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劇《國土安全》裡的角色Carrie，是一個天才般的躁鬱症患者。
由於社會對抑鬱症和躁鬱症的認知程度較低，患者能夠得到的關注和尊重並不多，甚至身邊的親人也很可能忽略他們的感受。這種無人知曉的現狀，甚至比抑鬱症和躁鬱症本身，更令患者覺得痛苦。
抑鬱症已經帶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他們中有一些是內心孤獨玲瓏的藝術家，更多的，是悄無聲息的平凡生命。
2017年2月，世界衛生組織在官網發文，稱全球有3.22億人罹患抑鬱症，約佔全球人口的4.3%，近十年來增速約18%，其中中國有5400萬患者。
儘管人們開始瞭解抑鬱症，而同屬於精神障礙性疾病的躁鬱症、躁狂症依然不為熟知。更加恐怖的是，躁鬱症、躁狂症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的比例很大，門診誤診率超過約30%，入院誤診率超過約10%。
通常上來說，精神障礙性疾病患者的生活在外界看來一切都很好，表象一片風平浪靜，精神上卻承受著不被看見的痛苦。
就像加繆在《局外人》中說：“我的靈魂與我之間的距離如此遙遠，而我的存在卻如此真實。”
2018年8月5日，藝人盧凱彤墜亡。她生前患有躁鬱症。圖為8月6日，盧凱彤家人到達公眾殮房。圖/視覺中國
01
躁鬱症，天才與魔鬼的結合體
躁鬱症，簡單來說介於抑鬱症與躁狂症之間。
比起抑鬱症徹底地內心憂鬱，躁狂症極端地興奮焦躁，躁鬱症患者的情緒轉換好比在坐過山車。
躁鬱症發作時，處於躁狂階段的患者整個人如同飄起來一樣，用上帝視角在看萬事萬物，不由自主地感嘆，“啊，我簡直是個天才。”不久之後的抑鬱階段，患者馬上陷入到極端痛苦之中，悲觀失望，感覺一切都好不起來了，甚至覺得“自己是個廢物和垃圾”。
電影《一念無明》就刻畫了這樣一個躁鬱症患者。一念無明本是佛教語，一念生萬念，彷彿每個念頭都有著希望，而無明象徵著社會上的人在精神累疾病面前迷惑的狀態，最終“念念無明”。
余文樂飾演的阿東在狹小的臥室裡，面對內心的狂風暴雨。圖/《一念無名》劇照
余文樂飾演的阿東經歷著躁鬱症康復後迴歸社會的種種困境。找工作時，他向有意僱傭的老闆坦言，得到一口回絕；深愛他的女友，難以真正理解他所遭受的疾病；在超市情緒崩潰大量吞嚥巧克力時，圍觀的群眾紛紛拿起手機拍照錄像，沒有人關心眼前的年輕人怎麼了，鄰居們看見網絡上的視頻後聯合起來驅逐他………
與他能真正彼此傾聽的，只有住處一個煩惱的小男孩，然而當阿東和小男孩在天台平靜地聊天時，所有的人都驚慌失措地把小男孩搶過來，制止他跟阿東交流，在他人看來阿東就是個“神經病”。
對於如何改變周圍環境，阿東沒有答案，只有電影結尾時和父親互相慰藉的擁抱。
阿東和他唯一的朋友。圖/《一念無名》劇照
在國內對躁鬱症還停留在認知狀態的時候，BBC紀錄片《躁鬱人生》已在引人思考一個問題：躁鬱症會不會讓人生更幸福？英國喜劇演員史蒂芬·弗萊在片中憑藉自身躁鬱症的經歷與許多有過同樣經歷的人或者家庭進行交談。
弗雷多次地拋給對談者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個按鈕，按下它，躁鬱症的所有方面都會消失，並且不會抹殺這些年的快樂，你會按下它嗎？”
大多數人因病受盡苦難，仍然不願改變這種狀態。躁鬱症的病人很享受躁狂的階段。
儘管躁鬱症是致死率最高的心理疾病，很多患者就算有機會，也不願擺脫它，包括弗雷自己。躁鬱症其實還有另一個俗稱——天才病。
躁鬱症讓嚴歌苓一直保持著靈感充沛的寫作狀態。她在保持高產的小說裡，用一雙被歲月柔和下來眼睛，冷峻慈悲地審視著小說裡的平凡生命。
嚴歌苓。圖/視覺中國
嚴歌苓在心探索的訪談中說：
“藝術和文學界很多成功者患有躁鬱症的例子。這種病能讓人亢奮，想象力驚人，天馬行空，自我膨脹，所以很易於創作，但相伴於這種亢奮則是無法平靜，常常還會失眠，會從過高的興奮點降落到低靡點，出現類似抑鬱的症狀。我從二十多歲開始受失眠和過度渴望創作的折磨，幾經崩潰。最難的時候，明明想撿起地上掉的一件東西，可就是走過來走過去懶得撿，好像連撿的力氣都沒有。”
情感體驗的深度和強度是藝術創作的一部分，在文藝界，有一串長長的躁鬱症患者自殺死亡名單。一些患者在服用治療雙相情感障礙的藥物後會失去躁狂的狀態，生活的乏味會讓迷戀躁狂時期創造力的患者選擇停藥。
但實際上，很多患者在科學的治療下，都保持著較好的工作狀態和生活質量。停藥或選擇不治療都是危險的，容易走入失控的境地，患者的生命會在情緒兩極的轉換中消耗殆盡，釀成自殺悲劇。
《國土安全》女主角Carrie是美國CIA情報官員，躁鬱症發作時她將自己所獲的情報信息貼滿了整面牆，並梳理出恐怖分子出現的重要時間線。圖/《國土安全》劇照
02
抑鬱與躁鬱，無人知曉的痛苦
魏寧格說：“疾病與孤獨相似，即使是最輕微的疾病也使人更為孤獨。”
