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殘雪、劉震雲陸續受邀做客愛丁堡國際圖書節後，今年，愛丁堡國際圖書節邀請的唯一中國作家是閻連科。《日熄》英文版於一個月前剛剛出版，這本書被英國《衛報》評價為“被黑暗和死亡所籠罩的一個村莊的故事”。在8月27日晚的講座上，閻連科對《日熄》進行了朗誦、解析，這場講座也是愛丁堡國際圖書節的壓軸戲。
60歲的閻連科，出生於河南，他1979年開始發表處女作，先後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等，並曾兩次被提名布克國際文學獎。他的作品大膽批評揭露中國現實，他也被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
邁入講座廳後，閻連科首先給在場的所有觀眾深深鞠了一躬，這一鄭重的禮節，令人印象深刻。閻老師的開場白也很幽默：“這是藝術節的最後一站活動，在中國，最後講話的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不僅講話的人重要，來參加的活動人也很重要，希望我們一同度過這個重要的時刻”。
閻連科和翻譯Esther Tyldesley
主持人邀請閻連科朗誦《日熄》中的段落，閻連科建議要用家鄉話來朗讀，顯然，他對自己離鄉多年，但依然會講河南話頗為自得，他調侃：“我用中國最古老的方言來朗讀，小說好不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今天你們能聽到中國最古老的聲音，聽到這個聲音，就像是到了中國，到了中國的古代。”
閻連科對家鄉話的熱愛不僅僅是會說，他的作品裡經常會有很多河南方言。他表示：用方言表達，帶來一種真實感。作家對方言的重視是最近幾十年中國文壇的重要特點，除了閻連科，中國作家莫言、餘華、張煒、韓少功等，也熱衷於方言寫作。
在耳朵經歷“穿越之旅”後，閻連科開始接受主持人、也就是蘇格蘭作家萊斯利·麥克道爾（Lesley McDowell）的提問。
《日熄》的整個故事建構於一場集體夢遊之中，“在夢遊的世界裡，整個國家機器都失靈了，人們也開始偷搶打殺；甚至夢遊中的人們以為回到明朝，追隨李自成後裔，扮起農民軍闖王起事兵變的戲碼……”有西方評論家將這裡的夢和中國夢相比，認為閻連科在攻擊中國夢，麥克道爾直截了當地問閻連科《日熄》和中國夢的關係。閻連科回答：“這完全是他們對這部小說的誤解和誤讀，這部小說和中國夢毫無關係。他們對這部小說的理解過於簡單化。這部小說主要寫的是人，寫人內心的焦慮和不安，寫個人的噩夢或者美夢，和那個龐大的中國夢毫無關係。”對於西方評論家的誤讀，閻連科表示“沒有什麼反感也沒有什麼喜歡”，他指出“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處於被誤讀和被誤解中間，沒有一部作品，作者的表達和讀者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這部小說的敘述者，是一個叫李念唸的十四歲男孩。他家經營一所冥店，越來越多的夢遊者去世，冥店的生意也越來越興隆。麥克道爾問閻連科為何讓小男孩來講這個故事。閻連科表示這是他認為的能夠把故事講好的方法。閻連科指出在今天的中國並不缺少任何故事，而缺少真正能把故事講好的方法。“怎麼講故事比講什麼故事更重要；誰來講，用什麼方法講，用什麼結構講，比故事本身更重要。”他之所以選擇一個非常單純、純淨，甚至有點傻的孩子講故事，其寓意是社會混亂、各類信息的不準確。“我們可能不知道小男孩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他說的是準確的還是不準確的，這有點像中國現狀，包括我在內，所有人都不知道哪個故事是真的，哪個故事更準確。”
如何講好故事也一直令閻連科感到焦慮和不安，他在《日熄》中設置了在夢遊作家閻連科，小說中的閻連科非常恐懼，怕再也寫不出小說。閻連科本人也有著同樣痛苦的感受。他表示最近10多年，他擔心江郎才盡，不是沒有故事可寫，而是找不到講故事的方法。“在今天的中國，所發生的故事的豐富性、荒誕性和複雜性，讓每個作家都無法面對，作家們再有才華，也無法表達”。
《日熄》中出現的屍油情節令人難以置信，寫主人公如何收集屍油，如何把一桶一桶的屍油運往山洞裡藏起來，也寫到主人公異想天開地要把所有屍油倒進天坑，點燃屍油製造太陽。麥克道爾問閻連科這是否有種神話寓意？閻連科解釋：“這些情節非常殘酷，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我想表達的是人們的慾望已經登峰造極，任何事情只要能夠掙錢，他們都會去做。”
當被問道對他的創作產生影響的書籍時，閻連科首先想到的是他書架上的各類民間故事和神話傳說，不僅包括中國的，也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希臘、非洲等國家的故事。這些故事和傳說令他著迷，和他的小說文風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傳說和真實事件之間的界限卻是模糊的，閻連科評價：“你也許看到的是一個最現實的故事，也許是一個最真實的神話。”
閻連科在北京生活多年，但他的作品多圍繞中國農村，麥克道爾問這是否存在矛盾？閻連科回答：“我生活在北京，讓我對家鄉、我生活過的那片土地所發生的事情認識得更清楚。我渴望多遊歷歐洲，那樣，我會對北京的情況瞭解得更清楚。到我現在這個年齡，在寫了很多小說後，我終於發現：我生活過的鄉村就是整個世界！簡單說，中國人認為英國人有貴族氣、紳士氣，在中國的鄉村，同樣也能找到有貴族氣、紳士氣的人。”
閻連科的有些作品尚未在中國大陸出版，他解釋：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作品大概要符合一定的框架和思維方式，超越這個思維方式就不能出版，我想我的作品超越了這個思維方式。”但是他已經不關注能否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問題，他甚至有點如釋重負的說：“最近幾年，我的作品在中國大陸的出版是遇到一些困難，尤其知道《日熄》沒法出版後，我就變得非常自由了。我再也不用為了出版而寫作，反而有種解放感。如果為了出版寫作，就會永遠受約束。”閻連科希望能夠自由的寫作，也能夠更多地遊歷世界：“最理想的狀態是：你可以不出版我的小說，但是永遠把這支筆留在我的手裡，你可以讓我少說話，但是一定允許我多走動，可以出國和大家交流。把這隻筆留給我、這雙鞋子留給我，我已經非常知足。能不能出版沒有那麼重要。”
倘若放棄中文讀者，去吸引外國讀者，就存在作品如何翻譯好的挑戰，閻連科開玩笑說：“我一個英文單詞都不會，我其實不關心別人翻譯得好不好，我只關心我寫得好不好。”
在講座的觀眾提問環節，閻連科表述了對《易經》的看法：“我完全讀不懂《易經》，那是一部天書。”他評價中國電影：“中國有嚴格的電影審查制度，會影響電影人的創作。那些藝術家，包括導演和演員，他們每個人的毛孔裡都充滿著對金錢的慾望，他們對藝術、對情懷毫無感知。”閻連科還評價中國導演姜文：“他後期的電影，一邊充滿著才華，一邊充滿著對金錢的追逐，不如他早期的電影，對金錢的追逐是次要的，認為藝術是首要的。現在，他每天都在想票房票房，我對他的最高的評價是：對藝術和金錢的追逐同等重要。”
崔瑩，博士，愛丁堡大學畢業, 自由撰稿人、紀錄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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