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清樣》—撰文 | 文一刀
上週日，從嚴重感冒的睏倦中醒來已過中午。吃飯的時候，母親突然說要提供一個重大新聞素材給我，她是一個從不上網、不用微信、常聽廣播、電視只看cctv2的老太太，生活的主要內容除了做飯、擺弄花卉之外就是一遍一遍地催我早睡和勸阻我寫那些她想象與記憶當中會認為“危險”的文章，雖然我所寫的她其實一篇也沒有看過。
因此，在那樣一個陰晴不定的週末，母親說要提供一個寫作線索，這種反其道而行之地舉動便讓她顯得很糾結。另外，也實在很難將我的注意力從飯碟之間吸引過去，我只是有一聲沒一聲地聽著。
“是我昨天晚上（週六）聽的廣播，你成天講究寫這寫那的，這麼大的事情可又都不知道”，母親說，“你不是會在網上把播放過的節目再找出來麼，你就找一下我說的這個，好好聽一下，咋還會有這種事情。”
我已經吃完了午飯，剛剛收拾完桌子，但依然渾身無力。我說，行，一邊狠狠擦著感冒帶來的擾人的鼻涕，但其實心想：“那爛慫廣播除了賣假藥的就是看誰知道啥病的，倒有啥聽的，又能有啥重要內容，先緩一哈再說”。
兩天後母親問聽了沒有，我說再緩一哈，然後就緩到了週末。終於聽完那期節目回放之後，我震驚又慚愧：震驚的是某些人簡直膽大包天竟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就要一意孤行非幹不可，慚愧的是自己整天跟真的一樣關心這事、那事但卻不知道此事，慚愧之後又是震驚，這回震驚的是那些鐵了心非幹不可的人在此事上的鴕鳥政策之頑固，已經一年半了但在非幹不可方面的嚴密與沉默下，儘管眾多專家學者呼籲卻仍然知之者不多。原來鴕鳥政策也如同感冒病毒一樣不斷進化，慢慢就有了耐藥性。
母親說的節目是西安交通旅遊廣播的《人在職場》，9月1日晚播出的那一期內容是有關西安碑林擴建中涉及的一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原本是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但在無知者無畏的思維主導下卻成為了焦點問題、核心問題，這是西安近年來頻頻出現的簡單問題複雜化、世上本無事但因無知而生事再因無畏而推上頭條現象的又一範例。
具體到這次西安碑林擴建涉及的問題就是：由114石碑石組群構成的《開成石經》與單體《石臺孝經》是930年前碑林建立至今未有移動，宋代碑林建立以及以後歷代修葺都是圍繞《開成石經》和《石臺孝經》的最初定位展開。這兩種在原址守望近千年的碑石不僅是碑林的建立根基也是西安古都遺址的文脈見證，既是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又是文物法中明確要求不可移動之國寶，它們與碑林博物館的擴建本可以各不相干、不發生交集，因為擴大博物館範圍並無必要將法定不可移動之國寶連根拔起，然後再搬移至同院內的另一地點，這樣的計劃除了勞民傷財之外再看不出有什麼明顯邏輯，而這種搬移計劃對文物的損毀、城市文脈的剷除、文化遺產的傷害則更比勞民傷財的問題嚴重許多。在這樣顯而易見的優劣取捨中，為何卻要推選在擴建中將其逆天搬移的計劃？到底是誰在給這種視民族歷史、文化遺產、傳統依循為糞土的“無畏”計劃壯膽、撐腰、謀劃？其居心到底是什麼？
在尋找這些問題答案之前有必要重溫那些有關敬畏之心的探討。《菜根譚》裡的描述是這樣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懼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於一時，畏史官於後世。”
對天理人倫世界萬物懷有最基本的敬畏之心，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素養。所謂常懷敬畏心，就是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一個沒有敬畏之心的人，必然會沒有信仰，也必定會失去最基本的三觀。他們會為了眼前的小利，往往會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非幹不可，但最終都會吞下自釀的苦果。