對疾病不瞭解帶來的干擾與指責往往會將抑鬱症和躁鬱症病人進一步推向深淵。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在大學期間因抑鬱症無法參加期末考。中文系系主任在辦公室對她說：“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啊，自殺啊，我看你這樣蠻好、蠻正常的。”然後拎起診斷書，對林奕含說：“你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她在二十五歲的婚禮上說：“我失去了快樂這個能力，就像有人失去他的眼睛，然後再也拿不回來一樣 。”
“在中文系的時候，班上有遇到一些同學，他們是所謂的文青。他們簡直恨不得能得憂鬱症。他們覺得憂鬱症是一件很詩情畫意的事情。他們不知道我站在我的疾病裡，我看出去的蒼白與荒蕪。”
活在一個對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會里，林奕含寫下“世人對他人的痛苦，是缺乏想象力的”，沒有人懂得她在這句話背後經歷的無奈與絕望。
夫妻之間的相互扶持和溫暖，給了髙野幹夫（堺雅人飾）戰勝抑鬱症的勇氣。圖/《丈夫得了抑鬱症》
我們當下的認知環境，對痛苦狀態缺乏一種包容的平常心。無論是喜樂還是哀愁，都是生命呈現的樸素狀態，只是我們用趨樂避苦的心態將之區別對待了。精緻地抵禦“負能量”的人，質問著“你太悲觀”的人，急於要求“你必須開心起來”的人，也許會事與願違。
不由分說的勸導開解，是對病人真實感受的一種否定和排斥，這背後傳遞著一種站在制高點的、自以為義的對於他人痛苦的粗暴審判。人們不會質問坐在輪椅上的人：“你為什麼不站起來？”，卻會質問抑鬱症患者：“你怎麼想不開？”
抑鬱症與躁鬱症患者往往內心極為敏銳，他們並非“想不開”，病人在此忍受的實際是病理性痛苦，就如感冒發燒一樣。哪怕出於好意，喋喋不休的大道理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打擾。這個時候他們需要安靜的休養，耐心的陪伴與支持，哪怕一言不發。
抑鬱症與躁鬱症患者需要耐心的陪伴與支持。圖/《狐狸獵手》
在疾病痛苦的長期洗禮下，他們對生命的感知也許不乏通透，他們也奮力掙扎過，也努力給自己輸入積極能量、光和希望。
躁鬱症患者盧凱彤在歌裡平靜地唱著“我相信明天會更好”。海子寫下：“活在這珍貴的人間太陽強烈，水波溫柔。 ”戴安娜王妃在短暫生命中曾用自身影響力，以俯身傾聽的方式，為艾滋病患者、麻風病患者和地雷受害者帶來人道主義關懷。
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積極樂觀，抑鬱症和躁鬱症患者想要從深淵裡走出來，依然需要嚴謹的藥物治療與時間。然而，這種疾病往往又使他們難以平心靜氣、按部就班地接受藥物治療，我們常常會看到患者在治療期間因為病情反覆而中斷治療。
由於社會對抑鬱症和躁鬱症的認知程度較低，患者能夠得到的關注和尊重並不多，甚至身邊的親人也很可能忽略他們的感受。這種無人知曉的現狀，甚至比抑鬱症和躁鬱症本身，更令患者覺得痛苦。
抑鬱症和躁鬱症患者的痛苦，常常被別人忽視。
03
抑鬱也許是人類的宿命
英國心理學家比昂認為，人類存在一種渴望真實浮現和情感成長的動機。與弗洛伊德的快樂原則相悖，在比昂的理論體系中，一個人寧願趨向痛苦，是源於對事物表象下一種內在真實的渴望。
也就是說，抑鬱也許是人類的宿命。我們總會主動或被動地趨向痛苦，
《英國精神病學雜誌》的一項研究表明，人們擁有高智商的代價是可能陷入情緒障礙。我們保留著這樣的一種可能性，精神障礙性疾病是人類向無限拓展思維付出的代價。
在我們的語境中，常輕易將神經病或精神病作侮辱話語，或著用精神類疾病的名稱開玩笑。
實際上，在精神疾病中，抑鬱、焦慮、恐懼等不具攻擊性的類型佔到一大部分，真正有反社會傾向的暴力型精神分裂症、偏執型精神分裂佔很小一部分。即使這樣，最有效避免受到這一部分精神疾病者傷害的方式，也是保持尊重和理解。
多數神經官能症患者對周圍的人帶有一種負罪感，他們的情感體驗難以被真正容納。汙名化將帶給抑鬱症患者求助障礙，社會支持與及時就醫對於他們來說都不可或缺。
不由分說地將精神類疾病患者擠壓出公共環境，也許是無知與狹隘帶來的另一種不健康的社會狀態。
人類精神世界研究的背後還存在著一片未知的蒼穹，也許再多的概念，也無法解釋生命本身。在精神障礙性疾病面前，我們已有證實有效的現代醫學可以治癒。當自身或他人情緒出現異樣時，積極就醫遵囑，是對抑鬱症最負責任的方式。
我們還能做的，是對生命與未知存有一顆永恆的敬畏心，不讓誤解與冷漠，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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