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深化國資企業改革需要從已經發生的改革中尋求經驗。1998-2007年，中國的國有企業績效大幅改善，其原因何在？改革、壟斷和行業週期哪一個因素的影響更大？IMI學術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等使用1998-2007年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對影響國有企業績效的多方面因素進行了考察，並通過因素分解來分析其相對重要性。結果表明，改革的確提升了國有企業績效，與此同時，壟斷和國有企業所處的行業的景氣週期帶來的水漲船高效應也不能否認。進一步的因素分解顯示，就國有企業生產效率而言，行業週期的影響最大，佔44.5%，壟斷次之，佔7%，改革最次，佔6.80%；就國有企業效益而言，改革的影響最大，佔19.87%，行業週期次之，佔18.85%，壟斷最次，佔4.21%。本文根據這些發現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引言
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針對一段時期以來國有企業效益改善的原因，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肯定性的觀點認為，改革改善了國有企業效益（王勇，2012；《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2012、2013）。批評性的觀點認為，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Li et al.，2012）、低要素成本（世界銀行，2012）和外部的宏觀經濟景氣提升，特別是重化工業景氣週期（張文魁，2013）帶來了國有企業效益改善。因此，爭議集中在一段時期以來國有企業績效改善的原因是什麼，是改革、壟斷抑或行業週期。
當前，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正處於關鍵時期，正確認識已經發生的改革及其成效，對深化認識改革的路徑、重點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解決存在的爭議需要機遇大規模數據樣本的實證分析，以此來準確識別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因素和具體效果。然而，以往文獻或者分析各種因素對國有企業某些績效的影響，或者探討某些因素對國有企業各種績效的影響，都沒有全面系統地考察改革、壟斷和行業週期等各種因素對國有企業各種績效的影響，也沒有系統地量化研究這些因素在影響國有企業各種績效時的相對重要性。這一方面造成了學術討論中一些各執一詞的無謂爭論，另一方面也干擾了政策制定者對國有企業進一步對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主要方向的把握。
本文詳細闡述了改革、壟斷和行業週期等各種因素對中國國有企業各種績效的影響，並量化分析了這些因素在解釋國有企業各種績效時的相對重要性，從而彌補了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總結之前的研究，從生產效率指標和財務效益指標兩個溫度度量國有企業的績效，每一維度下又分別包括四個集體制表，共計八個績效指標；同時針對當前國有企業爭論的焦點問題，提煉出了影響國有企業績效的三個主要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壟斷和行業週期，每個方面的因素又採取多個指標來反映；在迴歸分析的基礎上採用Shapley and Owen擬合優度分解（Shapley and Owen Decomposition of R-squared）方法（Huettner &Sunder，2012），將各個因素對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分解，得到了這些影響的相對大小。
實證結果現實，改革對國有企業績效提升有促進作用，壟斷和行業週期景氣對國有企業績效也有較大影響。從因素分解的結果看，對於國有企業效率的影響，改革站6.8%，壟斷佔7%，行業週期佔44.45%；對於國有企業財務業績的影響，改革佔19.87%，壟斷佔4.21%，行業週期佔18.85%。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分闡述了國有企業績效分析的理論框架，第三部分介紹了主要測量指標，第四部分給出了數據樣本與統計結果，第五部分討論了模型設定並報告了實證結果，第六部分給出了因素分解的方法與結果，第七部分是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理論框架與主要解釋變量
當前深化國資國企改革中，一個始終繞不開的問題是，如何解釋1998-2007年的國有企業績效的大幅提升。應該說，此期間同時發生了很多影響國有企業績效的重要事件。第一，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國有企業改革，大量國有企業被“關、停、並、轉”，大批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國有企業在總體經濟中的份額大幅減少，對企業領導人和員工實行多種管理上的改革與激勵機制。第二，全方位的市場化改革，對內放松管制，允許個體、私營以及多種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對外擴大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降低關稅，降低外資進入壁壘標準，增強了經濟活力，也對國有企業造成巨大競爭壓力。第三，中國經歷了一個長達十幾年的，以大規模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週期，許多深處重工業化的國有企業在這一週期中自然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可是，這些事件對國有企業績效到底有無影響以及有多大的影響？對此問題的回答，將有助於提升我們對國有企業績效改善原因的理解，同時也有助於對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新困難的先驗判斷，並對進一步的國有企業改革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為此，我們從理論上將這些影響分為改革、壟斷和行業週期三大類因素，作為主要分析對象。
