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魁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文化軟實力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競爭力，決定著城市的品質和地位。城市治理所針對的城市病，有其深層的文化因素；沒有文化力的協同，城市治理難以奏效，城市治理迫切需要新的城市文化。
文化：城市治理不可忽視的軟實力
城市治理是一個系統，有著豐富的內涵。城市治理不同於城市管理的重要區別在於：其一，對象是已經患上大城市病的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其二，主體是以政府為主的多元城市主體。針對城市已經出現的種種弊端，標本兼治，是城市治理之道。
北京的大城市病，表現為交通擁堵、環境汙染、資源超載、運行不暢。其根源在於城市疊加了過多的功能，人口數量過度膨脹。因此，疏解非首都功能是醫治北京大城市病的治本之策。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北京的大城市病也和城市管理水平、能力相關，表現為不少方面存在的無序失管。而城市的無序失管又有著不可忽視的文化因素。所以，我們在全力推進疏解的進程中，必須加大針對城市亂象的整治力度，在疏解和治理聯合行動中，促進城市功能的優化和提升。疏解整治促提升是一個辯證統一的系統工程，城市治理不能僅僅治標，標本兼治，是城市治理之道；優化提升也必須包括文化的除舊立新，城市治理也是城市文化的培育過程。
凡是有人類群體性的共同體存在的地方，都離不開人們對群體利益認知的認可、認同和接受、服從，從而形成相應的政治和文化。政治，以外在的強制力為基本特徵；文化，以內生的自覺自願為基本特徵。城市治理也離不開治理的政治力和文化力。政治力與文化力，兩者作用、目標相同，都是要實現群體的步調一致、行動協同；但兩者作用方式不同，一個表現為強制性的硬，一個表現為自願性的軟；同時，兩者又可以相互配合、融合和轉化。
城市治理呼喚新的城市文化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和市場經濟在城市的興起，我們的城市開始出現一定程度的文化逆轉現象，而且這種逆向文化還正在蔓延，悄悄地銷蝕著城市的文化力。
新中國的首都曾經有過強大的文化力，無論是愛國衛生運動，還是為了城市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以及“人走燈滅”自覺的節約風尚，都彰顯出這座城市無形的凝聚力。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下雪就是無聲的命令，人人自覺上街掃雪清道的情景，集體主義溫暖著每個市民的心。但如今受個人主義影響，很多人只要個人利益合適，就不再關注社會利益，甚至不惜傷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社會輿論，很多時候對危害公共利益的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見怪不怪，熟視無睹。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文化弱化了，亟待加強。北京的城市病有著複雜的經濟社會原因，但文化力的銷蝕助推著病情的惡化，侵害著城市的免疫力。城市病的文化病灶不除，不但難以根治城市病，而且嚴重阻礙城市治理的進程。
文化力的銷蝕是城市的心病。外病好治、心病難醫。表象的城市病靠政治力就可以短期見效；而文化的城市病，則不可能藥到病除，還要靠文化力來逐步調理，並且和政治力協同。城市的文化治理，就是要破除人們已經習慣的陳規舊習，形成新的城市文化。良好的城市治理事實上都包含著文化治理的意蘊，單靠政治力是難以奏效的。
在城市治理中，拆除違建，顧名思義，是拆除違法、違章的建築。既然是違建，一出現就應該禁止，並立即追究責任。但違建現象的頑固存在，助長了法不責眾的文化無奈，使原有的文化力喪失殆盡。不重建新的城市文化，違建難除盡，捲土會重來。因此，拆除違建必須輔之以行動之前的預警、行動中的穩妥、行動後的立規，言出法隨，在治理中培育社會遵紀守法的文化。只有對違規違法的行為形成全社會的口誅筆伐，形成現代文明所不齒的社會共識，城市治理才能真正到位；唯有如此，新的城市文化才有望出現。
提高培育城市文化的自覺性
在城市治理過程中，我們必須提高培育城市文化的自覺性。城市文化，是全社會對城市功能定位、城市本質特色、城市目標願景以及城市精神認知的認同。城市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既有傳承，也有創新，更應該包括與時俱進的破除。從城市治理的視角看，城市文化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破與立。
一是破“西瓜皮”文化，立藍圖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曾批評城市治理中存在的“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算哪裡”的無為而治；提出“一張藍圖繪到底”。如今，按照這一指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已經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做出批覆。藍圖已經繪就，我們在貫徹落實過程中，就要自覺培育藍圖文化，樹立《總體規劃》權威，形成“幹到底”的社會共識和統一意志。
二是破“法不責眾”文化，立紅線文化。法不責眾現在已經成為許多人的信條，信奉“只要大家都幹，政府也沒辦法”。這種魔咒的蔓延，嚴重破壞城市的秩序。魔咒不破，城將不城。中央在對《總體規劃》的批覆中指出：“要嚴守人口總量上線、生態控制線、城市開發邊界三條紅線”。我們必須樹立北京城市不可逾越的紅線意識、底線意識，形成對首都功能的認同，培育服從意識和服務理念，自覺把紅線作為城市的緊箍咒。紅線文化，廣義上還包括不能觸犯一切法規禁令。
三是破“自私自利”文化，立公德文化。市場經濟離不開所有市場主體對公共利益的道德遵從。城市治理必須提倡公德，以公德為美。人們敬仰的英雄，都是和不怕困難、不顧自己，為人民利益英勇鬥爭的行為相聯繫。北京人更要彰顯出識大體、顧大局、懂規矩、講公德的高素質文化。
四是破“事不關己”文化，立公眾參與文化。把培育城市文化納入城市治理的過程，每一項政策出臺、每一次城市治理行動之前，儘可能事前在一定範圍內進行討論、吹風，取得多數人的認可、認同，形成共識。必須認識到，城市治理過程就是城市文化形成過程、文化力的彰顯過程。充分發揮每一個市民參與城市治理的積極性、自覺性、主動性，使每一個市民切實感受到，他們也是城市治理政策制定的參與者、決策的執行者、收益的獲得者、文化的創新者。公眾參與應該成為北京新的城市文化。
五是破“一畝三分地”文化，立協同發展文化。北京是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必須破除“一畝三分地”的自我發展意識，處理好“舍”與“得”的關係，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過程中，培育協同文化，主動引領周邊城市共同發展。
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文化是管出來的，要抓住不尊重《總體規劃》權威、違背《總體規劃》原則的案例，在追究責任、嚴肅處理的同時，深入剖析背後的文化成因，展開一事一議的教育活動，在嚴格管理中培育人們遵紀守法的自覺。
北京新的城市文化具有特殊的意義。北京沒有經過完整的工業化過程就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缺少了工業文化的洗禮。因此，工業文明是北京城市文化的天然缺陷，亟需以城市文明和生態文明追補工業文明的缺課。
（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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