那位“崑山龍哥”但凡有一點敬畏之心，就不會面對老實人的一忍再忍而無法無天地一逼再逼，最終不僅落得慘死街頭還迎來數以億計的唾罵。
敬畏之心會提醒人去尊重生命、法律、道德、傳統，並做到知方圓、守規矩，人無論多牛逼的人，做事做人的過程中總要怕點什麼，自認為富可敵國的劉強東滿以為沒有抹不平的事，可到了美國一瞬間就穿上囚服；
滴滴坐擁千億級資本擁躉，一度“打遍天下無敵手”，一路出事一路擺平。但俗話說得好“舉頭三尺有神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大廈說塌立刻就塌，面對檢查組進駐公司，其創始人程維這才領悟到：“滴滴運營如此大規模的移動出行業務，缺乏經驗和參照，沒有足夠的敬畏之心、警惕之心，喪失了安全紅線和底線的意識，社交出行的引入也偏離了綠色共享出行的初心”。
程維的領悟進一步引出另一個道理：沒有了敬畏之心，時間久了次數多了，就會失去無論是人還是事那本來的初心。對照這個道理我們再來反觀碑林擴建中那“大無畏”的搬移國寶計劃。
2017年初，陝西、西安提出碑林擴建項目，截至目前最新的一次公開信息顯示該項目佔地42.15畝，概算26.37億元。我們必須承認，這個項目的初心很好，對此也應予以支持。畢竟西安碑林博物館經歷代收集至今已經收藏有石刻文物4000多方，數量為全國之最，藏品時代系列完整，時間跨度達2000多年，但由於面積限制，目前只展示了1000餘方。
早在2007年西安碑林建立920週年之時，為解決碑林藏品多、展室小、保存條件差的問題，國家文物局就批覆了“西安碑林發展整體規劃”。按照規劃，西安碑林博物館佔地面積將擴大到100畝，向東到達柏樹林街，向北到達東木頭市街，向西到達安居巷，成為世界上最為壯觀的書法碑刻集中地。但由於政策、資金等種種原因，該藍圖一直未能實施。碑林擴建終能提上日程不僅是圓夢更是可以讓更多館藏得以展示於世，這樣的初心理應認可。
然而，這樣美好的初心在推進過程中卻與一種急躁的“大無畏”精神鬼使神差地融合起來，制定的實施計劃中便立刻出現一個致命敗筆。2017年秋，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四位資深專家瞭解到，碑林擴建改造項目的重中之重竟然是要將唐代《開成石經》北移，即搬離其原來的位置。2018年1月25日，他們看到《西安碑林博物館文化項目簡報》第21期，確切瞭解到《開成石經》搬遷確實已經在實施設計中。這樣的大膽計劃頓時驚得眾人目瞪口呆，並在國內文化界引發尖銳爭議。
為什麼說這一計劃中的舉措實在是大膽、膽大，有關專家諫言、撰文與分析中闡明事實表明，其膽大之一在於：這種搬移違法。
1961年，西安碑林列入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刻及其他類國家編號第一號）。1992年4月20日，陝政發[1992]35號文件公佈西安碑林保護範圍，其重點保護區為：碑林7個展室和碑亭。
文物保護法第二章《不可移動文物》第二十條規定：“建設工程選址，應當儘可能避開不可移動文物；因特殊情況不能避開的，對文物保護單位應當儘可能實施原址保護……”第二十六條規定：“使用不可移動文物，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負責保護建築物及其附屬文物的安全，不得損毀、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動文物。”
因此專家們認為，對照法條要求，搬動《開成石經》是破壞《開成石經》與附屬古建的依存關係，是對歷史文化遺產傳承形成歷史的不尊重，實質上是違反文物保護法、破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行為。
