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二季《十三邀》開播了，第一個邀請的嘉賓是張藝謀。
張藝謀此時正在忙著新片《影》的拍攝，在黑白顛倒的工作節奏中，他不見半點疲態，目光冷靜、敏銳，像一隻隨時準備伏擊獵物的蒼鷹。
這番凜冽的模樣，常常會將他聯想成高倉健，把威嚴和較真掛在臉上的“一代男神”。
倏忽一瞬間，也有北野武的模樣，眼神裡不見半點柔情，透著冷峻和力透紙背的力量感。
他們之間除了面貌上的相像，更多的共性是：
持重老辣，他們可以遊刃有餘於各種想做的事情中，幾乎事事都勝利在望。高倉健是連續三個世代被公認的“演技之王”，“一個可以靠背影演戲的人”，《追捕》讓他在中國一度風靡；北野武像一個精力充沛的不老頑童，在多重身份間暢快轉換，71歲開始賣衣服也是做得風生水起。
張藝謀在職業生涯面前，也是馬不停蹄的，電影、歌舞劇、大型演出、觀念作品…玩轉於多重身份之間，建立絕大多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也不斷塑造著“張式”成功。
2.
回眸十年，2008年的奧運會，張藝謀用炫目的科技和不拘一格的審美拓展了奧運會的表現力。
用強烈的中國印象刷新了國人的民族自豪感，那一刻成了多少國人記憶中驕傲的封存。
荏苒十年，如今再望，當年的視野奇觀並不過時，甚至還在散發著超前科技感和時尚感的餘溫。
在表達中國印象和民族符號時，張藝謀顯然是信手拈來的。這超凡的功力，也體現在他的《對話·寓言2047》中：將優秀的民族文化置於新型科技中，來表達科技與當下生活的碰撞。
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每個舞者面前舉著一個iPad，在屏幕上呈現的是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
這樣的情節會讓我們一下子聯想到生活中的一幕：不管男女老幼，都在自顧不暇地低頭玩手機。
張藝謀的這一設置，無疑是為了把“低頭族”帶入這樣的思考中：當我們把大部分情緒丟給這些電子產品時，那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我們是不是會忘記如何表達喜怒哀樂呢？
他沒有直接告訴觀眾答案，只是通過一系列穿越古今的現實寓言，去鏈接傳統與現代，過去與未來，基因記憶與超時代的希冀，啟發人們不斷進行思考與憧憬：
未來會怎樣？為了迎接這樣的未來？我該怎麼做？
3.
如果說十年前的奧運會，他還是在集體主義的召喚下進行科技改變中國盛況的超前描摹，而當下的《對話·寓言2047》則是從強烈的個人意志出發，一方面展現著科技無孔不入的超強改變力，另一方面也在反思科技對於人的自由、意志力的操控。
京劇“裘派”繼承人裘繼戎繼上一季與巫娜合作的《古琴.光劍》後，在《戎舞·光》中，結合激光進行現代舞表演，如同夢境。
壯族兒女哼唱著被譽為“活著的圖畫文字”的坡芽歌書，這樣天籟般的情愛密碼，再搭配上土耳其Ezra Tuba國際先鋒時裝團隊設計的“蝴蝶裙” —Butterfly Dress，第一件會“飛”的服裝，呈現了絕佳的視覺效果。
歷史讓他交出一張滿意考卷，給了他奪目榮耀的同時，如今的他也在試著給“個人”尋找更多“誠實”的表達空間。
同樣的“誠實”，在這次如同“真心話”的對談中依稀可見。
4.
張藝謀曾被各種耀眼獎項加持：他是“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主演的第一部電影《老井》橫奪三座影帝，第一部電影《紅高粱》便獲得中國首個國際電影節獎，《秋菊打官司》斬獲威尼斯金獅獎、《活著》收割了第47屆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
大眾一方面不滿張藝謀將這樣的“景象中國”傳達給國外，一方面又沉浸於他飽滿有張力的情節和濃墨重彩的畫面中，總之，張式電影成了當時好電影的鑑定標準。
這種榮光還沒有繼續延續或者得到拔高，他就向觀眾交出了《英雄》這樣“令人失望”的影片：中國式的美學意境以好萊塢快速化的視覺方式進行呈現，一部看起來與張藝謀之前電影風格背道而馳的商業片。
也是從《英雄》起，張藝謀的作品開始譭譽參半，甚至他的老師曾公開說，他的作品從《英雄》後，我一部也沒有看過。
在許知遠問起“別人質疑你後來的作品，你怎麼想”，張藝謀回答不像某些導演一樣進行“回懟”，也沒有絲毫閃躲：
“我覺得他們這樣的批評是不對的，把這個作品放在整個時間段中，它是有開拓意義的。”
是的，《英雄》這部作品開拓了中國商業片的先河，開闢了新的票房增長方式。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這句沉甸甸的話用在他身上也絲毫不為過，張藝謀也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罵聲”：
“做什麼事情都有人罵，但是我從來不回答，從來不解釋。我覺得解釋也沒啥用，這是我個性吧，專門為解釋而出來解釋，我都覺得心態虛假。
長期這樣，大家形容我就是一個堅強的戰士，板磚亂飛繼續前進，其實也不是，我性格是這樣的。
這麼多年，已經蝨多不癢債多不愁了。”
對於這樣的評價，他更多的是，用他的話來說，“我不在乎”，他說，如果不置身於他那樣的出生環境和生長空間，是不會理解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選擇。
5.
