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9日“中國醫師節”當天，《人民日報》登載知名記者白劍鋒文章《要像尊重聖賢一樣尊重醫生》，作者為醫生髮聲，慷慨激昂，認為醫生“理應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呼籲在這個屬於醫生的節日裡“要營造尊醫重衛的社會風氣，讓人們像尊重聖賢一樣尊重醫生，像愛護親人一樣愛護醫生”。
經各路媒體引轉，白劍鋒這一聲“愛的呼喚”得到了廣泛傳播，在善良的人們看來這些話的確合乎社會情理，因為尊重本身就是道德的體現，無可反駁，但令人不解的是，古今中外，醫生向來都是一個備受尊重的職業，為何當下中國還需要如此強烈地呼籲社會來“尊醫”呢？事實上，數據表明當今中國醫患關係惡劣程度世所罕見、令人咋舌。2016年，全國法院共審結醫療損害賠償案件20833件, 而經醫院內處理的醫療糾紛事件達6萬餘件，兩者合計近9萬件，按醫院數統計，每所醫院年平均發生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次。
顯然，在白劍鋒看來，當前惡劣的醫患關係是由於醫生沒有得到“理應”的尊重，如果社會尊醫了，把醫生當聖賢來尊敬，醫患關係就自然和諧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稍微一想，這裡就至少有幾個問題說不過去：
1、所謂聖賢，必須是以行為結果來事後評價，沒有誰事先就可以被提名成為聖賢、讓人無條件尊重的道理，我們所稱“藥聖”、“醫聖”都概莫如此。
反觀當前，如此長期且持續的醫患衝突，是患者天生就對醫生不尊重、自帶仇恨嗎？還是一部分醫生的行為引發、累積形成了這種仇恨呢？2、把醫生當“聖賢”，甚至是“神”（袁鍾語）來看待，醫生們同意嗎？醫生只不過是一種高技術、高風險的職業，治病救人是本職，而每一種職業都可以創造社會價值，都應該盡職盡責並獲得相匹配的回報。實際上，醫生同樣是需要吃喝拉撒、賺錢養家的普通人，給醫生戴上“聖賢”的高帽，呼籲醫生要無私奉獻，只能講道德，不能談回報，一個聖賢怎麼可能去索取回報呢？這反過來形成了對醫生的道德綁架，讓醫生追求勞動回報、追求正當利益都會在社會輿論壓力下顯得難以啟齒。白劍鋒的“聖賢論”究竟是要幫醫生說話，還是把醫生綁上了道德的十字架？
3、醫生是人，不是聖賢，恐怕我國339萬註冊醫師沒有一個人願意被當做聖賢，而不被當做一個人。嘴巴里高喊聖賢，也贏得不了尊重。那麼，造成當前醫患關係如此惡劣的根源究竟是什麼？醫生如何才能贏得患者乃至社會的尊重呢？
白劍鋒先生如果不思考上述問題，這些愛的呼喚不但沒有討好到醫生，更不會對改善醫患關係起到半點正面作用，反而會將醫生逼入絕境，讓醫生無地自容。
一、近十幾年來，我國醫生普遍感受不到職業尊嚴，最主要原因在於醫生的行為讓病人感受到恐懼不安
眾所周知，醫生的職業具有明顯的“三高”特徵——高投入、高風險、高收入。但在我國，由於醫生不能自由執業，絕大部分醫生作為公立醫療機構的事業單位職員，只能領取和公務員差不多的薪酬待遇，這與醫生的勞動價值極不匹配。
然而，我國公立醫療機構的醫生明面上的收入（包括工資、津貼、獎金等）雖不算高（據媒體調查，廣東省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醫生平均年收入為19萬餘元），但實際上，醫生根本就不怎麼看自己的工資卡，因為其最主要的收入來自藥品、器械等回扣，這些隱性收入是公開收入的幾十倍（據醫藥代表估計，一線城市三甲醫院的大醫生每年的隱性收入平均可達300萬元）。因此，我國公立醫療機構醫生的實際收入不但不低，而且遠遠高於歐美日、臺灣、香港等同行，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醫生實行自由執業制度，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執業醫生的淘汰率非常高，能夠留下來的醫生，其收入約為社平的4倍。（我們有關部門嘴巴上以“建立適合醫務人員職業特點的薪酬制度”為由要求給醫生3-4倍於社平工資的薪酬，但全社會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有關部門抵制管辦分開，反對醫生自由執業，這就意味著我國醫生隊伍沒有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庸醫懶醫不少，他們絕大多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哪一朝、哪一代有給草菅人命的庸醫懶醫發高薪的道理呢？再者，沒有優勝劣汰，庸醫懶醫和有技術、有水平的醫生可以拿一樣的高薪，好醫生哪會有積極性呢？再者，在當前政策環境下，給醫生髮高薪醫生就不拿回扣了嗎？）