2.1改革因素
過去十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主要集中在產權和管理制度兩個方面，本文主要採用三個指標來反映這兩個方面的改革。
產權：國有企業的國有產權一直被“產權論”的學著所詬病（Kornai，1992；Shleifer & Vishny，1994），並將國有企業績效差歸因於其國有產權性質及所引發的委託代理問題、政策性負擔或軟預算約束。國有股權比重越大的國有企業績效會更差（劉小玄，2003；劉小玄，2004；胡一帆等，2006；白重恩等，2006；楊記軍等，2010）。我們使用企業中的國有股權比重來刻畫產權情況。
中央企業：通常中央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如全國範圍內更多的市場準入、專營權、進口配額等優惠政策，乃至更多的政府主導的兼併重組機會等。所以，中央企業理應有更好的績效。另外，也有研究表明，中央企業的集團控股可能通過緩解委託代理問題而獲得績效改善(武常岐、錢婷，2011)。我們使用國有企業是否隸屬於中央政府的虛擬變量來體現中央企業信息。
勞動力成本：已有研究發現，國有企業傾向於僱傭更多勞動力(曾慶生、陳信元，2006)，並且支付更高的報酬(陸正飛等，2012)。但是，這種高工資與高福利到底會不會改善國有企業績效，卻沒有定論。儘管高工資和高福利能夠為國有企業員工提供更強的經濟激勵，但是如果這種激勵與企業績效的關聯度較低，特別是考慮到國有企業的工資、福利制度的市場化水平低於其他類型企業，甚至存在著工資和福利過高的現象，那麼較高的勞動力成本反而可能會損害國有企業績效。我們使用國有企業工資與福利之和與其增加值之比來測量勞動力成本。
2.2壟斷因素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對市場管制的不斷放鬆，以及中國對外開放規模與程度不斷加深，國有企業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國內外市場競爭壓力。同時，部分行業仍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市場準人限制與管制。有學者將國有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效率提升歸功於市場競爭(Li，1997)，而另外一些學者則發現市場競爭會降低各種企業的績效(Zhang et al.，2001)。最近，很多研究都將國有企業的成功歸因於其處於壟斷行業或者佔據了壟斷地位(劉小玄，2003劉瑞明、石磊2011)。我們使用行業集中度來測量國有企業所屬行業的壟斷程度，並且用企業所佔市場份額測量國有企業在其所屬行業中的市場地位，通過以上兩個變量來考察國內市場競爭對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
對外開放一方面給國有企業帶來新的市場機會，同時也帶來了更大的市場競爭壓力。我們使用四個指標測量國有企業面臨的外部競爭，分別是國有企業所在行業的進口競爭、國有企業進口比例、國有企業出口以及國有企業所在行業的外資競爭情況。
進口競爭:已有研究發現，貿易自由化對企業的效率有提升作用(餘淼傑，2010)。但是，國有企業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受到了進口產品的擠壓，市場佔有率會下降，相應的生產規模與定價能力也會下降，所以會表現出較差的績效。我們使用進口滲透率，即國有企業所在行業的產品進口額佔行業銷售額的百分比來測量進口給國有企業帶來的競爭壓力。
參與進口:有研究發現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進口行為有助於提升績效(陳勇兵等，2012)。部分國有企業也有進口行為，從邏輯上講進口對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我們使用國有企業進口額與總資產之比來測量國有企業參與進口的程度。
參與出口:部分國有企業也參與了出口。根據最新貿易理論研究的結論（Melitz，2003）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Bernard &Jensen，1999、2004；Wag-ner，2007、2011），出口企業的效率應該比非出口企業更高，但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水平反而比非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水平低(李春頂等，2009、2010;Lu，2010;Lu&Tao2010)。國有企業是否也是如此?出口對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如何?我們使用國有企業出口額佔全部銷售額之比來測量國有企業參與出口的程度。
外資企業競爭：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會有兩種不同的效應。一方面，正向的外溢效應，也就是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有助於提升本地企業的績效；另一方面，外資企業也會直接與同行業的國有企業在產品、原料、勞動力等市場中競爭，就其對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而言，會有與進口產品類似的負面效應。已有研究中，負面效應的證據較多(Aitken &Harrison，1999；蔣殿春、張宇，2008)，外資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更為負面(路江湧，2008)。我們使用國有企業所在行業外資企業的市場份額來測量國有企業面臨的外資競爭壓力。
