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之後的冷靜:對滴滴出行功過是非的理性探討「經濟分析」

喧囂之後的冷靜:對滴滴出行功過是非的理性探討「經濟分析」

滴滴順風車,最近有點不順。在幾個月內連續出了兩樁命案後,滴滴出行高管發佈公開信表示道歉,將順風車下架。但是,社會公眾似乎並不買賬。特別是在湖畔大學同學微信群內”心疼柳青“的聊天記錄被曝光以後,大眾的憤怒被推向了更高點。一時間,滴滴的程柳,就好像過街老鼠,被人人喊打。

筆者相信,在這場轟轟烈烈的“自媒體狂歡”之後,有很多讀者會迴歸冷靜:像滴滴出行、優步、愛彼迎、途家、摩拜單車這樣的”共享經濟“企業,是不是真的一無是處?它們的出現,到底為社會帶來了更多價值,還是造成了更多成本?我們應該如何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樣的公司?針對這些問題,筆者和美國著名作家史蒂文·希爾,進行了一場有趣的對話。

喧囂之後的冷靜:對滴滴出行功過是非的理性探討「經濟分析」

史蒂文·希爾是《經濟奇點:共享經濟、創造性破壞和未來社會》的作者。他是新美國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已出版專著五部,其中包括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歐洲的承諾:為什麼歐洲道路是不安全時代最好的希望》。

我和希爾的對話,更像是一場大辯論。作為一個“假想”的辯論對手,我向希爾提出一系列為“共享經濟”科技公司辯護的理由,然後由希爾來做反駁。這場辯論的結果,誰輸誰贏,哪一方更有理,就由廣大讀者們來評判吧。

一、共享經濟公司,幫助更多人實現“自己當老闆”的夢想

去一家租車公司租一輛小車,加入像滴滴這樣的科技平臺,就可以成為自己的老闆,有靈活的工作時間,可以自由選擇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工作方式,並且讓你的車為你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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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滴滴這樣的平臺,吸引眾多司機加盟的最大賣點之一。

但是在史蒂文·希爾看來,這個所謂的賣點完全是大忽悠。

以美國共享汽車平臺,優步為例。根據優步自己公佈的研究顯示,每一年,大約有50%的優步司機離開該平臺。(當然,同時也有很多新司機選擇加入。)也就是說,優步平臺上的司機的流動率,是非常高的。如果這是一個讓很多人羨慕的“自己當老闆”的工作,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流動率呢?

事實上,很多優步司機,獲得的收入非常低。比如一項研究顯示,85%的網約車司機,他們每小時掙得收入,在最低工資水平線以下。連最低工資都沒掙到,你還好意思說自己是老闆?

加盟共享汽車平臺,成為他們的司機,更像是為這些公司打工,而非自己當老闆。如果你的出勤率不夠高,或者乘客給你的評分不夠好,那麼你可能隨時被汽車平臺解僱。連自己的工作都保不住,這算哪門子老闆?

真要細究,這些共享汽車平臺上的司機,其待遇比出租車公司的員工都不如。一家出租車公司的員工,至少還有帶薪假,有醫療保險,受勞動法保護。而這些共享平臺上的汽車司機,簡直就是現代版的“奴隸工”:他們只是在打一份臨時工,沒有醫療保險,沒有任何假期。如果發生了任何意外,全部費用都要自己承擔。

如果你有一份正經工作,在業餘和雙休日有空時開車載客,賺點外快,那麼這樣的平臺,對你來說是有價值的。但是如果你成為該平臺上的全職司機,要靠它養家餬口,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這樣的工作,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之一。

二、共享經濟公司,幫助我們有效利用那些被閒置的資源。

統計數據顯示,大部分家庭,其家用車大部分時間,都是停在自己家裡的車庫,或者小區/單位的停車場裡。很多家庭的房間,大部分時間都是閒置,並沒有人住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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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共享經濟科技平臺的賣點,就是通過科技手段,把閒置的資源和需要的人群連接起來,然後讓閒置的資源升值,讓有需要的人群獲得服務。

但是在史蒂文·希爾看來,這又是一個帶有很強欺騙性的營銷技倆。背後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任何產品的使用,都是有損耗的。

比如我們每天開車上下班。雖然大部分時間,車被停在車庫裡。但是這樣的使用頻率,可以讓我們的家用車持續使用二十年,甚至更長。但是,如果我們把這輛車當作出租車使用,每天十幾個小時不停開,那麼很可能開了十年,甚至更短,這車就不能用了。換句話說,很多人極大的低估了共享經濟中拿出來共享的產品的使用成本(折舊)。

其次,在共享經濟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和成本,那就是交易成本。

共享平臺做的事,是通過科技手段,迅速找到買家(有需求的消費者)和賣家(有閒置資源的供給方),進行配對,並促成交易。問題在於,越是快速的匹配,其產生的隱性成本也越高。

舉例來說,如何保證打車的乘客,其打車過程是安全的?如何保證房客對於租房愛護有加,不在短租的房子裡亂塗亂畫?如何保證短租的房子安全,租房的客人不會發生意外受傷?