2013年，央視曝光福建漳州醫療腐敗案，所有公立醫院的醫生100%收受藥品回扣，回扣佔藥價的50%，令國人震驚，但這只是全國醫療腐敗的一個縮影。
驚人的鉅額回扣雖然讓醫生有了豐厚的收入，但是醫生卻因此丟掉了尊嚴。儘管醫生們都很清楚為了回扣而昧著良心“多開藥”、“濫開藥”對患者而言無異於“謀財害命”，不但背離了“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懸壺濟世”等從醫原則與信念，失去了做人的底線，而且違法。但是，在收回扣是普遍現象、不收回扣反成另類甚而遭到排斥打擊的環境下，醫生在醫藥代表的利誘攻勢下猛開藥、多開藥，處方行為完全被醫藥代表所綁架。儘管醫生內心裡極度瞧不起醫藥代表，但現實卻讓他們對醫藥代表既愛又恨且欲罷不能，毫無尊嚴可言。
回扣刺激下的大處方、濫用藥、過度醫療、“欺騙式”醫療不但讓患者不堪藥費之重，更飽受藥害之苦，因病致貧返貧戶佔比多年保持40%以上！由於患者不掌握醫學專業知識，因而即便在治療過程中感受到了不合理之處，也往往無法質疑或拒絕，又投訴無門，久而久之，不滿甚至怨恨的情緒便會積累爆發為醫患衝突。
二、當前違背基本規律、反市場、反人性的不當管制政策，逼使醫生成為墮落的天使，不可能得到尊重
白劍鋒這篇“聖賢論”與其另一篇文章《全世界把看病當買賣的只有中國》如出一轍（稱為“買賣論”），其認為“世界上很多東西都可以交易，唯獨生命除外”，醫患衝突的根源在於把醫療服務當成買賣，必須擯棄市場化、破除“逐利機制”。其核心觀點在於“醫療不能市場化”，只要“去市場化”，禁止醫院“逐利”，就可以讓醫患關係和諧。當然，在白劍鋒“聖賢論”的預設思維裡，聖賢是理所當然不能逐利的。
然而，這樣的觀點違背了基本客觀事實，醫療的本質就是提供服務和購買服務，沒有“買賣”就沒有醫療服務的存在，醫院與醫生是供方，買方是患者或醫保，而無論是醫保支付、個人現金（電子）支付，都是用錢在支付、拿錢在購買。即便是急救，醫療賬單也照單生成，這是後付；醫保按人頭付費、按病種付費，這叫總額預付。付費購買，就是買賣。買賣就必須遵循市場規則，而市場規則的核心就是契約精神，供方與買方各自依法、守信是自然的行為準則，這與道德沒有必要的關聯。如果一個醫生不關心自己的利益，怎麼可能“有心”去給他人帶來利益？否認醫療是買賣，只談聖賢道德，實際上是非道德的。
自2006年醫改“市場化之爭”的大討論以來，“醫療不能市場化”、“醫院不能逐利”的改革認識便提出並貫徹至今，諸多以公立醫療體制為主導、反對市場化、禁止醫院逐利、禁止醫生自由執業的政策，亦通過2009年啟動的新醫改，以更加全面、具體化的規定與措施，從中央到地方，至上而下地推向全國。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讓醫患雙方兩敗俱傷。
（1）給醫生按上行政化“枷鎖”，既不能反映醫生勞動價值，反而養懶養庸，誘發醫患衝突，管辦不分讓患者投訴無門
通過行政化編制、禁止自由執業的“枷鎖”，致使醫生無法正常流動，行政編制致使醫生收入與級別掛鉤，而不與其貢獻掛鉤，無法體現其應有的勞動價值。在基層實行“收支兩條線”、“大鍋飯”，致使醫務人員：一來沒有積極性，幹好幹壞一個樣，反而養懶養庸，沒有淘汰機制，大量的庸醫讓醫療事故的發生概率顯著提高，不但技術水平差，服務態度也差，極易誘發嚴重醫患衝突；二來必然“眼睛向上”，想辦法討好上級和領導，不可能像自由執業者一樣視患者為上帝，主動為患者著想、為患者服務。
而“管辦不分”的體制讓公立醫院和衛生監管部門是一家人，失去了監管的有效性和公信力。當政府、醫院和醫生綁到一起對付甚至欺壓、宰割患者的時候，我們還能奢望和諧的醫患關係嗎？
（2）“破除逐利”的零差率倒逼醫院“逐利”更為隱蔽，藥品集中招採的行政化定價令腐敗叢生，利用政府信譽為虛高藥價背書，讓醫生可以推卸處方高價回扣的責任