膽大之二是這樣的搬移計劃破了九百多年的因襲與傳承。 《開成石經》 開始刊刻於公元 833 年，開成二年即公元 837 年完工，歷經四年，共 114 石、 160 卷、 65 萬 252 字，刊刻儒家經書十二部 —— 《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除書題、篇題用隸書外，正文在經鄭覃等校勘後，全部用唐代通行的標準楷書書寫。有人將石經文字與《幹祿字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一些標準字書正體字校核，發現唐石經各經所用的非正體字只佔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可見當時校勘鐫刻工作之謹嚴，顯現出唐石經在正字工作中的成就。其文本也表現出上承古本、還歸原典的趨向。 《開成石經》 是中國古代保存最完整的儒家刻經，堪稱中華文化的原典，故而才能位列全國重點保護文物石刻類的NO1。
2018年3月9日，參加兩會小組討論的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會長、陝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趙季平對此稱，《開成石經》的精心陳列奠定了今天西安碑林的核心格局，其本體、陳設格局及其與附屬歷史建築的原境依存關係，是西安碑林的最為核心的歷史與文化內涵，是遺址類博物館的“遺址”標誌，是西安碑林千年來最重要的記憶載體。所以碑林擴建過程中應儘量保持《開成石經》和《石臺孝經》的原址原貌。
但直至9月1日，諫言反對搬遷的兩位專家在廣播訪談中稱依然未見任何變更動遷《開成石經》計劃的消息，不僅如此，專家稱每次專家論證或徵求意見均將反對搬遷者排除在外，更有領導公開要求將反對搬遷的專家予以孤立，這些跡象都反映出有關方面欲借碑林擴建之際動遷《開成石經》之意圖的堅定。
這樣一處規模巨大的國寶，除了在唐朝末期面對戰亂為求保護而經三次遷徙，從北宋徽宗崇寧二年起至今已經有915年沒有哪朝哪代哪人再敢冒然而動，而如今的碑林博物館怎敢僅僅因擴建就要對其進行動遷，此種計劃早已將敬畏之心拋到了九霄雲外。
膽大之三是罔顧現實。《開成石經》是極其重要與特殊的碑石組群，其大規模的搬遷，與移動幾件單體碑石難度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除了114塊碑石要環環相扣，絕對對齊（因為其中有幾十塊碑石已經斷損為兩塊甚至更多，甚或有所殘缺），而且因為規模大，還要幾乎做到無縫對接，搬遷移動以及重新安放中，難免要對石經上的文字造成一定的損傷。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末，山西、陝西、河南遭遇大地震，開成經碑在地震中曾折斷四十石，直到1588年才對經碑進行全面修葺補刻，開成石經的移動不僅技術難度大而且還要許多難以預見的不確定性。
反對移動的專家們在諫言中這樣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一章《總則》第九條規定：“基本建設、旅遊發展必須遵守文物保護工作的方針，其活動不得對文物造成損害。”如果發生石經上文字的磕損，即使是幾個字十幾個字，我們也無顏向子孫後世交代。
因移動而損毀碑石的先例很多：1907年，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從西安西郊移往碑林時，左面碑側最下“華”字被損。 30 年代，記載宋代搬遷《開成石經》史實的宋《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在碑林大修中斷為數片。 1956 年，明末斷為兩截的東漢名作《曹全碑》，在搬遷到西安碑林的時候磕損了 “ 老 ”“ 離 ” 兩個字。 90 年代中期，隋代《李和石棺》棺底就是在從東院向西院搬動的過程中斷為兩截的。
