可他卻是個大忙人，這份採訪邀約長達半個月。就在山西晚報記者趕赴建川博物館當天，他還在內蒙古忙著考察博物館項目，考察結束後又急忙當起了“空中飛人”，次日凌晨才抵達成都。在等待這位傳奇人物的同時，山西晚報記者在建川博物館裡走了一圈，跟所有見過和沒見過樊建川的人聊了起來，腦海中關於他的形象又立體了一些：
從各種照片看，樊建川愛穿文化衫，對錶面事物不講究；
從過往經歷看來，在任何人生的重大選擇上，他都是個極有想法的人；
在保安楊小洪眼中，他是個好老闆，除夕一定要陪員工守歲，經常給員工散煙；
在河南籍遊客曹雪玲口中，他是個活得通透的人，有情懷，有擔當……
其實，不管樊建川有何等傳奇過往，他都是一個不普通卻又普通的人。
閱歷豐富
“拼”就是他一輩子的座右銘
樊建川的人生閱歷很豐富，每一次人生的重要變革，都是他自己的選擇。他的個性，用北京話說就是“混不吝”，用四川話講那就是人很火辣。很多人說他“傻”，許是從他辭去宜賓市常務副市長一事說起的，但殊不知，早在他過往的人生歲月中，就幹過許多大膽出格的事情了。
出生在軍人家庭，樊建川的父親從小對兒子的教導是這樣的——作為一個男人，打架就要打贏，做人就要有骨氣，做事就要有正氣。“人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死路，不能往回走，只能拼！”這是樊建川父親說過的話，時至今日，他把這句話寫成了書法作品，懸掛在辦公室牆上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拼”，就是他一輩子的座右銘。
1976年，樊建川參軍，從四川到了內蒙古。“那裡冷，一年只有三四個月不穿棉襖，我們在-40℃的環境裡當兵，修碉堡、挖反坦克戰壕，每天的勞動強度非常大。有一次我累得吐了血，父親知道後給我郵寄了一瓶雲南白藥，他說年輕人幹活累吐血很正常，讓我把雲南白藥就著燒酒吃，吐血就治好了。”這段往事，樊建川還特別寫在了他的書籍當中，每每提起，雖然笑容滿面，但箇中辛苦，想必只有他自己能回味吧。
在樊建川的人生中，總喜歡去挑戰，一成不變的生活會讓他有些發慌。於是，他從內蒙古的部隊考入西安政治學院，畢業後到了重慶第三軍醫大學當了老師走上了講臺。這原本是一個非常非常穩定的職業，好多人都羨慕不已，而且年近30歲的他還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中央級的刊物上發表了很多論文。“我覺得當時看不到什麼前程，因為你繼續留在學校當教員，頂多就是個大校，又當不了將軍。”明明可以過舒適生活的樊建川選擇了轉業，到宜賓市政策研究室做調研員。因為有這種敢拼的精神，他的轉型之路非常順暢，先後寫出了很多篇有較重分量的調研報告，廣受讚譽，仕途看好，做到了宜賓市（縣級市）副市長。
“我們跟出租車司機聊天，直到現在大家還對你辭職一事好奇呢，說怎麼會有人放著領導不當，去辭職的？”聽到山西晚報記者的疑問，樊建川眼睛一瞪，眉毛一皺，直言不諱道：“奇怪啥？我是當副市長了，可是我一個月才賺300元，全家壓根吃不飽啊。以前當知青那會，我就因為吃不飽兩次暈倒，我可不想再過那樣的生活了。鐵飯碗該打破就要打破。”其實，辭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痴迷收藏的樊建川，無法用工資來“養”愛好。
“窮人”樊哈兒
收藏曆史只為做個敲鐘人
四川話裡，“哈兒”就是“傻”的意思。這個標籤，對於熱衷建博物館的樊建川來說，恐怕是拿不掉了。坊間戲言，如果你想讓一個富翁變成窮人，那就讓他建博物館吧。
