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中國人結婚的意願越來越低了。
民政部近日發佈的《2017 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我國依法辦理結婚登記1063.1 萬對，比上年下降7.0%。結婚率為7.7‰，比上年降低0.6 個千分點。
結婚率下降對應著離婚率上升。去年辦理離婚手續的有437.4 萬對，比2016年增長5.2%，離婚率為3.2‰，就是說每一千人中有3.2對離婚。
結婚率是反應結婚意願最直觀的指標。它的測算方法是，用辦理結婚登記的對數（2006年前的統計口徑是人數，也即對數乘以二）除以總的人口基數。所以7.7‰的含義是，在過去的2017年，每一千人中，共有7.7對辦理登記結婚。
結婚率下降，不是2017年才開始。2010年以來，中國的結婚率在2013年達到階段性的最高值9.9‰之後，便開始持續下降。巧合的是，正是這一年單獨二胎放開。
不同的是，離婚率沒有像結婚率那樣，有一個先升再降的過程，而是一路走高，從2010年的2‰，提升到2017年的3.2‰。
為什麼中國人不結婚了？
為什麼離婚會更加普遍？
結婚率和離婚率有什麼地域規律和經濟規律？
婚姻自由度大大提升
從過去的談離婚色變，到70後糾結於離或不離，再到如今80後的“離婚沒啥大不了”，中國人的婚姻觀正在發生改變。70後、80後成為離婚高發人群。中山大學曾在上海、廣州進行的一項小樣本調查顯示，70後、80後的已婚人士中，離婚人數達到或者接近一半。
影響結婚率的因素，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
一是觀念，二是人口結構。
觀念變化容易解釋。比如社會更開放，女性地位提高，傳宗接代的婚姻功能減弱等，如果結婚可能犧牲生活品質，那麼選擇不結婚或者晚婚的人，自然會越來越多。
改革開放早期，除了傳統的宗族觀念殘餘外，政策層面對婚姻也持保守態度。比如在1987年的統計公報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貫徹新《婚姻法》，人民群眾的戀愛觀、婚姻觀、生育觀都發生了可喜的變化，但有些地方早婚早育、不登記就以夫妻關係同居、婚事大操大辦等婚姻陋習相當嚴重，在婚姻家庭領域裡，改變舊的封建傳統觀念和抵制資本主義思想影響，任務還很重。
不過觀念變化對結婚率的影響，往往還要通過人口結構反映出來。所以，結婚率並不是線性下降的，而是有漲有跌。
1987年以來，中國的結婚率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87年到2002年，緩慢下降；2003年到2013年，處在快速上升狀態，結婚率一度逼近10‰；2013年至今，則迅速下跌。
結婚率的兩個階段性拐點
上個世紀60年代，有一次比較大的嬰兒潮，20年後這波人到了結婚的年齡，按道理1987年到2002年階段的結婚率應該提高。為什麼現實反而下降？
這是因為在八十年代末，又出現了一次更大的嬰兒潮，作為分母的人口基數變大，導致結婚率跟著下降。比如在1990年，出生人口達到2621萬人，是中國歷史的最高點。
同樣受這波嬰兒潮的影響，中國的結婚率在20年之後的2013年左右，達到最高點。因為當年出生的嬰兒到了法定結婚年齡。巧合的是，《婚姻登記條例》正好也在2003年頒佈，婚姻登記管理轉變為婚姻登記服務，政策的人性化，同樣促進了結婚率的提高。
中國的結婚率2013年之後開始下降，觀念之外，人口結構老化也是重要原因。
2011到2016年，中國20—40歲的人口比例下滑超過 2%，適婚年齡段的群體數量減少。
結婚率的變化，計劃生育的影響不可忽視。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基本國策，它不僅影響到出生率，還會對婚姻意願產生影響。一旦不需要像以往那樣生育三四五個孩子，結婚時間完全可能後推。
數據顯示，我國總和生育率極低，2015年為1.62。2028年前後或迎來約14.4億峰值，之後人口規模將開始下降。“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後，二孩出生數量有所上升，但一孩出生數量大幅減少。
然額，面對持續低迷的人口出生率，近期中央制定計劃生育扶助保障補助國家基礎標準，並將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逐步提高。地方也在響應中央政策，多地出臺了鼓勵生二胎的福利政策。此外，專家預測，明年大概率將全面放開生育。
比如遼寧、湖北、新疆等地出臺了更加積極的生育政策，延長產假時間、提高生育補助等政策相繼實施。陝西省則明確表示，要適時全面放開計劃生育。同時，限制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政策雖然存在，但一些地方在執行過程中已逐步放開，生育三孩無需繳納社會撫養費，一些補助或免費服務項目，也適用於三孩家庭。
在結婚率下降的同時，登記結婚的主要年齡也在發生變化，晚婚晚育成為主流。2012年以前，辦理結婚登記的群體中，20—24歲一直都是佔比最大。不過等到2012年開始，25—29歲的群體，成為登記結婚的主流，2016年的數據顯示，其佔比達到38.2%。
落後地區的結婚率往往更高
由於發展水平和人口結構不盡相同，結婚率還顯示出很強的地域特徵。不妨看看2017年各省的結婚率。
2017年中國的整體結婚率是7.7‰。以山西為分界，高於全國水平的有14個省區。