首先，有關部門主導的藥品集中招標帶量採購，試圖代理公立醫院通過行政力量來“帶量採購”、“以量換價”，以此降低虛高藥價、擠幹藥價水分。結果，藥價居高不下，回扣愈演愈烈。2016年12月，央視《每週質量報告》曝光上海、湖南兩地醫院藥價虛高達市場價10倍以上，醫生收受的回扣佔到中標價的約35%-40%。這是由於：有關部門既不是藥品的採購者，更不是藥品的使用者(使用者是醫院)和付款者（付款者是醫保與患者），這一角色屬性決定了藥品集中招標採購必然是“只能夠定價格、不可能定採購”，是以“集中帶量採購”之名行“行政定價”之實。在藥品採購價被集中招標採購事先確定的政策下，藥企在向醫療機構銷售藥品時就無法開展公開的價格競爭，不得不選擇地下交易的競爭，即通過回扣刺激醫生處方以促進藥品銷量。對於藥企而言，為了提升回扣的競爭力，其必要前提條件是謀得一個“高價標”，從而預留足夠多的回扣空間，而“中高價標”的唯一辦法則是攻關主導藥品招標的有關部門。
同時，推行“零差率”，試圖禁止逐利，卻倒逼回扣現象更為嚴厲且隱蔽。2017年7月，湘潭紀委在《關於對市衛計委黨委巡察情況的反饋意見》中表示，在實行藥品零差率之後，“不合理檢查、不合理用藥”等問題仍屢見不鮮，回扣現象仍然存在，藥企以各種名義和形式（如安排娛樂活動等）給予回扣，且形式更為隱蔽。這是由於：零差率雖然表面上取消了醫院原有的藥品加成收益，但根本沒有觸及佔藥價40%左右的地下回扣。零差率實際上是結果更為惡劣的藥品加成管制，即要求醫院以中標價採購和銷售（平進平出），藥企在中標價被事先確定的情況下，依然不能進行公開的價格競爭，藥品銷量依舊取決於醫生的處方，誰不搞“高定價、大回扣”誰就要被迫關門。
更為嚴重的是，虛高的藥價是通過政府部門主導的藥品集中招標採購確定的，利用了政府給價格“背書”。在這種情況下，藥企、醫院都不用對虛高藥價擔責，同時，在零差率政策下醫生處方高價回扣藥也與醫院利益無關，醫院院長更加沒有監管動力，令回扣更為氾濫。
藥品集中招標帶量採購定價和零差率這兩項政策形成的疊加管制作用讓公開的價格競爭機制失靈，迫使藥品生產經營不得不開展“高定價、大回扣”的地下交易競爭。對於投標者而言，低價中標則沒有給醫生回扣的空間，藥品就不可能有銷量，這叫“中死標”；高價中標，回扣空間大，藥品銷量就會暴漲，這叫“中大標”。為了謀求高價中標，投標者必須先攻關手握大權的招標定價部門,再以回扣刺激醫生手裡的處方筆。
這些事實證明，我國看病既貴又難、醫患關係惡化的根源絕不是市場化所致，恰好相反，我國的醫療衛生改革並沒有遵循“市場化”的原則，而是政府在醫療服務領域的越位，造成了一個畸形的醫療服務體系，不允許醫療市場化的政策倒逼形成了以攻關、回扣為競爭手段的地下市場化，而有關部門則將行政管制的惡果，當做進一步加強行政管制的理由，形成惡性循環。
三、建立市場化的醫療服務體系是良好醫療秩序的基礎，把醫生置於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才能體現其價值，才能贏得患者尊重
我們常說，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當前政策環境下，醫生不拿回扣反成另類、醫生戴鋼盔上班、醫院要警察巡邏、回扣一曝光醫生成過街老鼠……然而，塘魚皆死，還是魚的問題嗎？不解決塘的問題，魚同樣還是會前赴後繼地死去。一道道計劃經濟式的行政管制下倒逼醫生做出逆向選擇，醫生是人不是聖賢，是人就必然要有“人性”，尊重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就是最基本的“人性”，允許公平、光明正大的追逐個人利益是最正當的“人性”。不去抨擊制度之殤，反用道德去綁架醫生，實際上是不尊重“人性”，道德的高地實則是道德的刑場。
當前，我們迫切需要對醫療改革的思想“撥亂反正”，解放醫生，給醫生自由執業的政策環境，讓醫生能夠光明正大的掙錢，中國醫生才會真正成為治病救人的天使。
國際經驗證明，“市場化”、“以盈利為目的”反而是構建良好醫療秩序的基礎。
1、以盈利為目的，反而效率更高
以英國為例，其私人診所用10%的醫療費用提供了86%的醫療服務，而公立醫院用了90%的醫療費用提供的醫療服務僅佔14%。更重要的是，英國的家庭醫生是完全的自由執業者，主要供職於私人診所，儘管有少數家庭醫生在政府辦的診所裡供職，但他們和在私人診所供職完全沒有區別，隨時都面臨著被解僱的壓力，這和在中國公立醫院的“鐵飯碗”完全不一樣，英國的醫療服務是市場化的。