2.3行業週期因素
由於歷史原因，國有企業大部分都分佈於重化工業，而中國過去剛好經歷了一個長達十幾年的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週期，這對於國有企業自然有利，但也意味著，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特別是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有利因素可能會變成不利因素。我們主要使用兩個指標來測量這一方面的因素。
重化工業：對於部分國有企業的良好績效表現，有學者認為是其所處的重化工業在過去一些年處於黃金髮展期，進而使其績效提升（張文魁，2013）。但是，相關文獻對重化工業的界定都比較模糊。我們主觀上將一些需要大量資本投入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的行業都界定為重化工業，並構造了重化工業虛擬變量。
產業：已有研究發現，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會造成企業生產效率的變化（王德文等，2004）。實際上，統一產業鏈上下游環節的調整也會造成企業生產效率的變化。為了測量產業的異質性，我們引入國標2位產業代碼的產業虛擬變量。
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針對關於一段時期以來國有企業績效改善原因的爭論，本文實證考察了改革、壟斷和行業週期三類因素對國有企業效率和效益兩大類績效的影響，並通過因素分解得到了三類因素影響的具體佔比情況。
迴歸結果顯示：就改革因素而言，國有股權比重低的國有企業績效更好；中央企業比地方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更高，但財務效益無顯著差異；勞動力成本低的國有企業績效更好。就壟斷因素而言，所在行業集中度高的國有企業績效更好；壟斷性國有企業績效更好；但行業進口滲透率對國有企業績效影響主要是不顯著的；進口比例高的國有企業生產效率更高，但財務效益沒有明顯差異；出口對國有企業績效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外資競爭壓力小的國有企業生產效率更高，但財務效益無顯著差異。就行業週期因素而言，重化工行業的國有企業績效更好。進一步的因素分解發現，改革、壟斷和行業週期等因素對國有企業效率及財務效益的影響程度不同。以包含了企業進口的樣本為例，按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具體為：行業週期因素分別為44.45％和18.85％；壟斷因素分別為7％和4.21％；改革因素分別為6.8％和19.87％。
為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首先，國有股權比重對企業績效普遍有負面效應，在保證關係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產業領域國有資本居於絕對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一般競爭性領域應該以盤活國有資本存量、引導社會資本投資、培育真正的市場主體為目標深化改革。在明確分類管理的基礎上，大多數領域中的國有企業要完全實現公司化和股權多元化，國有上市公司要以總體上減少股權比重為方向優化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
其次，處於壟斷性行業領域的國有企業不僅有較高的財務績效，也有較高的效率績效。我們在分析這些國有企業績效的時候，應該全面評估其來源，到底是主要來自其壟斷地位，還是由於具有某種規模經濟優勢，並據此制定相應的政策。而且，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把行業改革與企業改革相結合。
再次，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對國有企業績效有負面影響，但影響都非常小，而對外開放帶來的整體國家利益很大。應該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構建對外開放新體制，國有企業應選擇與自身優勢和能力相適應的全球化實現方式，進一步提升國際化產業整合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不斷提升國有企業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
最後，行業週期因素對國有企業1998—2007年的績效表現影響非常大，這一階段國有企業績效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在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國有企業必須把創新作為提升效率和效益的根本因素，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利潤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此外，要適應全球產業轉移的規律，利用好“一帶一路”的重大機遇，在控制好風險的前提下，加大在沿線國家的投資和市場合作。
【來源 中國金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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