上世紀90年代，樊建川和朋友一起辦起了“建川房屋開發有限公司”，凡事親力親為，他騎自行車跑批文，跑工地，甚至沒錢僱用清潔工，就在樓房交付前帶頭“開荒”，和員工一起打掃樓道衛生。效益最好的時候，樊建川的公司從四川幾千個房地產企業中脫穎而出，做到了全省行業前十名。至於為何有了修建博物館的念頭，那或許是跟他從小就有的收藏愛好分不開，而那份愛好，就是源自一份上幼兒園的成績單。
“能按時入園，遵守生活制度……學習較好，能正確計算10以內加減法，從1數到100。”那是1962年，5歲的樊建川讀幼兒園大班時的畢業評語，因為並不是所有小朋友都能得到如此高的評語，所以樊建川就把成績單留下了，準備留作紀念，卻沒成想這張成績單成為樊建川800餘萬藏品中的“頭號”寶貝，被擺放在建川博物館內。
樊建川的收藏之路是從“撿破爛”開始的，“上世紀90年代，全民大搬家，中國每一個家庭可能在這20年間都搬了一次家，搬家就會扔東西，於是我就開始撿。從宣傳畫，到鏡子，還有破了洞的搪瓷臉盆，磕了角的陶瓷塑像等。剛開始覺得通過一個老物件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把各種歷史、故事串起來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幸福。目前館藏的800多萬件文物，每一件我都過過手，它們背後的故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提到收藏，樊建川的臉上就會揚起笑容，似乎沉醉其中。
在樊建川收藏的藏品中，最多的就是抗戰文物。對於抗戰文物，樊建川有著特別的感情，因為那是他久久不能忘卻的軍人情結。“我當過兵，我的父親和岳父都是軍人。父親一輩13人全部參加過抗日戰爭，12人陣亡，只有老父親1人倖存。這些人，值得用一生去紀念他們。我常想，一個國家的光榮，可以讓十三億人中的每一個人去分享。一個國家的國恥，應該讓更多人銘記，所以我就去收藏抗戰年代的文物，收藏那些被國人忘卻的歷史。我想做一個敲鐘人，能讓大家看到這些文物後，有所警醒和醒悟。”從2003年，樊建川開始轉型，他說服房產公司的股東，一起轉投建川博物館聚落，“做房地產的人那麼多，少我一個沒問題，但是收藏戰爭更有意義。中國13億人，總得有一部分人要承擔責任，去考慮更長遠的事情。我覺得這個事情就該我幹！”時隔15年之後，這句話依然讓很多股東記憶猶新。
有人形容樊建川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這點，他不否認，亦如他在館長自白裡寫的那樣，“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為了傳承，收藏民俗。”就是這四個“為了”，樊建川投入了20億元。當你在笑話他傻的時候，你卻突然發現，走進建川博物館的每個場館，總能帶給你感動和震撼。比如，當你走進川軍館時，看著穿著草鞋的川軍足跡跨越大半個中國去抗日時，你的眼睛裡會飽含淚水；當你走入日軍侵華館時，看著那一排排日本兵所用的鋼盔時，早已拳頭緊握、牙關緊咬，恨不得手刃當年的日本兵；在“5·12汶川地震”博物館內，沒人能堅持看完全館，那種全民傷痛感會侵蝕你的內心……建川博物館，是個有魔力的地方，“博物館的作用就是讓你不要忘記。就拿地震館來說，四川處在龍門山地震帶上，這裡100年曾發生了3次大地震，如果我們能把這些傷痛留下，日後人們必然會重視這些問題，規避一些風險，博物館起到了警示意義，我這個警鐘就算沒白敲！”樊建川對山西晚報記者說。
不瘋魔不成活
“他”在壯士廣場外站崗
陪伴樊建川一路走來的工作人員告訴山西晚報記者，在房地產當老總的時候，樊建川在生意場上精打細算，可是投入收藏後，他卻一擲千金，比如以前藏品是一件一件收，單槍匹馬乾，後來經商有錢了，就利用在全國建立起來的網絡收集。他曾遠赴天津，動用集裝箱運回來50噸重的抗日碉堡；跑到雲南，去尋找美國飛虎隊墜毀的飛機殘骸；在日本，他甚至走過了各大地區的文物收藏地攤，見抗戰時期的東西就收，見有抗戰內容的圖片就買，最後從日本足足運回來5個集裝箱。“我好像有點瘋魔了！”喏，順著樊建川眼睛看的方向望去，那兒正好掛著一幅他寫的書法作品，“不瘋魔不成活”。