然而，私人診所毋庸置疑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為何反而效率高、成本低呢？英國公立醫院相較於私人診所具有兩大明顯弊端：一是效率低下，病人入院等待時間居高不下，少則月餘，多則數月甚至長達一年，而私人診所是不用等待的，私人診所真正體現了醫療服務的可及性；二是浪費嚴重，公立醫院醫務人員的收入和醫院的收支沒有任何關係，所以節約無益，浪費也無責，導致了上文所述公立醫院佔用了90%的醫療費用，卻僅僅提供了14%的醫療服務。同時，英國公立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享受公務員待遇，他們能得到比其他行業更多更好的退休養老福利，這使得公立醫院人員越來越臃腫，養懶人，養閒人，效率能不低下，浪費能不嚴重嗎？
盈利是市場的信號，盈利說明有效地使用了資源，虧損則相反，否定盈利，市場機制將無從發揮。
2、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醫生才會把患者當上帝
在市場化醫療體制的國家，很少有醫患衝突，因為在自由執業的市場機制下，醫生彼此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有利於建立良性醫患關係：一方面，競爭迫使醫生必須不斷提高醫療技術水平，因為水平不高、服務不好就會失去患者；另一方面，醫生在競爭中自然優勝劣汰，大大降低了醫療事故的發生概率。
3、醫生對患者的愛，患者對醫生的尊重，都來自對自身利益的關切
事實上，“逐利”是人之本性，這是不可改變的，也只有“逐利”才能創造並體現價值。市場機制的奇妙之處正是：自利的人們的自利行為，導致了互利的結果，造就了經濟發展的奇蹟。
斯密說，我們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宰商、釀酒師和麵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利己才能利人。如果醫生的醫術和服務質量與其收入掛鉤，那麼醫生自然不敢怠慢病人，因為病人才是上帝。相反，如果與其收入毫無關係，完全指望“醫德”約束，那麼病人就要遭殃。
實際上，正是“有利可得”才讓醫生有動力為患者提供服務，而醫生之間相互競爭讓患者獲得了性價比更好的服務，患者則通過“用腳投票”來表達對於醫生的信任與尊重。醫院和醫生走向市場化、以賺錢盈利為目的，不但不會惡化醫患關係，反而形成了良好的醫患關係。最佳例證便是長庚醫院，其是臺灣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能賺錢的醫院，也是最受患者信任的醫院；而作為公立醫院代表的臺大附屬醫院，連年虧損，反而不受患者待見。
四、不允許公開的市場化必然倒逼地下的市場化，只有迴歸醫療市場化才能拯救老百姓於災難之中，醫患關係才會真正和諧
當前，造成我國舉世罕見的藥價虛高、回扣氾濫、藥物濫用、醫患衝突等一系列嚴重問題的，正是由於上述“不允許醫療市場化”、“禁止醫院逐利”的思潮，它違背了正常的價值規律，禁止醫院明處逐利就必然倒逼形成隱蔽的逐利，沒有公開的“市場化”就必然倒逼隱性的“市場化”，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地下市場化體系（地下市場競爭自然形成的藥品中標價利益構成：其中生產、流通環節公開成本收益約佔34%；地下隱性成本約佔66%，包括醫生回扣35%、醫院關係維護費用3%、公關招標部門3%、統方3%、走票洗錢12%、醫藥代表提成10%）,攻關、回扣極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隱性”交易又極不易查處，不斷增長的醫療費用使得患者不堪重負，飽受過度用藥之苦。
事實上，醫療要不要“市場化”、能不能“市場化”不是人為意志所能決定的，而是由整個社會經濟大環境所決定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定，決定了醫療“市場化”是改革的必然選項。已整整40年的改革開放更告訴我們，正因為“放開”、實行“市場競爭”、正確理解“逐利”才造就了供應充足、物廉價美的產品和服務，才創造我國經濟發展的奇蹟。
市場基本規律及其背後體現的人性不可戰勝，唯有擁抱規律，我們才能走出迷途。筆者懇請白劍鋒先生，務必深入基層，傾聽真實的聲音，瞭解真實的情況，呼籲解放醫生，呼籲取消對於藥價的不當管制政策，讓醫生在市場中接受競爭的考驗，並通過競爭來獲得與其價值相符的勞動報酬，醫生才會得到真正的最嚴，醫患關係才能真正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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