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彥成（方塘智庫區域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人們的印象中，不論是廣義上的泰迪熊，還是“洋娃娃”這樣的毛絨玩具，都是作為舶來品進入中國大眾視野，即便在中國毛絨玩具產業發展的歷史敘述中，也往往將其回溯至改革開放，大量在家庭作坊生產的毛絨玩具源源不斷輸往歐美、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等地。
作為非生活必需品的毛絨玩具，其市場範圍和規模整體上取決於一國與一地的經濟水平，以及家庭的消費能力，但不論是像我國這樣在人口上擁有巨大市場潛力的發展中國家，還是諸如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區的國家，在全球毛絨玩具產業鏈條中均位於生產環節，仰仗出口是事實，內需不足也是事實，大有蠶婦之悲。
眼下我國毛絨玩具產業的問題不僅在於外貿市場萎縮、產區向南亞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轉移，還受到歐盟技術壁壘限制、人民幣升值、勞動力以及原材料成本上揚等因素的影響，但歸根結底仍在於技術與品牌話語權的高度缺位。
無破不立，這不僅是江浙閩粵一帶毛絨玩具產業的問題，在中國北方的山東，以及河北雄安新區轄內的產區都存在類似的問題，甚至於有過之而無不及。通過在雄安新區容城縣的實地調研，方塘智庫發現如同所有勞動密集型產業所面臨的問題，毛絨玩具產業都在經歷，而又有所不同，那麼，何為出路？
1、我國毛絨玩具產業整體困境
在今天的中國家庭，像泰迪熊這樣的毛絨玩具已不再是稀罕物，人們見慣了從人到各種動物造型的布偶，無論是作為精神陪伴意義而存在，還就只是純碎的玩具或裝飾，都完全不同於舊中國家庭為了辟邪而專門縫製的老虎枕頭。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山西南部，近年來，甚至以半機械化的生產方式實現了“黎侯虎”的產品化。
回溯我國毛絨玩具產業的歷史可以達至改革開放初，憑藉諸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使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毛絨玩具製造國與出口國。根據此前一些研究者的數據顯示，中國毛絨玩具產業鼎盛之時約佔全球75%的市場份額。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以後，歐美市場疲敝，外需萎縮，以至於嚴重依賴出口的毛絨玩具產業走向下坡路，其實最終指向的是國內市場狹小而不容爭辯的現實。
經此一役，顯而易見的是，制約我國毛絨玩具產業的主因在於嚴重依賴出口，而內需不足。而且，我們尚需明確的是，毛絨玩具作為非生活必需品，其市場需求與生產直接受到全球經濟形勢的影響，甚至於作為其內充物的重要原材料PP棉與石油價格的漲落息息相關。
對於毛絨玩具企業來說，更為致命的是，隨著我國生產要素成本的上升，僅憑生產功能所撬動的利潤愈加微薄，由於生產型企業天生對於成本敏感而脆弱，產業轉移或產業跨區域轉移成為大勢，這使得企業的生產功能順勢流向東南亞、南亞等國家，此外歐盟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加強以及人民幣升值等客觀因素，都在客觀上造成了我國毛絨玩具產業出口總額連年下滑的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客觀上在全面圍攻下形成的弱勢外，我國毛絨玩具產業的困境歸根結底還在於技術與品牌話語權的高度缺位。從我國毛絨玩具的產區分佈來看，無論是在珠三角的廣州與東莞、江浙一帶的揚州與義烏，還是山東青島以及河北容城等地，發展水平與規模參差不齊，且尚未形成完整意義上的產業集群。
作為我國最大的毛絨玩具產地，揚州雖然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生態，但規模效應依舊未能釋放，中小企業居多，毛絨玩具品牌辨識度不高，企業主要還是承擔生產功能，為國外知名品牌貼牌生產加工。
事實上，毛絨玩具產業是一個覆蓋遊戲、紡織、化工、電子、動漫、影視、教育等22個產業的生態體系。具體到毛絨玩具產業，要解決技術和品牌的問題，關乎到原材料供應、IP生成以及企業現代化、信息化與智慧化等方方面面的事宜，而這絕非家庭作坊式的生產企業所能為。
無論南北，我國毛絨玩具產業盛極一時，乃至在今天影響力依舊不可小覷的背後，主要是成千上萬的中小微企業以及家庭作坊在支撐龐大的產值規模。但問題依然存在，既缺乏嚴格的品控體系與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統，企業也少有融資的意識與能力，這就使得無論是在研發創新還是生產管理層面都難以突破傳統，企業或亦步亦趨，或有心無力。
當然，在我們看來，這絕非一家之事，即便國內毛絨玩具企業有足夠的資本從自身進行變革，以技術、設備更新來提高生產工藝、縮小成本，以及強化設計創新能力打造自有品牌，但最為可取的方案應該是文化創意產業、毛絨玩具產業、新技術、資本以及互聯網“連接一切”思維的共同驅動。
2、雄安新區毛絨玩具產業的個案研究
比之於毛絨玩具的南方產區，河北雄安新區容城縣縣東一帶，長久以來憑藉交通物流以及勞動力、土地等成本要素低的優勢，悄然成為京津冀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重鎮。作為年產值達百億級規模、中小企業逾千以及從業人員萬餘人的容城縣毛絨玩具產業，同樣面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國內生產成本上升的企業經營危機。