樊建川在其自傳裡，寫了自己與各類藏品的故事，但這麼多年過去了，他始終對一件藏品的收藏經過津津樂道。“1998年，我在四川一個文物商店，花200元買了馬相伯先生的一對瓷碗。超值！”當初看到這對瓷碗時，文物商店的店員就說了：“這碗質量上乘，從題詩上看，主人是位身居廟堂的大人物，但是，款識上的‘相伯馬先生’是什麼人沒查到。”樊建川接過來一看，碗的款識上寫有，“相伯馬先生百歲……國之人瑞”。這一看，他心中竊喜卻不動聲色，相伯馬先生，應該就是大名鼎鼎的馬相伯先生啊！店員真是不識貨。捧著心愛之物，樊建川開始給店員上起課來，“馬相伯，著名教育家、復旦大學創始人。在抗戰爆發後，馬相伯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禦外侮’。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聽樊建川這麼一說，店員們即刻傻眼，而他捧著心愛的瓷碗，交了錢撒腿就跑，生怕對方反悔。
這就是收藏帶給樊建川的快樂，但更多的時候，則是一種悲愴的壯士之心。因為在收藏抗戰文物時，他看到了太多的無可奈何，太多的血雨腥風。每到最為艱難的時候，樊建川總會去壯士廣場走走，他想跟昔日參與了抗戰歷史的老兵們和見證者們說說話，聽聽歷史的聲音。在216位抗戰名將和著名烈士的鑄鐵造像前，樊建川久久站立，這裡早已成為他靈魂的安放處。
在廣場門外，還有一座鑄鐵雕像，那個精神抖擻的小夥子，站姿挺拔，目光炯炯，身後揹著一把長槍。他是誰？他就是樊建川。“雖然我和父親都當過兵，但壯士廣場上呈現的雕像都是名人將士，父親不夠資格，我這晚輩更不夠資格，所以就想著把自己放廣場外頭吧，給這些前輩們站崗，一輩子守著他們。”
重情重義又執拗
“舵爺”讓人傷腦筋
跟隨樊建川十多年的助理常建偉說，“舵爺”通常是早上五六點起床，幫90歲高齡的老母親乾乾地裡的活兒，吃碗刀削麵上班；保安楊小洪說，樊建川下班的時間經常就是午夜零點多了。楊小洪當然無法得知館長為何這麼晚下班，樊建川自己說，他通常會在這個名為“忠義堂”的辦公室裡，看看文物發發呆，想想博物館的未來。
把建川博物館當成自己的孩子，樊建川是執拗和“霸道”的，因為從各個博物館的設計，到文物展陳、館內介紹，他都親力親為，甚至當國內外的著名建築設計者們為各個場館的建造交出堪稱“藝術精品”的建築圖紙後，他都要大刀闊斧地改一下。“建築是冰冷的，但情感是真實的，要讓情感體現在建築上。”這是樊建川的執拗之處。
設計“戰俘館”時，設計師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內著名設計大師程泰寧，程先生原本想在牆壁上嵌入大理石牆磚，牆鉤子都安裝好了，可樊建川卻不幹了，因為他就希望借最自然的山石感，來隱喻不屈戰俘的堅貞品格。“如果不是從日本收集回來的那些老照片，你都不知道戰俘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所以越是自然的東西，越能營造一種悲愴、沉重的氛圍。”小到一塊磚，大到一個場景，樊建川都親自操刀，這個看似雷厲風行的男人實則心思細密，他在戰俘館扭曲的空間裡安排了牢籠、放風院，而腳下的地板則是鋼板鋪砌的，一踩就會發出“咣噹”的聲響，參觀者看著眼前的一切，不由悲從心來。