他出身於地主家庭，在那個時代，這樣的出身可以算得上不幸。
小學時，填寫關於家庭背景的表格時，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孩子，幾乎是帶著喜悅填完的，他不得不雙手捂住，生怕被別人看見。
後來，幾經輾轉，可以進入棉花八廠做工人，但是也因家庭出身而成為黨員、團員六百多人的大會中不得不提前離場的那一個。
而他的命運轉折點，源於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
年輕的張藝謀
當時的選拔情況是這樣的：13個棉花廠，僅有的一個名額被分配到了他當時所在的八廠，八廠有5000多人，還要從這麼多人只選出一個人。
僅有的一個名額給了他，被推薦到電影學院時，也因年齡過大，差點被刷下來。
“我進工廠算特招，進工藝室算借調，上大學是破格，我好像從來都是一個編外的身份，一個不那麼理直氣壯的角色。”
這一波三折的早年經歷，可能讓張藝謀比別人更懂得“機會”二字的分量吧。
他說，如果不是這一個個突如其來的機會，他可能和他的兄弟一樣，現在退休在家，不會與現在的這種生活產生交集。
為了迎接這樣的機會，他也付出過別人難以想象的努力，有傳言說他曾為買海鷗120雙反賣過血。
相比於口碑來說，可以嘗試的“機會”對他來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他接了《長城》這樣純粹好萊塢製作的影片，起先他是拒絕的，“特別典型的爆米花合拍片的類型，我想了很長時間，覺得這個根本就不是我拍的東西”，後來經紀公司一句話點醒了他的“機會主義觀”：
《長城》只有一個價值，會在全世界1500家電影院同時上映，這是第一部由你來導演的中美合作大片。
《長城》就這樣成為他“借水行船”的一部電影，借它來製作一個大IP和一個較大的觀眾群，從這個緯度上，
讓中國形象走出去，讓中國電影走出去。但是《長城》撲街了，讓他收穫了很多罵名。
儘管他在與《正午》的訪談之中，已顯示了他對消費時代的清醒認識：
“在全世界除了反恐戰爭之外，不會有世界大戰的情況下，我認為目前步入了消費時代或者娛樂時代，好象大家都在變淺薄.......
用電影做前衛性的開拓，前鋒性的開拓，思想深度的開拓的時代過去了，那麼做沒人看，也沒人拍，現在是這樣。"
然而，觀眾對他的新嘗試並不買單，可能是，張藝謀已過早地從當下的時間緯度跳出，或者說從他自己構建的影像世界中跳出太久，早已在波瀾壯闊的時間曲線上，刻寫自己新的印記，用他自己當下能看到和預估的方式。
而我們觀眾還“傻傻的”沉浸在他構建的《紅高粱》《秋菊打官司》的影像世界中。
6.
在被《正午》問到他是不是還想拍那些讓他風光無量的影片，《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諸如此類。
他說，他是那樣成長過來的，那是他的最高目標。
但是現在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空間也很少。唯有批判現實主義才深刻，但是批判現實主義在中國極難拍。
他再次強調了“機會”二字，但是時光輪轉，以前機會讓他嚐盡甜頭，而現在，不知是不是在自我暗示下，“機會”剝奪了他身上的部分膽量，以及他會觸及到的深度。
那部延續《我的父親母親》“一生只守護一人”愛情觀的《歸來》，在呈現史實時，被批評“避實就虛”，衝擊力不夠，張藝謀的解釋是：
“站著說話不腰疼，我想怎麼拍怎麼拍，可能嗎？不存在，有可能投資都撤了。
這方面的空間非常有限。”
如果拿電影《活著》來比照這番話，誰能不長吁短嘆呢？
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的長期捆綁下，這個被抱有期待的導演，有了“畫地為牢”的束手束腳，也失去了更多滑向人性深度的可能性。
如今，他開始拍攝《影》，一部充溢著中國水墨畫質感，無疑又是他在色彩表達上進行大膽嘗試的電影。
《影》講的是一個替身的故事，背於光下，行蹤不定，無所不及，神秘陰冷。
相對於人前的閃耀，影承載的人物，是隱匿失語的，在張藝謀的這部電影中，卻成為主角，在既定的命令下，行動自由，來去自如；而影前的人物，借影行駛著愛恨情仇，影演繹的是他內在真正的慾望，他束縛不得親自動手，反倒像個傀儡。
這一明一暗中，構成了恰似陰陽兩極的平衡。一心化為陰陽兩極，這也是張藝謀的矛盾。
最暗不過人心，這部影片，借影隱匿人前的暗黑，又時時借影釋放人後的邪魅，“分身利物，影含百川”。
這極具個人色彩主義的表達，透過黑白影調散發出源源不斷的震懾力和威嚴感，或許會成為張藝謀導演生涯的新轉折。
也或許，會成為張藝謀的新困境。
作者 | 藍沐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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