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值上海社會科學院六十週年院慶之際，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應邀前來發表了題為“香港在國家全面改革開放中的持續作用”的演講。演講會由上海社科院院長張道根研究員主持，多位專家、學者和梁振英先生進行了互動。
梁振英先生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的成就與“攻堅闖關”的精神分不開。而香港也將以粵港澳為契機，在科研等各方面與內地加強合作，為改革發展做出貢獻。
依然需要持續攻堅闖關的精神
今年恰逢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作為見證人和參與者，梁振英先生總結過去四十年國家取得偉大成就的精神元素，他個人深切體會到的是“攻堅闖關是第一位的”。
他回憶說，內地政府最初公開招標，是出讓位於上海虹橋經濟開發區的一個地塊。1988年3月22日標書所稱這塊土地的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有償出讓之後也允許有償轉讓，比如說地產商通過政府出讓這個土地使用權，在上面建大樓，這個大樓整個或者是一套一套、一層一層再賣出去，就是轉讓。當時上海在整個中國內地範圍內率先出讓土地使用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賣地。通過這次賣地，啟動了全國的土地改革和相關的住房制度改革。
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改革成功的意義體現在什麼地方？梁振英認為，不僅是城市建設，而且從民生這個層面來說，基本上解決了上海人民和國家其他城市人民長期存在的住房困難問題。這個成就是巨大的。我們國家600多個城市的城市化、城市建設的規模和速度是人類歷史沒有的。老百姓的住房條件、工作環境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十分成功。當時則需要在土地政策上比較敏感方面的突破。其固有的做法是什麼呢？就是土地國家所有、劃撥，不能流通。要改變這個做法，就需要攻堅闖關的精神。將來推進全面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依然需要持續攻堅闖關的精神。
攻堅闖關的精神動力從哪裡來？梁振英的理解就是曾經的貧窮落後，包括當時老百姓住房條件很差，由於這種貧窮落後就把經濟發展和民生需要的巨大壓力轉化成為了改革強大的動力。而現在已經總體小康，很快就要實現全面小康，經濟發展和民生壓力比過去小多了，也因此我們沒有了來自這些壓力的動力。也因此，我們要完成全面改革開放，必須有新的動力來推動改革。他認為我們應該通過不斷的開放，以開放倒逼改革。
香港的經驗和教訓
談起房地產市場管理，梁振英回憶說，上海1988年成為中國第一個賣地的城市後，還拿了另外一個第一——率先印發了《全市房地產市場報告》。市場經濟就是信息經濟，房地產市場走的路線就是市場經濟的路線，因此所有關於房地產的市場信息必須及時、全面、準確，最重要的是公開。
而現在房地產市場管理上出了一些問題，就是在一些基本概念上還沒有完全搞清楚，如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層面，對“空置率”這三個字就有不同的理解。
梁振英強調，空置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據。房地產價格漲得快有兩種主要的可能：一個就是炒賣嚴重，需求中相當一部分是在炒賣，有些說不是炒賣是投資，總之不是自己用。另外一種就是基本上沒有炒賣或者投資的需求，但相對於需求來說不足。這兩種可能，可以用一個什麼來分辨呢？就是空置率。要是一個市場價格漲得很快，同時相當比例的房子是空置的，這個就說明炒賣比較嚴重；要是價格上漲得快，同時幾乎沒有空置的房子，這就是供應不足造成的。這兩種不同情況要用兩種不同的應對辦法來處理，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準確、及時、全面、公開的數據。
梁振英自己在調研中發現：內地到今天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如過去空置率的概念就是地產商有100套房子、全賣完了，空置率就是0。但正確的概念是凌晨臨時去做一個普查，假設全市有100套房子，有5套是空置的，那空置率是5%，而不是0。任何一個城市空置的房子都是對資源的浪費。香港樓市的空置率長期在3%左右，海外一些效率更高城市可以做到百分之零點幾。
要是某地長期以來空置率在10%的水平，而市場的正常運作在3%，那麼這多出來的7%的房子就完全是浪費，這是很大的一筆資源。在海外比較成熟的社會、比較成熟的房地產市場，大概每年的需求只需當年總存量的2%就可以滿足新增需求。
其他的社會管理方面，包括社會安全問題、外貿、中國產品走出去等，香港都有可以提供經驗和教訓的地方。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科研聯絡者
梁振英提出了一個問題：今天內地已經發展到了這個水平，那麼作為香港可以為國家的全面改革開放做些什麼？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朋友會想到的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旅遊中心，所能為國家做的貢獻。但梁振英認為，不能忽略了科研聯絡方面的貢獻。
