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爲何要抵制垃圾食品?

我們為何要抵制垃圾食品?

在國外,一些食品運動的訴求,要的不是匆忙準備的廉價食物,而是長期擁有較高的工資、就業、健康和尊嚴。他們認為,當人們不再想在家吃飯,或者自己做飯的時候,家庭就開始分裂了。

1999年8月12日,在法國南部的米約,牧羊人、羊乳乾酪生產者何塞·波維及其幾個朋友與一家正在建設中的麥當勞陷入了交鋒。依靠外部支持,他要把麥當勞店鋪“拆卸”或者毀壞。他的這次行動,是由歐盟與美國在WTO的一場貿易爭端引起,法國羊乳乾酪在這場爭端中被徵收懲罰性關稅。

當一些人指責波維的排外主義和對別國的粗野攻擊時,就像慢食一樣,波維清楚自己的目標不是麥當勞的背後的國家,而是其供應的食品質量:

這不是一次反對美國的行動,而是反對malbouffe(法語,意為垃圾食品。——譯者注)。這是一場和全球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戰爭,它是關於某種經濟體系的邏輯,而並不特指美國經濟體系。它可以是與任何國家的鬥爭,這個國家或是那個國家,而並不專門反對那些持有美國護照的人。

很明顯,這場鬥爭有著國際化的背景。在後來的一次違法事件中,波維由於對一塊轉基因作物農田縱火而被拘留,來自多個不同農民運動的幾百名印度農民結伴來到歐洲,表示對波維的支持。在波維被拘捕之後,那些農民也向法國警方請願要求逮捕自己,因為他們對麥當勞也一樣地極度反感。

波維成為了國際運動的一部分,但這並不像條件反射那麼簡單。其實,它是一場試圖扭轉時鐘的運動(見下圖中的時鐘)。

我們為何要抵制垃圾食品?

1934—2010年家庭烹飪時間。資料來源:大衛·休斯教授,個人交流

和其他地區一樣,英國家庭花在食物準備上的時間已大幅度減少。而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因素有:婦女在家庭中角色的改變、冷藏技術的普及、上班和通勤時間的增長、速凍食品的普及,以及“有比做飯更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觀念越來越流行。

波維所參與的運動,旨在將食品的意義從生活中必須履行的程序改變為生活中的樂趣,他發表了以下言論:

當人們不再想在家吃飯,或者自己做飯的時候,家庭就開始分裂了。那些甘於此種命運的市民容忍著失敗的食物體系,他們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努力嘗試為他們的孩子準備一個光明的未來。事實上,他們自甘陷入普遍的疏遠症。他們必須儘快認識到這一點。

兒童和成人一起就餐的效果更好,這個道理並不像火箭科學那樣高深。但波維看到了更深的層面——當成人抽出時間準備食材、將食材轉變成可口的飯菜,然後一家人一起品味飯菜時,效果可能會更好。

而且我們仍然還面對這樣的問題——誰有時間和金錢做到這一點呢?

試圖理解如何應對這種挑戰的途徑之一,就是審視已經開始在農村和城市貧困人口之間建立聯繫的運動。如果農場的工作能夠得到更合理的報酬,農場工人不用再離開農場尋找維持生計的工作,那麼每個人都有能力保持合理科學的飲食。這一過程中,將這些運動食物體系中的政治因素放到了首位。

在南非,彼得·德威爾是工作權利運動的一位組織者。他並沒有為窮人呼籲廉價的食品——這在前兩個世紀是解決城市飢餓的一種途徑。相反,他主張根除貧困,這樣每個人都能夠吃到健康食品了:

如果你負擔不起,還是要吃廉價食品,這有什麼意義呢?除非你已經有一份維持溫飽的工資和穩定的收入,否則你不可能吃得起像樣的健康食品,這就是我們發動這場運動的原因。商業和政府部門不願意在這方面花錢,但這是我們所要爭取的。這些其實就是麵包和黃油工會所做的事情。在南非,大多數情況下,工會組織的所得都源於工人。對於那些沒有工作的人,工作權利運動和其他類似的運動試圖通過協調相關方面為其提供維持生存的收入。我們正在促使政府大量擴充公共部門以提供更多工作機會——更多醫院、更多學校、更多老師——所有這些都是連鎖效應。而且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是人們的飲食得到了改善,而且人們的教育和健康水平都會得到提高。

所以,當食物政治最近的歷史已經轉向為城市工人提供廉價食品,以預防敵對情緒時,已經有一些激進組織在抵制快餐食品了。與簡單充飢不同,它們不僅要求健康的食品,還要求有更加完整的人生,它們要的不是匆忙準備的廉價食物,而是長期擁有較高的工資、就業、健康和尊嚴。

我們為何要抵制垃圾食品?

《糧食:時代的大矛盾》,作者:[英]拉吉·帕特爾,譯者:郭國璽,出版: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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