其中貴州、安徽和西藏排在前三，換算成千分號，結婚率分別是10.9‰、10.8‰和10.1‰。排在最後三位的地區為上海、浙江和天津，分別是4.5‰、6.1‰、6.1‰。
引入人均GDP的對比可以發現，結婚率與經濟發展水平，大體呈負相關。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均GDP越高，結婚率越低。
經濟發達的地方，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越高，對不婚族和晚婚族越包容，單身男女不會貿然開啟一段婚姻，所以結婚率與人均GDP的負相關很正常。
再就是人口結構層面的原因。結婚率的統計以常住人口為口徑，像上海這種一線城市，是外來人口的集中流入地。2017年末，上海的常住人口總數為2418.33萬，其中非戶籍常住人口就高達972.68萬，這接近一千萬的外來人口中，年輕人是佔比很大。
對他們來說，在戶籍政策和高房價之下，上海是工作地，但未必是安家落戶之所，等到登記結婚時往往會退守到二三線城市。龐大的未婚青年數量，稀釋了登記結婚人數佔比，導致上海結婚率在全國倒數。同理，北京也低於全國水平。
早在兩年前就有一位南京網友說：“這幾年，偶爾會有人拋出房價越高，離婚率越高的言論，最近越想越覺得有道理。”有一位支持房價決定離婚率的網友還留言：“看到別人有房有車生活美滿，自己卻租著小黑屋艱難度日，別人的孩子上的是好學校，自己沒錢給孩子掏擇校費只能隨便選個學校……各種差距會給窮人很大壓力，夫妻雙方也會抱怨，時間長了就有了矛盾，日子過得更憋屈，不離婚才怪。”當然，也有人會站出來辯解，說界定離婚率的因素很多，房價只是其中一個，不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但在當下，想說房價對自己的生活沒有一絲一毫影響這是不太現實的。
當然，也有一些人因為房子而“假離婚”。在如今的中國社會，結婚和離婚被一些人當作了購買或出售房屋時規避政府法規政策的工具。因為按照中國的房產新規，擁有兩套以上住房的夫妻二人如果已離婚，在出售房屋時可以不用繳納20%的房產個稅。在新規的推動下，上海等多個城市都出現了“假離婚”的現象，當地民政部門不得不限制每天申請辦理離婚的人數。
如果說房子是新時代產生的新障礙，那彩禮就是我國幾千年來的“老大難”問題。按照我國的婚嫁風俗，男方娶妻時，應向女方家下聘禮或彩禮。彩禮的多少，隨當地情況、當事人的經濟狀況等因素而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彩禮錢也在不斷上漲，從近幾年的趨勢來看，平均一年漲一萬元，並且也逐漸成為一種出嫁的砝碼。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方家庭甚至為此產生矛盾，繼而影響到待婚男女的感情。
經濟不景氣對婚姻的影響
觀測婚姻觀念的變化，要看結婚率，更要看離婚率。考慮到二者都受人口結構影響，我們用離婚率除以結婚率，將人口的因素剔除，以此來衡量婚姻態度的地區差別。
2016年離婚率進入前十的省區，有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天津、安徽、重慶、內蒙古、四川和新疆。這些地區離婚人數和結婚人數的比值，也處於全國前列的水平。
像上海，雖然離婚率沒有進入全國前十，但是結婚率太低，最終導致比值相對較高，僅次於北京，排在全國第七位。
在上述排名中，排序與經濟的對應關係，變得不那麼明顯了。不過落後地區，大部分都排在末尾的位置，而發達的省份，則分散在中部。還有一個突出的地方，那就是東三省。
東三省的離婚率，在全國是出了名的高。
以排在第一的黑龍江為例，2017年登記結婚286732對，而辦理離婚的竟然達到了175277對，佔登記結婚人數的61.1%。
高離婚率，解讀為東北人對婚姻更加恐懼，並不算太離譜。在分析東北人離婚率高時，很多論者提到，這裡的城鎮化程度全國領先，而離婚率又與城鎮化呈正相關的趨勢。此外，還有移民文化也導致整體的宗族觀念較弱，離婚率上升。
還有一種解釋：經濟狀況影響了人們的婚姻觀。東北這幾年經濟下滑的相當厲害，一方面人口大量外流，這種外流很容易造成夫妻分離的局面，導致離婚加劇。
另一方面對那些留守東北的夫妻來說，經濟下滑導致就業困難，收入降低，夫妻雙方的矛盾很容易被放大，離婚率提高，結婚率下降，都是潛在的結果。
當然北京和上海的比值也高，未必適用這種解釋，但經濟同樣是影響要素，只是影響的方式不相同。比如兩地的高房價，會對結婚意願產生不小的影響。
還有一個頗為巧合的細節，離婚/結婚比排在全國前五的地區，黑龍江、吉林、天津、重慶、遼寧，上半年的經濟狀態都不算好。雖然這只是一個巧合，但經濟對婚姻狀況可能的影響不容忽視。
雖然許多發達國家的離婚率高於我國，但是，對中國這樣一個受傳統文化影響很深，對離婚一直十分慎重和小心的國家來說，離婚率逐年上升，還是需要認真對待。至少，應當對離婚的原因有所瞭解和分析，從而提出一些解決的辦法與對策。
恩格斯說，任何維繫“死亡婚姻”的做法都是有悖人性的不道德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社會越進步、開放、民主，給予離婚的寬容就越多。但是，離婚畢竟是婚姻破裂的結果，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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