所有這些問題,在傳統的經濟體系中(比如酒店,出租車公司等),都是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監管的。雖然監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效率,但為了保證服務的質量和安全,這種監管是必要的。而這些新興的科技企業,通過新方法連接供給和需求時,恰恰逃過了監管。對於用戶來說,這些都是一開始大家沒有意識到的隱性成本。

三、共享經濟解決了“打車難”問題。

在像滴滴這樣科技公司誕生以前,很多城市都存在“打車難”的問題。經常去北京的朋友,可能深有體會。僅僅是在幾年前,在北京想要打車,特別是在下雨天,或者早晚高峰打車,那簡直就是一個“噩夢”。

但是現在,消費者只要拿出手機,輕輕點幾下,很快就能解決自己的出行需求。這難道不是共享經濟科技企業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好處麼?

史蒂文·希爾:這個理由有一定道理。當一個城市中出租車數量不夠的時候,打車軟件確實解決了很多人的出行需求。但現在的問題,是情況發生逆轉。出租車的數量,一下子從不夠,變成了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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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加利福尼亞的舊金山為例。舊金山的人口,大約有80萬左右,算得上一個中型城市。原來該城市中,大約有1,800輛出租車。現在,該城市中的優步和來福網約車,有9,000輛左右。也就是說,網約車的數量,是出租車的5倍。因此該城市中出租車的供需情況,一下子從供不應求,變成了供過於求。

美國紐約的一項研究顯示,平均來講,大約有40%的網約車在路上開空車,因為他們找不到任何乘客。

供過於求的情況,帶來了很多弊端。首先,司機們需要花更長的時間開空車,才能載到乘客。其次,馬路上的車更多,因此交通更加擁擠,也帶來了更多的汙染。最後,司機們的收入,也因此大減。但是對於優步這樣的網約車平臺來說,他們卻樂見其成。因為對他們來說,司機開空車,以及馬路更擁擠造成的成本,他們無需承擔,而他們可以繼續從每一單行程中抽取佣金,賺到更多的收入。

一個更加長期的成本,比較不容易為大家理解。目前的很多共享汽車平臺,為了鼓勵大家坐出租車出行,都會給與乘客一定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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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有一陣子滴滴出行和美團打車大打價格戰,每一單補貼十幾元到幾十元不等。因此很多時候,即使我不需要打車出行,在價格補貼的刺激下,也會選擇通過APP叫車。但問題在於,這種靠價格補貼,打壓競爭對手的策略,顯然不是長久之計。等到其中一家把競爭對手打跑了以後,他們就可以一家獨大,通過壟斷地位來提高從司機那裡的抽成,或者提高出行價格,從乘客和司機那裡把以前補貼的費用賺回來。在這個過程中,消費者們享受了短暫的好處,卻要在以後付出長期的成本,很難說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簡而言之,共享經濟公司,為大家解決了一個問題(打車難),但是,他們也同時帶來了其他問題(交通擁擠,司機跑空車)。很多人可能只看到了前面的好處,而忽略了後面的成本。

四、“共享經濟”公司為人們創造了新的工作,帶來了更多經濟收入。

在史蒂文·希爾的著作,《經濟奇點:共享經濟、創造性破壞和未來社會》中,他提到一個真實的例子,值得我們思考。

這個例子的主人公,叫做拉爾森。拉爾森先生原來是一名攝影記者。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他工作的報社裁員,拉爾森不幸失業。自從那以後,拉爾森先生的生活就變得艱難起來。他通過愛彼迎把自己家裡的一間房間出租,為了方便客人,他自己只能去住家附近的健身房洗澡。他成為來福網約車(Lyft)的司機,但是做那份工作,讓他非常沮喪,而且收入也不高。

我向希爾提到,拉爾森先生確實非常不幸,但我們把他的不幸,歸咎於這些科技公司,是否有失公允?這是因為:

首先,沒有人逼拉爾森去做網約車司機。如果他不開心,可以選擇不做司機。什麼時候他找到了讓自己滿意的工作,可以隨時選擇退出,去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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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些共享經濟科技公司,至少為拉爾森提供了一些額外收入。正所謂“聊勝於無”。雖然這些租房和租車的收入不高,但是至少比沒有來的好一些。