因為愛得深刻，樊建川幾乎跟每個館的設計人員都叫過板。比如正面戰場館，是中科院院士、國家級建築設計大師彭一剛設計的，當初老先生希望在館前面做個水池，讓水波映在牆上。樊建川卻不同意，他堅持把水池改為水田，寓意莊稼人抗戰。“春天到了，菜花飄香；秋天到了，稻穀累累。很實際，很還原，很豐收。再說了，我們也能吃上自己種植的東西，一年能省不少錢呢。”此時的樊建川，似乎又展現出摳門的一面了。
工作以外的樊建川，其實是個特別重感情的人，因為仗義，跟他合作過的股東十多年來還在他身邊，員工們也都變成了他的頭號粉絲，聽“舵爺”講歷史，講故事，也聽他唱歌，“館長還出過專輯，算是個男高音。咱們館裡放的一些紅歌，就是他唱的。”聽到工作人員如此介紹他，這位硬漢倒也有些不自在了。
5·12抗震救災紀念館。
爭做第一
一輩子甘心做個“館奴”
不久前，樊建川剛被評選為“2017年度文化產業年度人物”。這個獎項，由光明日報社主辦，一年只評選10個人，與他一同獲獎的還有吳京、王潮歌等人。如今，那個金燦燦的獎盃就擺在他辦公室的窗臺上，像是肯定又像是鞭策。山西晚報記者讓他總結一下得獎感言，他說：“這輩子沒想做一流，想著做第一就好。”
這是樊建川的心得，也是他的建館理念。比如2005年開館之際，就5個場館一起開，創下了第一的紀錄；再比如，建川博物館裡的展陳題材和內容，很多都是唯一，是其他博物館裡沒有的。樊建川很得意，因為從2005年建館到現在，他從沒有花過一分錢做廣告，好口碑就是靠“第一”爭來的。“我們的汶川地震館，從2008年5月12日發生地震到開館，僅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這又是創了紀錄。”不久前，重慶的建川博物館開張了，那是利用抗戰時期兵工生產洞洞體作為館址設立的博物館聚落，這種大膽的設計，還是國內首個。就在和山西晚報記者聊天時，樊建川又有些“驕傲”地說，9月份要面世的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館，應該算是國內同主題展陳最全、最好的博物館了，有可能還是個“第一”。
“我為什麼偏要把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館辦成最好的呢？因為在這段歷史裡，我是真正的參與者。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就沒辦法下海，也沒辦法自己成立民營博物館，所以我趕上了最好的時候，我要把這40年來的鉅變記錄下來。”獲得樊建川的首肯後，山西晚報記者參觀了這個還在布展的場館，一張張記錄時代變革的圖片，躍然牆上，一件件生活中曾出現的舊物，擺放在展櫃裡，那是滿滿的青春，滿滿的回憶，以及滿滿的生活。尤其是看著曾經陪伴過我們的一臺臺黑白電視機、一部部經典電影，甚至兒時的布娃娃、心心念唸的CD機時，你越發理解了樊建川說的那句話，“不用做一流，做第一就好”。
樊建川叫自己是“大館奴”，所言非虛，他對於博物館的摯愛，無人能比，就像他一直堅定要建100座博物館一樣。“如今，您已經大大小小建立了50座博物館了，正好目標過半，還會一直堅持嗎？”“當初說建100座博物館，就是為了給自己定個目標，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我現在都60多歲了，再工作十年就算不錯了，十年建50座博物館，可能有點懸。”一直以來，樊建川給人的印象都是堅強、不可撼動的，而在英雄主義色彩背後，其實也有著跟時間賽跑的緊迫感，甚至說壓得他有點喘不過氣。
此次跟樊建川見面，山西晚報記者準備了很多的問題，但講來講去，他總能繞到博物館上面去，亦如他的綽號那樣，“館奴”。
“喜歡這個稱呼？”
“喜歡，我曾經出了一本書就叫作《大館奴》。當初三聯書店想把書名改作《記憶與夢想》，我強烈不同意。如果他們改名，我就不出這本書。”
“為啥？”