除此以外，不可遮蔽的是當地產業生態的混亂、惡性競爭以及劣質生產，甚至存在空氣汙染以及固體廢棄物處理等環境問題，這成為當下至為迫切需要整改的方面，更遑論創新研發與品牌打造。但值得一提的是，容城縣毛絨玩具產業有望納入未來雄安新區產業規劃版圖。
與我國毛絨玩具產業在江浙一帶所遭遇的發展困境不同的是，容城縣毛絨玩具產業並不依賴出口導向型的外貿市場，但國內勞動力成本提升、原材料價格趨高等因素卻無一例外壓縮了當地企業的利潤空間。以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來看，眼下從事毛絨玩具行業的勞動力越來越少，年輕人多不願為之。
在方塘智庫此前的調查中，雄安新區毛絨玩具產業的整體特徵主要是以家庭作坊為單位的生產經營方式，大多進行代工貼牌生產或生產中低端產品，缺乏自主品牌，產品附加值低，總體經濟效益較低。雖然在短期內停擺整頓無傷大礙，但畢竟涉及到當地生產商和經營者在未來的生計，不過生產商自身也該到了求變的時候了。
從長遠來看，對於幾乎沒有品牌建樹以及缺乏技術優勢的雄安新區傳統生產企業來說，其生存空間將會愈來愈狹小，而且在我們看來，技術與品牌的缺位，才是毛絨玩具企業在未來融入雄安新區的最大難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由於缺乏原創設計，使得包括雄安新區在內的毛絨玩具生產商與消費市場的關係是割裂的，而大部分利益為擁有IP的主體所截獲。
改變是必然的。有鑑於雄安新區毛絨玩具產業，在未來其所面臨的不僅是國內以及東盟國家日益擴大的市場，轉型升級之戰在所難免，而且還要面向歐盟、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中高端市場，在認清形勢之下，這似乎是今日雄安新區生產型企業的普遍命運。
不過相比之下，其實給人們困惑更多的是，何以在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我國毛絨玩具產業的企業規模普遍偏小，而主要是以企業數量的絕對優勢攫取全球的市場份額。那麼，當各方面包括生產成本的優勢不再，是否需要一部分企業成長起來？這其實也是容城縣毛絨玩具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3、何為出路？
從德國、日本、韓國的製造業發展歷程來看，毛絨玩具產業的問題也幾乎就是“中國製造”的通病，缺乏技術與品牌，使其在轉型過程中要麼被淘汰，要麼破繭化蝶。這就不僅需要依靠技術升級，破除依賴低勞動力成本以及技術貿易壁壘等的魔咒，還要藉助於雄安新區的設計與研發優勢，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毛絨玩具企業。
所以，在我們看來，一方面毛絨玩具生產企業應積極導入或連接外部資源，比如與市場化的設計機構共同參與IP的打造與運營，最終沉澱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產品，而且推出個性化定製服務，打造完善的產品體系，甚至於外部企業或機構直接以創意設計來撬動爆品市場，比如日本熊本熊的走紅就是一例，使其成為變現通道；
另一方面，企業為長遠計應該注重知識產權，放棄並拒絕盜版生產，與擁有IP產權的主體與機構開展獨家代理生產協議，比如近年來一批國產漫畫IP在得到授權後成為毛絨玩具廠商的香餑餑，從而營造良好的產業生態環境。
除此以外，毛絨玩具企業需要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對原材料的質量把控，杜絕粗製濫造，建立嚴格的品控體系以及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統，提高生產能力、降低能耗，打造現代化、信息化、智慧化的生產體系與銷售體系，比如運用互聯網以及大數據，在洞悉市場需求的同時直接連接市場。
事實上，容城縣的一些毛絨玩具生產商已經在拓寬銷售渠道，比如為城市各大電影院、商業綜合體乃至地鐵站抓娃娃機供貨，甚至於直接就是抓娃娃機的投資者與運營者。的確，隨著購物中心等商業綜合體的快速增加，抓娃娃機的市場火爆，而其背後帶動的是毛絨玩具的走俏。
其實，抓娃娃機的面世正是由於毛絨玩具的滯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發生後，毛絨玩具大量滯銷，為了銷貨世嘉公司發明了“UFO抓捕機”，從此抓娃娃機風靡全球，這也大大促進了毛絨玩具的生產與消費。
有研究者認為，我國轉變毛絨玩具產業頹勢的策略之一是儘快開拓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當我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依靠擴大內需的手段發展經濟毋庸置疑，隨著東盟經濟體逐漸崛起，諸如毛絨玩具這類輕工產品的內需比重也會持續增加，最終超越僅僅作為生產意義的功能分區，甚至成長為與歐盟、北美等市場分庭抗禮的金主。
除此以外，關於毛絨玩具產業規模化的呼聲不絕於耳，藉助於政府和行業協會搭建品質化的公共服務平臺，期待毛絨玩具產業能夠出現行業內擁有國際話語權的龍頭，而且整合梳理現有產業分佈形態，打造完善的產業集群。
對於雄安新區毛絨玩具產業而言，一方面行業規範化勢在必行，並且應該考慮規劃建設毛絨玩具小鎮，打造全產業鏈、重塑產業生態體系以及良好的商業環境，整合各方資源，包括原材料、人力、信息、檢驗檢測資源等，建設多方位的公共服務體系，發揮整合和集群效應來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從而真正化身為雄安新區未來經濟增長重要支點，並且借雄安創新之勢使中國毛絨玩具產業獲得全球話語領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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