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應該努力實現相互自由貿易，在抵禦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同時讓自己獲利。應對“美國優先”的最佳策略就是拋下美國。
除了已經生效或即將生效的對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以外，美國還計劃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獲得了他一直想要的貿易戰。除已經影響到汽車業的鋼鐵和鋁關稅之外，他還威脅要進一步對歐洲徵收關稅——目標是汽車——並進一步對其他傳統盟友徵收關稅（對錶面上要針對的中國加徵關稅的力度只是最低限度的）。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保護主義會傷害實施保護主義的經濟體。我們已經研究過特朗普的貿易戰如何以三種方式損害美國：進口商品漲價帶來的直接成本（特別是工業金屬等製造業的重要投入品）；其他經濟體推出報復性關稅的可能性；如果其他國家相互自由貿易，那麼美國出口商就處於不利地位。
但正如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明智地提醒我們的那樣，貿易政策變化在一個國家內導致的錯位和再分配影響，遠大於這種變化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總體影響。當經濟體降低貿易壁壘時，某些領域和類型的工人會蒙受損失，而其他領域和類型的工人所獲得的好處會遠遠高於普通消費者或生產者受到的平均影響。當然，提高壁壘時必然同樣如此。
有關這在現實中會導致何種情形的報道已經出爐。路透社(Reuters)發表了一份觸目驚心的報道，描述了被捲入貿易戰的密蘇里州某縣(county)的情況。那裡有一個近乎倒閉的老鍊鋁廠——僅僅幾年前，它的工人數量從大約1000名減至9名——但當地農戶依靠大豆出口維持生計。
這是一篇關於貿易戰利弊如何影響同一個地方的動人報道——但更常見的情形是，貿易政策的後果要複雜得多，並且以很多方式影響到很多地方。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深層原因是，與僅僅幾十年前最終產品主導貿易的情況不同，今天的很多貿易發生在反覆跨越邊境的生產環節當中。《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對三種產品——LED照明、船用電機和平板電視——抽絲剝繭的分析，充分顯示了關稅戰可能帶來的變化之不同：在這些不同的例子中，馬來西亞的LED產業正摩拳擦掌、準備大顯身手，而美國的一家船用電機公司則苦於找不到中國產零部件的替代品。由於中國在顯示屏生產中的一個環節——將從其他地方進口的零部件組裝起來——發揮著尤其重要的作用，關稅的影響可能只是促使組裝環節轉移到墨西哥完成。
這種複雜性意味著我們應該非常謹慎，不要輕易接受“即便是全球貿易崩潰，整體經濟成本也可控”的觀點。用國內製造的最終產品代替進口產品是一回事；重新配置整個供應鏈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雖然美國是一個足夠大的經濟體，能夠將供應鏈收回國內，但這樣做的生產性損失，以及這種過程中混亂局面造成的損失，可能比“最終貨物貿易理論”所估算的要大得多。
當然，這種不可預測的損害也可能影響供應鏈中的其他國家。羅德里克提出第二個觀點：由於保護主義對那些實施保護主義的國家有害，中國和歐洲應剋制自己、不對特朗普展開報復。但這種觀點並不完全令人信服。
他承認，在某些情況下這一觀點並不成立：蕭條的經濟體可以通過保護主義“竊取”其他國家的需求，大型經濟體可以通過適度提高進口關稅來改變貿易條件。羅德里克認為前一種情況如今已失去意義，這是正確的。比較奇怪的是，他寫道：“歐洲和中國對壓低進口產品的世界價格、對由此產生的收入都並不特別感興趣。”但如果可以的話，為什麼不呢？ 最重要的是，為什麼不至少努力消除美方的行動在改變全球貿易條件方面的影響呢？
這裡的最終邏輯當然必須是考慮到政治經濟學：其他國家報復特朗普所帶來的危險，是否超過了聽任特朗普傷害世界貿易體系而不反抗所帶來的危險？請注意，特朗普自己的行為似乎在設計之初就考慮到了政治目標。他可能錯誤地認為對美國的直接經濟影響是積極的；但很明顯，他也打算改變中國（和歐盟）的貿易政策。
美國的貿易伙伴有充分理由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美國的政策，包括通過向美國人證明他們是最大的輸家。這意味著，至少要以對自身經濟造成最小損害的方法懲罰美國：要麼對供應鏈的部分損害做出補償，要麼讓貿易條件重新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傾斜。但最重要的是，各國應該加倍努力實現相互自由貿易。歐盟-日本協議的內容不僅包括全面的自由貿易區，還包括數據交換，這個協議是一個如何在讓自己獲得好處的同時打貿易戰的絕佳例子。這種自由貿易將使美國的出口利益受到損害，同時應該可為奉行自由貿易的國家帶來好處、而不是苦頭。對“美國優先”政策的最佳對策是拋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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