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韓天琪
8月初，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宣佈在國際上首次人工創建單條染色體的真核細胞，被認為開啟了我國合成生物學研究新時代。隨之而來的一個消息是：該成果論文的第一作者博士生邵洋洋，正在申請海外博士後，原因是“從未來待遇和發展來看，優秀博士生畢業的‘最好選擇’似乎就是出國”。該消息傳出後很快引發關注，而此前，她所在的研究所也一直在積極挽留她。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本土培養的科技人才的待遇問題引起熱議。前不久，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其中提到，對人才評價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日前，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在一項科研成果新聞發佈會上也談到：對於作出重大貢獻的青年學者，要不唯“出身和經歷”，真正做到“英雄不問出處”，給予他們與海外優秀人才同等甚至更高的科研經費和生活待遇。
“海歸”緣何成為香餑餑
打開我國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招聘網頁，幾乎所有的招聘條件中都有這樣一條：“應聘者須有至少一年的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
“不僅僅是剛畢業的博士生或剛出站的博士後，現在連大學評副教授和教授，海外工作和留學經歷也成了標準之一。”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李文林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優秀博士畢業生最好的選擇是出國，如果在國外實驗室作出好的成果再回國，待遇會優厚很多。這已經成為國內科研圈現行的“遊戲規則”。自帶“光環”的海歸們回國後，不僅求職更加容易，而且在對科研平臺的選擇上、未來的職業發展和晉升上、科研經費和生活待遇上也都有更大的主動權。這導致很多在國內已經作出出色成果的博士還是選擇出國“鍍金”。
“海歸”成為香餑餑，與科學規律本無必然聯繫。我國近代歷史上對現代科學的引入和改革開放後優待“海歸”的政策成為“海歸”搶手的歷史客觀因素。
“我國是自然科學的後發國家，西方一些國家作為自然科學的原發國，長期以來被認為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比我國更發達。我國引入現代科學不過百餘年，而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又有一個與世界隔絕的時期，20世紀80年代之後，我國在自然科學研究方面重新與世界接軌，距今為止不過30多年。這些歷史客觀因素導致我國在科學發展上與西方有一定的差距。”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科研人員劉浩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正因如此，人們認為在科學發達國家有過學習或工作經歷的人是更加優秀的。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由於特殊階段的特殊政策，我國長期以來對“海歸”有更高的期待，也給予更好的待遇。“這造成更優秀的人才通常更加願意選擇出國深造，招聘標準和年輕有潛力的科研工作者之間形成了一個互動的、互為強化、正反饋的關係。”劉浩說，既然招聘時是以“海歸”作為標準，促使了更多優秀人才出去，反過來又造成了這樣的招聘標準長期維持。
不看標籤，以科研實力為本質
近年來，隨著我國科研實力的逐漸提升、現代科學內部的領域劃分越來越細，以及交叉學科發展出更多研究領域，我國在有些研究領域已經站在世界前列，也正在孕育越來越多的優秀本土人才。
李文林強調，雖然國外現在可能在研究環境等軟環境上比國內好一點，但“土博士”一定比“海歸”差的認識是偏頗的，即使是在過去艱苦的條件下，我們也能培養出色的科研人才，“僅僅為了獲得國外資歷去留學不應當成為青年學子的選擇”。
“海歸”更吃香集中反映了當前人才評價和激勵政策過度看重“經歷”和“出身”，而忽略了科研水平和科研貢獻這個本質，有失公允。這對於剛剛走上科研道路的年輕人，可能會影響他們正確科研價值觀的建立。
建立良性的人才培養機制
要真正做到“英雄不問出處”，必須建立以科研水平和實際貢獻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機制。要打破常規，不拘一格降人才。
“打破一種制度，就要相應地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在劉浩看來，這種新的制度就是科學共同體的建立和同行評議制度的完善。
“正是因為我國的科學共同體和同行評議制度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才會出現各種被異化了的評價標準。如果我們有運轉良好的科學共同體和同行評議制度，有更加多元合理的評價方式，真正以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貢獻作為評價維度，‘唯出身論’自然就可以被打破。”劉浩說。
本文開頭提到的邵洋洋，經過中科院的努力，最終選擇留在國內。
而更多的“邵洋洋”們，他們的選擇還是會圍著人才評價的“指揮棒”轉，只有“指揮棒”指對了方向，他們的科研道路才會走得更遠、走得更好。
《中國科學報》 (2018-09-10 第7版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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