他介紹了一個推進與瑞典科研合作的案例：瑞典是一個並不是很大的國家，但有一個高端的卡羅琳醫學院。這個醫學院有200年的歷史，它是一個教學和研究單位，是瑞典的公立醫學大學，也做科研。卡羅琳醫學院的教授們每年組成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的一個評審單位，來評定當年這個獎項的得主。卡羅琳醫學院200年來從未離開過瑞典辦學，大概五年前，他們設想是不是也可以到國外設立一個學院？新加坡曾和其聯繫過，還提供了建設圖紙。卡羅琳醫學院的代表也曾去北京、上海、山東訪問，探討和中國內地合作的機會，但一直拿不定主意。梁振英做特首的時候帶領一個考察團造訪了這個醫學院，就提出說，“和新加坡比，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大，新加坡小，這是中國的優勢。比起新加坡，我們有一國之利，比起中國內地其他城市，我們有兩制制度之便”。
梁振英說：“所以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和卡羅琳談，很快就定調了。瑞典教育大臣簽字之後，就允許其到香港設立200年曆史中第一個在瑞典國外的實驗室，做的是幹細胞研究。具體研究項目是如何利用一個成年人的血液提取幹細胞，利用這個幹細胞做人體器官的修補工作。集中做三種器官，心臟是其中一個”。
目前其在香港設立的這個實驗室，已經研發出用人正常的血液配置的幹細胞，研發出一公分長的心臟肌肉，已經可以自主跳動。雖然科研探索的這條路還很長，但他們在這個領域選擇了香港，證明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平臺——有一國之利，有兩制之便。
卡羅琳香港實驗室僅有600多平方米，但進行的是一些高科技關鍵技術研發。他們看重的是香港提供的環境，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他們很關心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梁振英介紹說：“有了這樣一個平臺，就可以邀請一流科學家來做具體研究，比如中國內地的優秀科學家屠呦呦就在香港、內地做研究，這就是香港的優勢”。梁振英自豪地說：“在科研問題上，香港是一個很好的超級聯繫人，我們生在香港，一手拉著國外，一手拉著內地，就在香港一起工作。”
粵港澳一體化已形成歷史潮流
在互動環節中，有學者詢問梁振英對深港澳融合一體化怎麼看，以及香港在其中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對此梁振英坦率地回答：這個平臺可以繼續建設好和擴大，最近國家有一些大的舉措很鼓舞人心，如明確支持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的發展。最近中央同意了我們爭取多年的科研合作的設想，內地的科研資金可以過深圳河了。香港有一些國家重點實驗室，有一些很好的國際級人才，做的一些項目也是國家需要的。以前做研究的時候，內地資金不能過河，而香港的科研人員也不想過河，為什麼？因為在內地工作超過183天要交內地的稅，內地的稅比較高，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障礙。我們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也就是國家的科研資金可以過河了。
粵港澳或者深港澳一體化是歷史潮流，香港和內地之間來往也越來越頻繁。梁振英感嘆：“歷史潮流浩浩蕩蕩，大趨勢肯定是這樣的。我們應該在某些方面，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方針之下促進兩個經濟板塊更快、更近的合作。”
他還提到香港和內地的婚姻聯繫度，“每年在香港註冊登記的婚姻中有超過30%是香港居民和內地居民結婚，高的時候接近40%。這個融合與我完全無關，我作為特首沒有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婚姻介紹所，這個也是歷史潮流，是人民創造歷史。”
互動提問者還問到港珠澳大橋。梁振英介紹：“香港到內地去的陸路口岸明年一季度通車，香港、澳門加9個廣東城市，粵港澳大灣區一共11個城市從衛星圖來看已經連成一片，世界上沒有這麼大的一個城市群，總的GDP等於一個韓國，人口6000萬。”當然也還需考慮理順一些通關上的問題，還要考慮怎麼樣用好大橋。
梁振英從微觀經濟角度評論說，現在私家車、貨車必須有內地牌照才能開到廣東，包括珠海、中山等城市，“這個橋修起來了，即將要通車，但是軟件管理方面是不是可以解放思想，是不是可以放寬一點？是不是可以讓香港的車通過大橋開到廣東？要是這樣做，對香港和整個珠三角的經濟和社會有什麼影響？我認為把這個問題想好，各個方面的工作做好，會促進香港和廣東之間的經濟融合、社會融合，也會促進青少年瞭解國家、瞭解內地最新發展。”
梁振英先生最後還設想：未來香港的一個大學生考出了廣東的駕駛執照，他週末就可以帶同學和朋友到廣東度週末，這不是很好嗎？
（作者分別繫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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