“我覺得當‘館奴’是對我的最高的嘉獎。我願意給文物做奴隸，守護著這800多萬件文物；願意給歷史真相做奴隸，去警醒國人；也願意給觀眾做奴隸，十年間我們的觀眾達到了2000萬人，我要多活十年，觀眾就有可能突破5000萬，如果上天再給我20年的壽命，那觀眾就上億了……太幸福了！”這些話，樊建川講得很輕鬆，但擲地有聲，久久不能散去。
樊建川：
我只是博物館的看門人
樊建川為山西晚報讀者題字
引言
樊建川說自己一直都有收藏意識。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收藏，2001年生出建博物館的心思，2003年開始籌建建川博物館。迄今為止，已有800萬件藏品，還在不斷增長、豐富中。在民營博物館界，樊建川說第二，沒人敢說第一。
如今，建川博物館聚落，實現每年近2000萬元的盈餘。整體估值近百億。但在2007年12月4日，樊建川做出決定——百年之後，博物館捐給國家。更讓人驚駭的一個遺囑是，他要把自己的皮做成一面人皮鼓，放在博物館裡供人敲打。
這樣驚世駭俗的遺囑，樊建川的內心是怎樣想的，在樊建川的辦公室，也被稱為“忠義堂”的地方，山西晚報記者傾聽了他對生死、對得失和信仰的看法。
建川博物館聚落。
決定把博物館捐給國家後整個人都輕鬆了樊建川說，他父親這一輩三個兄弟都未能活過60歲，肝膽上有問題，可能是遺傳導致的。當年他四叔到大邑縣安仁鎮一年，也大病一場，花了不少錢，搶回一條命，至今身體很好。家族遺傳病讓他有很大的緊迫感，常年在外面跑，如果有意外，辛苦辦起來的博物館怎麼辦？直到他決定把博物館捐給國家，這個問題才不再困擾他。
如今，樊建川已經建成50多個博物館，還在不斷推進中，下一步在青海、武漢、海南都將建博物館，無論是已經建成的，還是即將建設的，最終都會全部捐給國家。他在遺囑中寫下：“一、我個人歷年收藏的各種文物；二、成都建川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擁有的四川省建川博物館、四川建川藝術品投資有限公司、四川安仁建川文化產業開發有限公司股權中，應折算為我個人所有的部分……”全部贈與成都市政府。
“包括辦公室，都跟我沒關係，我現在只是看管。”樊建川指著“忠義堂”說，“在這件事（捐贈）上，最有發言權的是我老婆，她非常支持，其次，作為合法繼承人，女兒也不要。她們都很樂意捐贈給政府。”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認為只有交給國家，才能讓博物館存在得更長久。“你看武侯祠，從三國時期就是官辦文化企業，都江堰是秦漢的，杜甫草堂是唐代的，都是官辦文化企業，它們都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靠的都是唐宋元明清歷代政府。我的博物館就是改革開放時代的，保存住這份鮮明的時代特色就可以，守住它，把它保管好，如果能‘活’一千年，那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樊建川看來，把博物館捐贈出去不是捨去，而是得到，讓博物館的生命得到了長久的延續。
博物館遊客瞻仰先烈。
人皮做成鼓為博物館做貢獻放棄財產還可以理解，樊建川還留了一個讓人不可思議，甚至無法接受的遺囑。他說死後要把自己的身體捐給重慶三醫大，各個器官該怎麼用，完全交給醫學，但是皮膚卻要自己留著。他說，要用自己的皮做一面鼓，要按照軍鼓的形式，先把架子做好，死後再把他的皮繃上去。旁人聽著汗毛倒豎，他卻輕鬆詼諧。
樊建川笑著對山西晚報記者說：“這麼好的皮，燒了多可惜，這裡有兩根骨頭，可以做鼓槌，敲壞了一根，還可以用另一根。”他啪啪拍著自己小腿的門面骨。“你說，參觀的人有願意的，敲一下，我就出現在對面的聲控電視牆上給他唱首歌，他必須給博物館捐1000元。我死了，還能給博物館掙錢，多好的事啊，一年掙個幾百萬，可以養活博物館。”他已經把自己當作了博物館資產的一部分。
