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共产党宣言》，那无疑是件非常时髦的事儿——今年不仅正值它问世的170周年，还是其作者、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年份；不仅有总书记领学，还有各路专家解读，方向明确，阐释丰满，气氛蓬勃，风头一时无两。
不过，对于被称为“红色中华第一书”的《共产党宣言》来说，这样的“爆款”节奏并不罕见；在百余年前初入中国时，它就是搅风弄雨的超级热门。
搅风弄雨，也得有风雨可拨弄，而彼时的中国，说风雨如晦也并不为过。中英鸦片战争后，渐有觉悟的有识之士们奋起针砭时弊，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浪潮。
其间，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大规模学习西方的工业、军事和商业，建立起了一批新式企业和海军舰队，一度使国人振奋，充满了追赶西方、自救自强的期待。
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击碎了这样的迷梦，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变革的愿望。在文化生活领域，知识分子们积极通过报刊发表自己的言论主张，并把西方的思想引介国内。《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东渐之旅”。
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想象，《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最初并不是以“一本完整小册子”的形式进行的，更多的是只言片语的流传；最早在中国谈论《共产党宣言》的，也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还有各式各样、有着不同阶级利益和政治需要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引用，甚至不乏误读和篡改。
1899年，《万国公报》登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言的《大同学》一文。文中首次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文字，“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意即“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国际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传入中国的译文。但显然，达成这一成就的相关人士们对此并不太感冒，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文中的马克思忽而是“英人马克思也”，忽而是“德国之马克偲”，国籍信息尚且如此含糊，经手人的粗心潦草程度可见一斑。
这倒也难怪。当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传教士推介《共产党宣言》的目的更不可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迎合当时盛行的改良主义思潮，装扮一下他们真正想要传播的基督教义罢了。
同样的心态也适用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虽然在传播《共产党宣言》上也有贡献，但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也不主张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只要有需要，他们丝毫不惮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本身进行歪曲和篡改。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的重任，最终还是落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肩上，也只有他们在传播《共产党宣言》时，是真正把它作为行动指南加以践行、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诸多报刊、杂志上活跃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含了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研究，这股潮流汇合着五四运动的力量，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广泛传播。
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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