單體碑石尚且如此，114塊環環相扣且曾經遭受大地震後又修復的連體系列碑石的移動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到底有沒有成熟的相關技術還不得而知。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虞萬里因此發出疑問稱：“我們在搬遷移動過程中，能否保證其完好無損——哪怕是一字一角！原本已斷裂的經碑如何移徙，如何保證其原樣？”
冒然推進開成石經的搬遷計劃之膽大包天、毫無敬畏由此可見一斑。
膽大之四在於這樣的計劃是毫無必要而為之的舉措。移動開成石經目前已有的理由主要是兩個：一說是為了陳列效果，即“通過現代化展陳手段更好地闡釋石經所承載的儒家文化”，以“充分體現開成石經的宏大、輝煌”。
對此，虞萬里在其文章中稱：“現今的建築雖嫌簡陋，但卻與千年之碑共同承載著更厚重的歷史滄桑感”。
北京大學教授辛德勇則撰文稱：“從北宋徽宗崇寧二年起，到現在，九百一十五年了，它一直在現在的位置，已經成為西安城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地理座標，無論如何，也不應再搬動它了。隋大興城、唐長安城，是世界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大都市，但到現在，能夠體現其空間位置且還一直帶有生命的標誌性遺存，只有這《石臺孝經》和《開成石經》了。為了保存並延續這份歷史的記憶，它一動也不能動。
“碑林博物館”給我們展現的是歷史，而歷史本來就是那個樣子，它絕不會像我們生活的“新時代”一樣富麗堂皇。讓《開成石經》和《石臺孝經》等舊有的陳列和建築一如其舊，不僅是對歷史文化最合理、最有效的保護和利用，也只有這樣，才能反襯出“新時代”的輝煌。”
碑林博物館的四位持反對意見專家分析稱：“930年前，開成石經搬遷、陳列是極為慎重、極為周詳的一個系統工程，今天看來，它的佈局依然十分嚴謹合理、參觀路線相當通達順暢，一點兒也沒有過時。並無搬遷必要。而其他展室（如第二展室）碑石密集，適當舒朗調整是有益的。至於採光一般，改進極為容易，如2017年秋完成的同樣是民國建第五展室如今照明效果就非常好。並且，在古建中創造良好的展陳與參觀環境，在國內博物館已有成功探索的範例，如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
碑林有很多碑石墓誌過去因為陳列面積不夠，沒有辦法陳列。所以碑林北擴有充足的文物準備和許多主題可以填充。如建立專門的碑帖藝術館、墓誌陳列館、中國書法源流館等等。保持《開成石經》現狀，絕不會妨礙西安碑林擴建改造項目，相反，在做出我們這一代人的貢獻的同時，還可以表現出我們對碑林文化遺產的深刻理解與尊重。”
移動開成石經的另外一個理由是說為了實現更好的抗震保護。但從西安碑林博物館副研究員楊兵公開的82年前梁思成為《開成石經》精心設計的防震保護方案來看，當時採用的“鋼筋混凝土加樑柱”的保護方案已臻完備。
這項加固方案的具體做法，首先是用鋼板夾於碑石上端，然後在其上加鋼筋水泥橫樑，六或三塊碑石之間加一鋼筋水泥立柱。經過這樣加固的114塊《開成石經》，就連成一個整體，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動中分散造成的損傷。在此基礎上，為了進一步增加《開成石經》整體的穩定性，還將114石分為四段，並將其中兩段最長的石經設計成直拐角佇立，如支撐腿一般。同時，還在碑身與碑座之間以水泥粘合。這些防震保護措施，在現碑林《開成石經》陳列室依然可以一覽無餘。
從1936年至今，陝西境內共發生9次地震，受到外省地震波及的有2008年汶川的8.3級地震、2017年的九寨溝7.0級地震等8次地震。但一直沿用1936年防震措施的《開成石經》毫髮未損，依然穩固。這充分證明了梁思成設計的防震方案是有效的、是經得住時間和歷史的檢驗的。
大致梳理完相關分析，我隨之產生了一個疑惑：這項針對開成石經的搬移計劃到底是在踐行碑林擴建之原本初心，還是通過實施一種毫無必要、在重複中勞民傷財的“拉鍊式工程”去對國寶級文化遺產進行建設性破壞？
近期的一則報道顯示：“8月26日，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一行二人到西安碑林博物館調研西安碑林博物館改擴建工程進展情況。省文物局局長羅文利、副局長賈強，西安碑林博物館全體館領導，省文化遺產研究院、省文物保護研究院相關專家陪同調研”。