最開始這件事，樊建川得到了妻子同意，但是有一天當一位重慶三醫大解剖室的大夫說到具體操作時，樊建川的妻子當即表示拒絕同意這件事。“開始的時候我老婆是同意的，後來又不幹了，不知道為什麼。”他表示不放棄這個願望，嘟囔著，“萬一哪天想通了呢。”如今，他把這份遺囑寫成了文書，放在辦公桌最顯眼的地方。他說，給這面鼓起了一個名字，叫“鼓舞”，體現的是個戰鬥精神。
這樣驚世駭俗的決定怕是史上僅此一人。
實景地道戰的地道出口。
人應該信仰善良規範自己的行為
“慈悲喜捨、看淡生死，您能說說是有什麼信仰給您這樣的力量嗎？”山西晚報記者問。
“我不信佛，也不信任何教，但是我覺得人應該信善，有美好的、負責任的品德。我們除了用法律來規範人的行為，信仰也能起到規範的作用。作為一個社會人，應該讓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規則，這會讓社會更美好。其實任何宗教，都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規範行為，一個是面對死亡。我覺得我都已經解決了，我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不排斥其中對的觀點，我對別人的信仰是表示尊重的。”樊建川覺得善良就是自己的信仰。
“社會上每個人都要謀生，但是也該做應該做的貢獻，如果大家都做貢獻，就會讓社會變得更好。如果都把自己作為利益主體，只考慮自己，社會是沒法運行的。當你做出犧牲，能讓這社會更健全、更美好，挽救他人的生命，生命才是最有價值的。我覺得還是應該有犧牲精神的。”他說自己的父親就是個對生命理解很透徹的人，對人講義氣，特別不怕困難，特別不怕犧牲，對財產特別看得輕。而且，在收藏抗戰文物，建設博物館中，樊建川更是從那些千千萬萬為了民族解放，為了國家建設奉獻青春、生命的先烈們身上，看到了他們為了美好世界奉獻生命的犧牲精神。對於樊建川來說，餘生這條命都是博物館的。
“博物館除了傳遞文化、文明，把美好的東西傳下去，還應該把經驗教訓傳下去。博物館的意義，有傳承歷史的作用，還有敲警鐘的作用。”樊建川說，博物館在文化領域是貴族，在經濟領域是“痴呆”，它沒有謀生能力，要保證運營，要麼政府投資，要麼財團出錢。建川博物館建設初期就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以博物館聚落群的方式呈現，展品方面力爭做第一，這樣才能吸引參觀者來，讓大家覺得不虛此行。
目前建川博物館有所盈利，不僅做到了自力更生，還解決了當地部分就業，建川博物館聚落的員工大都是安仁鎮當地居民，安仁鎮成為中國博物館小鎮，也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一座五星級酒店正在博物館附近建設中。
“我就只想真正給國家、民族辦一件事。三百年後，有人還會說，三百年前有個叫樊建川的幹這個事兒，幹得不錯。如果說利益的話，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利益。”
從大邑縣安仁鎮返回時，路邊的宣傳牌上“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的字樣耀人二目。
不屈戰俘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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