希爾的看法是,如果你喜歡把自己的房間租出去,或者去做一個網約車司機,確實沒有人會限制你的自由。問題在於,這些所謂的收入,要麼是基於很爛的工作,要麼給你生活帶來極大不便,甚至讓你喪失自己的尊嚴(比如要犧牲自己的隱私,把房間租出去)。

這些科技公司,明明知道司機拿到手的收入,還不到最低工資,但是他們還鼓勵和追求這種行為,因此是不對的。他們應該把網約車司機當作正常的員工對待,至少支付最低工資,並遵守勞動法,給僱員最基本的福利(比如交四金,醫療保險,帶薪假等等),這才像話。

五、科技創新沒有錯,社會問題不能怪科技公司。

這個理由,也經常被科技企業援引。我們只是提供了一種新的手段,幫助大家以更低的成本獲得更優質的服務。但是把社會中存在的那些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工人失業,怪罪到科技公司的身上,有失公允。如果你對社會不公有很大意見,你應該去向政府抱怨,而不是把怒氣撒在我們科技公司身上。

希爾的看法是,科技公司和政府都應該負責。

舉例來說,好幾年以前,當亞馬遜網上書店開始興起的時候,亞馬遜公司遊說美國政府,提出我們在網上賣書,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是一種科技革新。因此,在網上賣書,不需要上繳10%左右的銷售稅。

問題在於,所有在線下賣書的書店,他們都需要繳納銷售稅。因此,如果從網上買書,消費者一下子就可以獲得至少10%的價格折扣。再加上亞馬遜背後的資本,通過“掠奪性定價”人為補貼各種購書行為,線下的那些書店,在短短几年內被打的落花流水,紛紛關門倒閉。後來,美國不同的州逐漸“醒悟”過來,相繼開始向亞馬遜徵收銷售稅。但是對於很多線下書店來說,這個立法來的太晚了。

所以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對這些新興的科技公司,推出適用的立法,將他們置於監管之下,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在歐洲很多國家,政府都對優步網約車進行立法監管,對他們招募的汽車司機有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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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紐約,最近通過立法,決定暫停給優步這樣的網約車平臺頒發更多的網約車執照一年。也就是說,城市的管理者認定馬路上已經有足夠多的網約車,因此限制更多的私家車和司機進入該市場。在美國和歐洲,對於愛彼迎這樣的“房間分享”平臺,也推出各種立法規定,限制過多的民宅被用於短期出租。

因此,共享經濟催生出的科技新貴,應該和政府合作,分享那些有價值的消費數據和信息,然後幫助政府制定出更加合理和公平的法律,才符合更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策略。

總結

和希爾先生的對話,讓我思考良多。

過去十年以來,和大多數讀者一樣,我對各種科技企業的破殼而出感到非常欣喜和興奮。如今的我們,輕輕用手指在手機上劃兩下,就能輕鬆解決我們每天的衣食住行。在中國的大城市裡,帶一個手機,就能”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們每個人生活的便捷程度,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科技企業,在這方面功不可沒。

但是,在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的背後,也同時伴生著激烈的競爭。到最後,在這些競爭中勝出的,往往是那些最具有狼性,最具有侵略性的倖存者。這些公司最擅長的,往往是在成百上千的競爭者中,以最快的速度達到最大化的擴張,並踩著別人的屍體登上勝利者的寶座。

在商場中,這樣的競爭基因固然能夠幫助科技企業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蹟,成就一個又一個”獨角獸“,甚至完成”彎道超車“。但如此”野蠻生長“的叢林生存模式,也帶來了很多弊端。一個可怕的伴生品,就是對於法律、道德、甚至是人的生命的漠視。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滴滴順風車乘客遇害事件“。在該事件被各大媒體報道以後,滴滴出行的高管發表了公開道歉。言之鑿鑿,痛哭流涕,後悔萬分。

問題在於,科技企業”野蠻生長“的背後,有強大的資本推動。資本的追求目標,是短期的高額回報。只要這個關鍵的經濟動機還存在,那麼我們就很難指望這些公司良心發現,主動放棄追逐利潤去做愛心大使。

因此,我們看到的更普遍的模式,是:野蠻擴張--》遭遇挫折--》誠懇道歉--》避避風頭--》悄悄迴歸。只有深深懂得這套叢林法則的猛獸,才能活的更久,成為一方的霸主。現在的道歉,為的是未來的,更強勢的崛起。

在這樣的環境下,強化政府監管,完善叢林中的競爭規則,就顯得尤為重要。

科技革新,是一個好事。很多科技企業,其創立的初衷也是非常高尚。但追求革新的科技企業,只有和政府緊密合作,發揚”公平競爭“的精神,時刻記得回饋社會,才能讓更多的人受惠,最終達到大家的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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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Hill (Author): How did Uber and others screw th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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