“座談會上，西安碑林博物館彙報了改擴建工程設計方案，宋新潮對碑林改擴建工程作出具體指示：改擴建工程是為了更好地解讀碑林，不能簡單理解為擴大館區，方案設計要優先滿足功能需求，要考慮與碑林院落整體銜接;要準確定位博物館與城市的關係，把握新建館區與碑林的主次，以碑林為主，弱化新建館區建築形制，突出碑林文化地標，將新建館區作為碑林的補充和完善;展陳設計要圍繞文字、碑刻、石刻藝術及墓誌等展開，挖掘、解讀文物背後的故事，運用立體展陳方式彌補碑林原有展陳的不足;西安碑林博物館應組織專家充分論證設計方案，達成一致意見，儘快上報業務主管部門和相關職能部門”。
但蹊蹺的是，很快這則報道便以另一種縮水版的面目重新呈現，原先座談會中有關碑林擴建主次關係的許多重要內容不見了，僅顯示為：“宋新潮指出，西安碑林博物館改擴建等重點博物館建設項目充分體現了陝西省委省政府對文博事業的重視和關心。他要求，陝西文物工作者要抓住這一重要機遇，準確定位博物館與城市的關係，要圍繞文字、碑刻、石刻藝術和墓誌等做好展陳設計，挖掘、解讀文物背後的故事，運用立體展陳方式彌補碑林原有展陳的不足，以功能需求為重點，推動項目建設”。
而刪減掉的內容正是國家文保部門對碑林擴建涉及核心問題的相關指示，國家文物局在具體指示中明確要求：在新建館區與碑林的主次關係上，應該以碑林為主，將新建館區作為碑林的補充和完善。
若以這般的具體指示為綱，那麼將鎮館之寶、城市文化之芯的開成石經從原來所在位置搬移，甚至是挪至新建館區，則就完全成為一個主次倒置的計劃。這樣的計劃背後到底是何種真實居心，為何對國家文物局指示遮遮掩掩、涉嫌欺上瞞下，這些舉動背後的動機實在是值得深入調查。
演員吳鎮宇在一次採訪中說：“我曾經因為工作的關係去過幾次西安，西安是我最喜歡的內地城市。我喜歡那裡的古城，保存完好的城牆，在不停建造的現代城市中，這是很難得的。”
他說自己匆匆地去過很多城市，但覺得早上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在上海和深圳醒來對自己來說並沒有特別的不同：“在這些地方，你隨時打開窗，目光所及無非是一棟接一棟密佈的高樓，而西安這樣的城市卻能讓人感覺到文化，感覺到厚重的歷史。吳鎮宇說，這些特質讓它們變得和其他的城市不一樣”。
相信西安吸引吳鎮宇之處也是每年吸引來數以億計遊客的東西，坦率的說，在現代化進程方面多年來乏善可陳的西安如果再不珍惜僅存的這些文化與歷史，不將這些遺產保護好，那可真就淪落到一無是處的地步了。在此應該慶幸還有那些勇於堅守自己職業底線的專家，他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只因其 靈魂不下跪，職業精神不會彎。
而保護文化與歷史的最重要的就是保留好城市的記憶、保護好城市的歷史真實 ，我們首先必須尊重城市歷史 ，無權對它們任意宰割 ，無權借建設之名去掏空城市那些豐厚的積澱與閱歷，即便最終能將其變成亮閃閃但 “腹內空空 ”的暴發戶又能如何呢 ，新誕生的不過是一個失憶之城而已。況且，如今西安所做的距離那亮閃閃的暴發戶還有十萬八千里。
城市歷史與城市記憶是通過種種載體而呈現、流傳的，歷史常常存在於實物之中，歷史物品的價值是一種精神 ，一種美，這種美往往與它的沉默 、斑駁和殘破同在 ，時間的神奇之處就在於它會把它深遠的歷史內容無形地注入進去 ，同時將潛在其間的特有的時代美與文化精神昇華出來 。因此，讓已經在原地守望了九百多年的開成石經繼續守望著西安吧，不要令其已經915年未動的命運，意外地被某種愚蠢卻又因無知無畏而異常強大的力量彎折了。
如果真有人這樣做了 ，一旦瞭解實情的人們會一邊茫茫然無所憑藉 ，一邊罵那些實施者無知與野蠻 ，再通俗點兒說，這樣做的人是會遭報應的。——《調查清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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